4．神灭神不灭
慧远继承了先师道安的遗风，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传播佛教，而且比较喜欢说一切有部的法性说。
他和罗什有过书信往来，向罗什请教佛理的时候，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和困惑。这些文献后来集成《大乘大义章》。慧远跟罗什最大的分歧，在“神灭神不灭”等重要问题上表现出来。
罗什到长安的时候，慧远派弟子回信致意，并送上袈裟等礼物。罗什回函，称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其后，罗什要回故乡，慧远即去信表示遗憾，并写下自己研究佛学的十几点困惑，请求罗什予以指教。慧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法身、神我、灵魂是否存在、是否永恒不灭。他本人是坚信这一点的，但是在论证上有时又感到难以自圆其说。
最初的小乘经典阿含诸经中，世尊对这一类问题都是“置答”的，认为它们都是戏论，问题本身就没有提对。后来世尊在其他场合则有种种方便说法，龙树把它们归纳到中观之论。罗什是中观学家，他认为：无论“有、无、非有非无”都是戏论，只有作为方便说法才为佛家大乘所认可。
而慧远可能受到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法胜的名著《阿毗昙心论》的深刻影响，执著地追求一种确定不移的真理、不死的灵魂、不变的法性。
不过《高僧传·慧远传》中称，起先，中土没有涅槃常住之说，只是说寿命长远而已。慧远却感叹道： “佛是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耶！”因此写了《法性论》。罗什见了，赞叹道：“边国人没有经典，就跟佛理暗合，岂不妙哉！”好像罗什挺赞成似的。但有人认为，依《大乘大义章》看，他们的分歧很大。虽然后来有法显翻译的《涅槃经》，提出佛性或涅槃常乐我净，使人觉得这是对鸠摩罗什的婉转的批评，可是就是在《涅槃经》里，如来也并没有死执佛性是“常”，说“常”只是为了对治那种以为“无常”就是绝对真理的观点；而为了对治“佛性是常”，如来在《涅粲经》中又说“佛性非常非无常”，其实这话同样不可死执。我们知道，后来禅宗六祖慧能正是用“佛性无常”来解释《涅槃经》“佛性是常”的命题的。慧能的“对法”或辩证法运用自如，在对于佛性的理解上跟鸠摩罗什并无二致，似乎跟慧远不同。
这使我们想起了释迦牟尼涅槃前留下的一首偈子，头两句是——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
东土有众生，可以付大乘——花荣南北
南北争列国
废佛兴佛忙
一、开怀才捧出，横溢是花香
魏晋以来的列国争战到南北朝（420～589）达到高潮，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交融比春秋战国更加广泛深刻。
本土的儒道文化进入裂变新生期，跟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互为表里；外来的佛教文化呼啸而来，大批胡人口操一派胡言，却用有点生硬的汉语译经说法，各路大师犹如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出国求法的潮流此伏彼起，甚至达到舍生忘死的程度。佛典的汉译此时多已“功成名就”，围绕经典的理解问题风起云涌，人们为至关重要的佛性问题嚼烂了舌头、写断了笔头。一种外来文化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实属空前。
如今，没有几个人再为佛教是否属于中国的东西而犯愁，反倒是许多人以佛家正宗自居，谈论佛教后来如何回馈印度的问题。可是在当时，人们却为“以夏变夷”还是“以夷变夏”伤透脑筋，一些人欢呼新生，一些人如掘祖坟。不过，历史却是这样走过来的：伴随着春秋原典的不断更新和佛教文化的深入骨髓，中国人的称谓也从“秦人”、“汉人”变为“唐人”，走向一个从未有过的全盛时代，并长期领先于当时的世界。而中华民族不只在文化上，就连血液和遗传基因都打下了异民族的深深烙印。总的说来，奋发向上的中华民族正如一个蹭蹭往上长个儿的年轻小伙，面对来自异国他乡的菜肴，胃口极好。
随着南北朝各种对立的演进，两晋之际北方转重儒家，北方王宫贵族纷纷南下，其原有的玄学随之南行，影响所及，使东晋佛教“北寿南远”
时罗什门人重学理、慧远僧团重修行的“北理南行”格局，来了一个大倒转，形成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的佛学基本态势。而道教在南方以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在北方以寇谦之为代表，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展开活动。儒家在佛道二家的狭缝之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和震荡，竭力通过吸取新的营养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
