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个政治前提是军事上“不卷入战争”。经验告诉我们，战争硝烟弥漫之处，所有现代化的目标和预测模型都将面I临崩溃，都要推倒重来。与此同时，自然条件上不出现大的灾难，特别是瘟疫，也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前提。过去，我们以为瘟疫或者大面积自然灾难对我们致命的冲击很遥远，但是2003年“非典”一役，我们知道它不遥远。
25年后相约做“富民”
刘伟教授通过研究得出结论：2000年，中国人均GDP突破800美元，在上述假定前提下，再过5年，即到2010年，中国的GDP水平将比2000年增加1倍，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就是1600美元，参照世界银行标准，就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阶段性的提升。
还是这些假定条件不变，再过15年，也就是到2020年，中国GDP的水平将比2000年增加4倍，人均将超过3200美元，这即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目标的由来。
仍然假定这些条件不变，25年后中国的变化将更加惊人。根据经济学家们的保守推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将比2000年增加10倍，即达到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超过2400美元就是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超过8000美元，就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历史内涵是指这个国家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已经完成了，实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这样的发展目标。这个国家，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2030年基本完成，其中，发达地区更快一些，落后地区到2030年可能完成不了，这里说的是全国平均，或者大部分总体的一个情况。
再过45年，到2050年没有意外的话，中国将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发达社会，从而结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刘伟自豪地认为，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能够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无疑是对世界经济与世界文明最卓越的贡献。
“痛”并“快乐”的经济学难题
世界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幅将不低于7.2％。在中国，与高增长如影随形的经济现象，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仍久治未愈的“低通货膨胀”。
刘伟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遇到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三大矛盾：一是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过快，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增幅过大，导致经济中一系列矛盾发生；二是物价总水平不高，但通货膨胀预期值和通货膨胀结柯性上涨的压力很大；三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恢复十分显著，但是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却反而继续攀升。正是这三大矛盾，使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失衡。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是在9.3％～9.5％之间，有人认为超过9％就快了，意味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加过快，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过快意味着物价上涨的压力过大，意味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要求经济政策紧缩。通过量化分析，刘伟认为这并不算快；与之不同的是，改革开放26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平均每年是13.5％，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13.5％左右。理论与实证研究显示：上限不超过23.5％就不算过热，下限不低于3.5％就不算过冷。现实情况却是：2003年，固定资产增幅达26.7％，明显超过了上限，2004年更是高达28％左右。从统计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确实增幅过大。其在生活中表现为：重要投资品，特别是钢材、铝材、水泥等近两年价格一涨再涨，居高不下，能源短缺现象日趋严重。
刘伟认为，本来一个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或者过冷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或者过冷的原因。但是中国不一样，导致宏观经济选择很难，到底现在是紧缩还是扩张？宏观经济政策是两大方向：一个是刺激需求，放松银根，增大财政支出；一个是收缩，提高存贷款的利率，收紧银根。现在中国的经济，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是扩张还是紧缩？一紧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掉到平均速度之下，一系列的衰退，特别是前些年的衰退局面、不景气局面、失业率升高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但是如果现在不紧缩，采取扩张，进一步刺激需求、刺激经济也有问题，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的增幅已经相当大，供求矛盾的紧张局面已经相当严重了，进一步刺激需求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刘伟分析认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有可能带来灾难和危险。通货紧缩是物价水平下降，前提是这个社会的需求减少了，需求疲软。需求一减少、一疲软，意味着工业和商业企业销路不畅，卖不掉东西，等于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增多，企业资金周转速度放慢，企业会计账目上应收未收款就增大，我们俗称叫三角债，相互拖欠，到期债务就还不了。按照有关法规，到期不能偿债就进入破产程序，这意味着破产、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增多，经济增长速度就放慢，经济不景气、经济萧条，失业率就上去了。所以，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通货膨胀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但是通货紧缩使社会上更多人没有钱，使失业队伍越来越大，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对社会的冲击要比通货膨胀严重得多。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恢复显著，与失业率不降反升的矛盾，同样困扰着政府与经济学家。
以经济学常识分析，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失业率应该下降。经济增长速度高说明经济活跃、就业机会增加快。中国的情况却有悖常规——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得相当显著，1998年到2002年5年时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7.3％，明显低于改革开放26年来的平均速度9.4％；2003年增幅为9.3％，2004年是9.5％，9.5％的速度比7.3％高出2.2％，也就是说我们比前两年明显得到恢复。
从7.3％拉高到9.5％，已经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应该说恢复的速度和程度相当快，相当显著。但是，1998年的时候，中国官方登记的城镇破产企业工人到社会失业保障中心登记注册、领取有关失业保障金等的劳动力人口，占城镇劳动力人口比例是3.8％；到2004年，政策控制的目标，是争取官方登记失业率不超过4.5％，实际情况估计达4.8％。刘伟认为，这一矛盾的原因包括：伴随市场化加快，竞争加剧，各企事业单位减员增效的速度加快，加大了隐蔽性失业；还有工业产业结构急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排斥劳动，资本排斥劳动。过去贷款一个亿的项目，可能雇一千名工人，现在可能只雇几十个工人，要看行业、技术含量、资本密集程度，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国家计委有关测算显示，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20个世纪的90年代，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平均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岗位是90多万个。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不断深入的进程，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资本密集程度、市场竞争程度自然就排斥劳动，虽然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恢复了，但是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这里仅仅讲的是城镇，还不包括农村劳动力。
刘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继续扩张的政策，有可能使经济增长超过12.4％的上限，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各种紧张局面加剧；如果紧缩，对经济增长速度加以控制，失业率会比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时不降反升，失业率会进一步恶化。
这三个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和过去相比要复杂得多，因此，既不能简单紧缩，也不能简单扩张，必须松紧结合、交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