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至今，从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而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到GDP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居高不下而引发学界对中国经济过热的担忧。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可谓横“坎”于前。政府为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采取宏观调控，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波及长沙。在工程机械行业，“持续井喷”的欢呼声未落，“遭遇寒流”的惊呼声又起。于是，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备受境内夕卜金融界、学求界和企业界矣注。2004年8月26日，著名经济学者余斌登坛“中联重科”，阐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走势和宏观调控策略，为企业在调控中寻找大的商机指点迷津。
余斌简介
著名经济学者，湖北京山人，1 964年7月出生。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博士；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主要著作与译作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外国经济评论》、《经济学》、《证券投资收益与风险分析》等。
纵身跨越这道“坎”
——余斌论宏观调控及企业发展应对策略
1000美元是道“坎”
2003年，中国即使遭遇严重非典，经济发展非但没有减速，反而以高达9.1％的增长率，创下历史新峰点——GDP在2003年达到116694亿元人民币，约合1.4万亿美元，总量位居世界第6位。此前，从1997年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增幅每年保持在7％～8％左右。
与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相对应的另一个宏观经济数据，是人均GDP数量。2003年底，我国总人口约12.9亿，用经济总量除以总人口，得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9030元人民币，按市场汇率计算，约合1092美元，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该数值世界排名在130位以后。
从数据上看，中国仍属经济欠发达国家。但是根据经济学研究，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内，其人民消费主要是购买彩电、冰箱等价值1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大宗耐用消费品，当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消费将转向价值超过lO万元的汽车、住房等产品，由此导致国内消费结构急剧变化。因此，有经济学家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视为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道“坎”。
人民币换更多美元于国不利
对于普通百姓，如果8元人民币能兑换2美元甚至更多，那可算是件美事。可余斌研究员通过分析认为，这种通过改变汇率使人民币升值的“美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却是弊大于利。他认为，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4个不利影响：
一是直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值，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譬如，一支在中国卖8.27元人民币的笔，按当前汇率出口美国，理论上卖价为1美元，汇率升高到l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同样这支笔，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售价就上涨到1.5美元，这将不利于外贸出口的增长。
二是会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提高进口产品的竞争能力。
三是不利于中国吸引外资。中国从2002年开始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最多的国家，通过吸引外商，同步输入外资带来管理、市场营销、技术以及国际经营的新理念、新经验，有益于帮助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是对中国经济、金融秩序构成威胁。例如，外资将根据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升值前进入我国证券、债券、房地产等行业，待升值以后，将金融和房地产产品大肆抛售，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出市，获取与人民币增值率相同的高额资金回报，对于其靠资金炒作的金融等行业将带来致命打击。
“零地价”背离价值规律
中国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但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不到50％，非常稀缺。由于人口众多，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由此可见资源状况不容乐观。
按照经济规律，土地资源紧缺，需求又很大，价格应该会高。但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以鼓励发展为由，不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开出“零地价”招徕外商。余斌研究员认为，这导致土地的价格严重背离土地的市场价值规律，从局部和眼前考虑或许会有利可图，但从全局和长远考虑，却属于典型的盲目、非理性开发土地，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弊大于利，不值得鼓励和倡导。目前，土地的合理高效使用与有序开发，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宏观调控要“点刹车”
宏观调控的原则可简单概括为“适时”、“适度”。这表明政府对经济实施调控，一方面要治理经济过热，另一方面仍需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余斌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过热主要表现在钢铁、水泥、房地产等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这就像汽车驾驶中的“点刹车”，在经济过热时，缓慢减速，实现调控预期的“软着陆”。
交棒于“无形之手”
根据经济学理论分析，宏观调控涉及货币政策收紧、产业政策收紧，也包括汇率调整。从实际来看，2004年上半年，国家有关统计显示宏观调控已取得实质性成效。余斌研究员认为，目前，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对投资相对过热的房地产、汽车、电解铝等行业实行调控，但从长远考虑，宜更多依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调控经济，实现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完全转型。
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企业行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最热的问题。余斌研究员认为，在经济转型期，很难保证企业投资行为都理性、都合理，但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却最终能实现优胜劣汰、资源优化配置。目前，中国刚刚走向市场经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是杜绝地方政府主导国有资本进入投资过热的领域，少做那些无益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中国经济过热五大理由
政府要对当前经济采取宏观调控，其前提是经济运行出现了过热。为什么说经济过热？余斌研究员列举了以下5条主要理由：
增长率超过警戒线
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实际水平远远高于我国政府预期目标。政府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综合测算的预期增长目标为7％左右。到2003年，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却达到9.1％，2004年，我国一、二季度平均实际G：DP的增长率再攀新高，达9.7％，预计全年增长将达9％。这比政府提出到2020年翻两番所需实现每年增长7％高出太多。
经济增幅不像企业利润和孩子学分，越高越好。盲目追求高增长的后果，就是在我国局部地区和一些领域出现明显过热的苗头和趋势。竭泽而渔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投资拉动超负荷
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消费、投资、出口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已超负荷运转，其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长已明显过快。一般来讲，投资年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下属正常水平，但在我国，2004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已达到28.6％，远远高出正常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投资高速增长的结果，是许多行业和领域出现大量低水平重复投资和盲目投资。比如钢铁行业，2003年增长达100％，2004年上半年仍以60％以上幅度挤入。
信贷规模肿胀难消
近年来，我国即使对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进行了调整，可信贷规模盲目扩张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据统计，2002年，我国信贷额为1.2万亿人民币，到2003年竟增至3万亿人民币。信贷规格肿胀难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价格严重背离了资金的市场价值规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利率直接影响货币供需，使其自动保持均衡。在目前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少数信贷主体，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之所以对利率毫不敏感，其根源就在于企业对贷款从始至终就没想到要还。
基础产业助推乏力
从产业发展来看，近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
而正是因为在煤、电、油、运等基础产业全面亮起红灯，与其相关的产业因受瓶颈制约导致发展减速。这说明，目前我国基础产业还处于供给乏力的幼稚期，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保持高达9％甚至以上的速度增长。
各色产品涨声一片
2003年遭遇非典以后，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开始上扬。2004年6月，CPI物价指数已经上升了6.5％，CPI是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在一些行业，原材料、能源、运输等价格上涨带来的生存压力已经显现。这种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虽然被一些经济学家框定在温和的通货膨胀范畴，但其导致相关企业竞争力下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过热经济这样“软着陆”
政府宏观调控选择的“着陆”点引人关注，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宏观调控目标，从宏观经济数据来衡量，可用4项指标表示，即：2004年，经济增长8％左右，物价涨幅低于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于5％，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余额小于3万亿元。对普通百姓而言，新增1300万个就业岗位，才意味“软着陆”成功。
据余斌研究员分析，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来自三方面：每年有1000万人口新人劳动领域；国有企业下岗分流每年有600万人等待再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以1000万的规模进入城市。应通过宏观调控，实现通货膨胀与社会就业的均衡。
余斌研究员感到忧心的是，基于中国劳动力过剩而资金较为稀缺这一国情，一些企业仍选择发展资金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果是，资金因背离其市场价值规律而收益甚微，而富足的劳动力得不到有效利用而大量闲置。结果，各项资源都不能得到优化配置，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会因扬短避长，难以真正实现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