帝王崇佛是南北朝佛教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南朝的宋文帝（424～453）、梁武帝（502～549）、简文帝（550～551），北朝的北魏文成帝（452～465）等，都是著名的崇佛帝王。南朝到梁（502～556）的时候，寺院共有2846所，比东晋猛增1000余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剧增三倍多。帝王崇佛甚至导致僧人把帝王直接看作“当今如来”，加以礼敬，这里儒佛二家实质上已难以区分。
二、飓风吼海啸，骇浪惊慈航
另一方面，无节制的扩张所带来的鱼龙混杂等弊端，以及新旧、中外文化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乃至佛教内部的不同意见，也导致此时期多次大规模排佛。仅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的排佛，就勒令还俗僧道200多万；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又没收寺庙4万所，还俗僧人300万。佛法航船经受了冲天海啸般的严峻考验。
著名的排佛事件，佛家称之为“法难”，中国佛教史上共有四次，叫做“三武一宗之厄”。其中有两次都发生在北朝。
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灭佛，一次是北周武帝灭佛。
北魏从道武帝（386～409）建都平城（山西太原）开始，鲜卑拓拔氏历经几代不断向中原迸发，在统一黄河流域的过程中，也接受了佛教。太武帝（423～452）作为锐意武功、平定祸乱为先的一代帝王，跟其他北魏帝王一样，逐步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儒道佛都曾学习尊崇和倡导。开头太武帝信奉佛教，后来在寇谦之的弟子、大臣崔浩的推荐下，改为遵奉天师道，拜嵩山的寇谦之为天师，并改元为“太平真君”。接着就多次下诏灭佛，以儒家正统自居，将佛教视为外来妄诞之说、违背人情，历数佛教破坏政教礼仪、导致历代丧乱，应当予以彻底取缔。这自然有僧尼信众自身的不是，不能说诏书全是妄言。值得注意的是，老庄也一并在斥责之列。而寇谦之本人是否赞成灭佛，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由此也可看出老庄和道教、天师道的复杂关系，而寇谦之又把大量的佛儒内容吸收进天师道。但结果是，根据446年的诏令，一切佛像胡经，全部打碎烧毁；所有沙门无论老少，统统活埋击杀。佛教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打击。到448年，寇谦之死，450年崔浩被诛，452年太武帝被太监杀死，文成帝即位，才下令复兴佛教。
北周武帝544、577年灭佛，跟北魏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不杀僧人，只毁像破塔烧经，强迫僧人还俗，寺庙归于王公贵族；第二个不同，是佛家和道家都在扫荡之列；第三个不同，是奉儒家为正宗，以此会通儒佛道三教，其灭佛准确地说不是“灭除”，二是“整顿”，不过太过火；最醒目的是第四个不同，僧人卫元嵩上奏朝廷，从大乘佛教“大慈为本”的精神出发，批评当时佛教界大行像法、大造佛像寺庙佛塔、劳民伤财、空谈慈悲、不做实事、贪婪腐败等等坏处，主张废除佛像佛塔；彻底改革佛教，将世俗社会建设成真正的盛行大乘佛教的理想社会，不分道俗，不论亲疏，就以城隍为寺塔，以周主为如来，以城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等等。认为这就是振兴佛法，否则就是灭佛法。周武帝灭佛受到卫元嵩奏折的强烈影响。不过，后来道宣（596—667）在他的《续高僧传》中，认为卫元嵩的本意不在灭佛，而是受到龙树《大智度论》中关于天王佛不穿僧衣、不乞钵食、以“俗形”成佛等事的影响。道宣批评的只是卫元嵩道理上讲得可以，做起事来就不一定那样。因为那是大乘之说，一般人不容易做到，必须一道一俗，两个轮子同时滚动才好。其实前此就有高僧慧远给桓玄整顿佛教的措施出谋划策，排佛不一定对佛教不利。《金刚经》说：“所言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是值得深思的。
周武帝“整顿佛教”，将数百年来一切佛塔扫地以净，还俗300万人，退寺庙4万座尽赐王公。可是到578年周武帝去世，宣帝继位，佛教很快就复兴了。
滔滔出国潮
悠悠达摩船
一、学子别父老，舍命西游去
