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仿佛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因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在“现代性”的文明和文化中浸润既久，已经习惯了“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评价方式：人类文明必然且永远是进步的，进步意味着目标和方向，而进步的目标和方向总是惟一的，进步的趋势总是不断扩张、不断壮大与不断普遍化的。这就是典型的“现代心态”（modern mentali-ty）。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人类历史的进步，进步的确是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但进步的目标和方向是否惟一？进步是否只有扩张性、普遍化的方式？进步的价值方向又由谁来标明和确定？姑且认定这一切，全球化是否像某些人所想像或设计的那样必将如此这般，而非这般如此？在这个经济贫富严重不均、政治力量严重失衡和国际秩序并不公正的当代世界里，人们，尤其是那些处在弱势地位的人们或民族有理由问：如此这般的全球化究竟是“由谁主导的全球化？”又将是一种“怎样的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支撑的全球化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而只是一种媒体帝国化。所谓全球金融体系，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越来越像是美元帝国体系，因为它使美国成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惟一的债权国，使美元成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轴心。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众声同调的时候，更应该注意那些哪怕是极少数极其微弱的、来自遥远的边缘地带的声音，以弄清楚我们在步履匆匆时是否遗忘什么？我们过于匆忙地上路是否会忘却“回家的路”（汪丁丁语）？如果我们的合唱真的掩盖了那些微弱的“不同的声音”，是否会偏离人道和人性的基调？为什么我们非得用同一种声音歌唱？单一的或同调的合唱一定是人类最美的音乐吗？那么，为什么贝多芬、莫扎特要创造多声部和复调来表达他们美妙无比的旋律呢？“现代性”（modemity）首先是一个人类奇迹，它产生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进步理想。但“现代性”同样只是人类创造的奇迹，而不是神或上帝创造的神迹。如果我们承认人不是上帝，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人的创造和创造物如同其创造者自身一样，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换句话说，人自身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创造和创造物也只可能是有限正确或美好的。作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类的创造性成果，“现代性”本身并不是没有缺陷的。
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的高效率，并不能自发地解决人类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问题。民主政治的理想达成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方式。
即使是在同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欧洲国家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民主政治模式也并非一律，更不能因为它们在社会实践上的时间领先性而自许为优越先进的现代政治模式。较早的并不一定是较好的。至于科学理性和科学技术进步，我们更不能用某种单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很明显，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并不是自生的，根本上取决于它们的社会运用。生化武器的制造和运用与生物基因产品的生活利用决不是相同性质的，而且，即便是生物基因产品的生活利用也无法确保必定永远是善的或好的，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看来，如果我们仅仅抱着一种“现代性”的心态来看待全球化，恐怕是有问题的，一如我们这样看待“现代性”本身一样。好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全球化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给人类创造新的文明与繁荣，也可能带来新的文明和文化问题。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达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双重性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会更大更严重。
这就好比三国时期，曹操采纳庞统先生的连环计一样，将战船链成一体，的确可解决北方将士不习水战的眩晕问题，但遇上孔明的火攻，反而变成了战败的祸根。这则典故可以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普遍化的原理与特殊的实践和条件并不一定永远相互适应，在注意普遍经验和原理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特殊情景和具体条件，比如说，地方性、环境、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等等。一场战争如此，一场浩大的社会实践运动更是如此。全球化没有例外。
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
全球化的“文化乡愁”（cultural nostalgia）与“现代心态”是当今全球化运动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既相互伴生、又相互抵牾的两种典型心态或情绪。如果说，全球化的“现代心态”激励着现代人类追寻世界大同的单相进步主义和未来乐观主义的社会理想，那么，“文化乡愁”则是人类在这一理想追寻途中难以消除的精神情结。因而当今英国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兰·罗伯森把全球化中的这种“文化乡愁”又称为“现代性的乡愁”（the nostalgia of rfxxternity），它是与全球化的现代心态相伴而生的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普遍心理症侯之一。
罗伯森对全球化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表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文化乡愁”具有某种“家的意识形态”（the ideokgy of home）性质。它指的是，现代人在追求全球价值认同的现代化过程中，情不自禁地产生的一种“无根失据”、“无家可归”的怀旧情绪和“思乡病”。它与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浓厚的历史失却感和文化（传统）认同缺乏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现代化的进步中享受和感受着物质技术文明的繁荣与快乐，都市时尚、快捷交通、便利消费、大众文化、以及摩登时装、轻松音乐、模式化程序化的工作节律和天下大同式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确乎像罗伯森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在日益“压缩”，巴黎与东京不再遥远，东方少女与西方情郎可以在同一间网络聊天室谈情说爱。地球成为举手投足间便可漫游一周的村落（所谓“地球村”），时代的万千变化可以化作个人自我瞬间的感觉。这一切，并非时间与空间的形态本身发生了改变，而仅仅是因为现代人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发生了逆转：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魔力作用下，空间被压缩，时间被凝固。然而，现代人在感受这种全球化通感和现代化瞬间的同时，却不时滋生出几许“流浪者”的思乡情愁。
是啊，现代人的确远离了自然——现代化本身即是对自然的征服，现代社会即是对所谓“自然状态”的历史性超越，远离了偏僻古老的故乡——跨区域、跨国界的人口迁徙被看做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人的眼前，不再见老牛风车，黄土高坡，只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可这现代化的情景怎么也无法挡住他们心中对家乡烈酒故知的怀念。“思乡的人儿流浪在外头”，“他乡没有故知，没有烈酒”，怎不教人“愁更愁，情更忧”呢？这是一种漂泊的酸楚，是全球化途中的现代人心底的隐痛。为了排遣这种无限的酸楚和隐痛，现代人越来越向往远离都市的乡村和自然风光，越来越稀罕快餐饮食或人造食品以外的小米稀饭和农家小吃，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然生态和环境之于自己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极端重要性。与其把这种现象简单地视之为现代人的反朴归真，不如将之看做现代人寻求摆脱自身“现代性焦虑”和“文化乡愁”的无奈之举。没有人愿意接受中国古老道家“归隐山林”的养生之道，但同样也没有人能够全然忘却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文化根源认同的全球化人。
然则，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实践本身就是现代人产生“文化乡愁”的原因。相反，人类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选择是建立在自身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人类数千年的文明进步历史给人类的这一选择提供了无数经验和事实的正当合理性证明。问题在于，现代人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当代观念陷入了困顿和矛盾：过度的现代性心态和普世主义乐观情绪，让一些现代人、特别是一些现代知识人产生了文化传统的遗忘症和必要的历史感。他们不知道，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本身一直就是一条没有间断的生长链条。
正如希尔斯教授在其《论传统》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人类永远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之中，而不是超身其外，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超出他或她所寄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之外。现代性的全球化不是福山所妄言的“历史终结”后的世界性产物。也许，福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美籍日本人身份、甚至是根据他自己作为美国人与日本人的混学儿的特殊出身，作出可以将血统、自然出身和国界忽略不计的全球化推论，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和人类看做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不记住他的日本母亲和美国父亲，以及他父母和他本人的国籍。而对我们更多的现代人来说，就更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永远无法否认和忽视的事实：无论我们自己多么现代化，无论我们的世界多么全球化，我们都不能不记住我们自己来自何处（where we come from？）。而只要我们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的历史，我们各自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差异并不排除同一，异质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避免。恰恰相反，它们意味着丰富多样，意味着个性创造和自由竞争，意味着真正健全的人类现代化和全球化世界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才使得人类世界的文明进步具有活力和动力，有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基因”保障，如同只有有了丰富多样的生命基因保障，才能确保人类自身生命之链的无限繁衍一样。就此而言，文化的多元发展，民族和国家的多元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及政治的多元发展，并非如某些人或某些思想家所以为的那样，必然会成为全球化的障碍。在我的思想和理论中，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人类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福音。
急就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定于同月十五日深夜北京西郊蓝旗营小区悠斋
（原刊于《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