出国“留学”从朱士行首开其例之后，逐步形成潮流，到晋宋之际，出现高潮。先后有慧睿一人、智猛一行15人、道泰一行29人、法勇和僧猛一行25人等不畏路途困顿艰辛和生命危险，纷纷出国求法，带回宝贵的经典和异域文明。最有名的，是南方的法显、智严、宝云等人；北方是宋云、惠生等人。
法显一行四人，出于个人的信仰，在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途中遇智严和宝云等，一同西进。游历斯里兰卡和印度等29国，历尽艰险，其中慧景死在小雪山，宝云等中途返回；道整滞留中天竺不归，只有法显一人完成了这一求法的伟大长征，于413年胜利回到建康，共访学15年，带回《长阿含》、《杂阿含》、《杂阿毗昙心论》、《方等泥洹经》等经典。回国后他写出著名的《佛国记》。他和别人共同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对中国佛教的佛性论思潮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发作用。
惠生和宋云518年的出国则是北魏的一种政府派出行为。惠生是洛阳崇立寺的僧人，宋云是敦煌人。当时北魏孝明帝年仅9岁，胡太后听政，信奉佛教，派惠生、宋云出国求法，并传播中华文明。二人应命从洛阳出发，历经于阗、波斯等十数国，4年之中，迎请佛经170部，都是大乘经典；同时也弘扬了国威和华夏文明，甚至使外国（乌苌国）君王以为华夏就是佛土，发愿下辈子投生中国。
二、高师观气象，缘熟东渡来
跟国人西行求法大潮相呼应，外国僧人来华传法也涛生浪涌，水涨船高。其中，印度僧人最多，其次是罽宾、师子国、扶南国人。南方的建康是南朝的来华僧人聚集的中心；在北方，北魏洛阳的永明寺是当时世界佛教最兴盛的圣地，竟接纳百国沙门3000多人，盛况空前。外宾来华，看见中国经济文化之发达，大为惊叹。菩提达摩盛赞洛阳永宁寺“实在是天宫，地上所没有的！”而外僧的精密思辨和渊博学识也使中国人大为佩服，改变了先前认为“夷狄贪婪不仁”的偏见。
他们来华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是陆路，从中亚和印度越过葱岭，到塔里木盆地的南路或北路，经阳关、玉门转入河西走廊，进入内地；或者从中亚和印度取道天山北边和伊犁河流域，再转到内地。一条是水路，从广州乃至青岛等沿海城市登陆，再分赴全国各地。
来华的名僧众多，译经的盛况，胜过以前任何时期。除许多新译之外，也有很多重译的。如厨宾人求那跋摩（功德凯），一个人诵经100万余言，译经10部18卷。两晋时期译经主要靠罗什一家坐镇长安，南北朝的译经集团却是四处开花，声势更为浩大。主要的译经集团有四个——
1．南朝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佛陀跋陀罗（觉贤，359～429），北印度人，译《大方广华严经》、《达摩多罗禅经》、《大般泥洹经》等经13部25卷；求那跋陀罗（功德贤），中印度人，译出《杂阿含经》、《楞伽经》等25部134卷。
2．北朝菩提流支译经集团：菩提流支，北印度人，在洛阳译经30部101卷，主要译作有《入楞伽经》等。
3．南朝真谛译经集团：拘那陀罗（真谛），西印度人，翻译《十七地论》、《摄大乘论》、《唯识论》等经论49部142卷，自作义疏19部134卷，共68部276卷。
4．凉州昙无谶译经集团：昙无谶（385～433），印度人，翻译佛典《大方等大集经》、《菩萨戒本》、《大般涅槃经》等19部131卷，60多万字，其中《大般涅槃经》“人人有佛性，个个可成佛”的观点，最具有大乘气象，也最对中国人的胃口，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风靡全国。
除了上述译经名僧之外，还有一位什么经也不译、在当时影响不是最大、给后世的震撼却是最为深广久远的印度僧人——菩提达摩。
因为他在少林寺面壁打坐9年，被称作壁观婆罗门。达摩是得道之人，他来中国，完全以其无上道行取胜。其佛理融通无碍，运用自如；机锋转语，方便接引；更以绝妙禅法，以心传心，付与弟子，独创中土禅宗。法脉传承计有六大祖师，五大派系，所谓“一花开五叶”的美谈，正是指此。禅宗对中国往后历史的影响，可以从这个情况看出——后来许多人说起中国佛教，立即想到禅宗；说起禅宗，以为就是中国佛教。
在佛教典籍潮水般涌人中国的时候，菩提达摩看到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机缘成熟，可以到东土来创立他的“教外别传”的一宗了。中国佛教走到这里，已经可以从理论介绍学习，转向运用、驾驭和超越理论，升华到身体力行的修行阶段，达到理行合一。“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到这里开始显示它的力量。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行。而在行的过程中，师傅一句话对机，胜过弟子所读千万卷书，使人豁然大悟，证得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