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摆脱那种大家都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东西，抛开了理性的引导，不仅不去接受理性的真理，而且还竭尽全力攻击它，要用脑袋去撞开这堵石墙，即便是撞不开它，也不能向它妥协，无论会遭到怎样的指责、排斥、屈辱、鞭打、摧残，也在所不惜，走出地下室，离开“全体”注定生活于其间的洞穴，脱离由规律、原则、自明对人统治的迷宫，摆脱“正常”人的“理想”王国。
康德尽管写了《纯粹理性批判》，但他不敢批判理性，并且还想把形而上学变为数学、自然科学一类的精确的“实用”科学。事实上，康德的批判只是表达了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坚定不移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永恒原则是没有的，这个原则得以支撑的、有充分根据的规律，仅仅是钟爱自己和把自己奉为神明的一种自我暗示，他为自己头上和整个世界笼罩着纯粹理性的可怕的统治而感到痛苦，也为自己与大家、“全体”、法则、理性的对立而深感绝望：永远呆在地下室，并且相信地下室的生活才是人的真正生活，最高的生活，把地下室视为唯一现实的、唯一可能的世界，把判定一切是好还是坏，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至高无上之权交付理性，毫无疑问，这是非人的待遇，是令人害怕的，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反对的。
另一方面，逃离地下室，用头撞开石墙，把自己与全体对立，要反对理性，反对自明真理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要知道，在永恒真理面前，牲畜和造物主都一样要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能不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一个人只有跟着大家走，并赞同人所共遵的判断，只有服从理性，得到严格不变的秩序的支持才能够活着。要是他擅作主张，敢作敢为，摆脱“全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说自己的真话，表达自己的怀疑、痛苦和绝望，就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就会被人永远逐出正常人所组成的共同世界而终生孤寂，陷于绝望的深渊。
因为，谁要忽视理性法则和基于理性之上的科学，谁就不能不受到大家、良心、科学和理性的惩罚。
可是，难道那些至死不渝都在崇敬理性、科学和自明真理的人就不应受惩罚吗？这些人生前就已漠视个性，无视个体存在，把自我变成了无意志、无情感的自动机，人性遭受扭曲甚至泯灭，变成了受别人或别的东西所操纵的非入，死后也是永恒原则的祭品，这种人被偏见所蒙蔽，至死都把谎言当真理，把非人生活永恒化，岂不可悲可怜？这难道不是惩罚吗？与其行尸走肉般活着，苟延残生，不如奋起反抗，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向墙和二加二得四的妥协是不可能的，凡是已有的现成结论和法则，即便是常识和科学所提供并由理性加以证明的东西，也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懂得了，知识不仅不把人引向自由。反而奴役和束缚了人。于是，他就到《圣经>；里去寻求启示，以反抗自明。
正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敢于面对痛苦、敢于正视绝望和濒临深渊的绝境，才产生了巨大的恐怖，也才有了超自然的灵魂紧张。因此，舍斯托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揭示出人的灵魂深处的呼告：向墙妥协不可能，用脑袋撞墙又是力所不及，世上有没有力量使人穿越石墙？我们应向谁呼告？而这种从绝望的深渊向上帝的呼喊就成了存在哲学的基调，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的主旋律。它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全部作品的源泉。他的《白痴》、《群魔》、《卡拉玛佐夫兄弟》，甚至垂暮之年的《作家日记》等一系列著名作品，都是对早期作品《手记》的广泛注释，到处可见启示真理与思辨真理的连续对质，都是为了克服自明，战胜思辨哲学，摆脱理性所作的灵魂拷问。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没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是不自觉地与黑格尔思想进行斗争，那么，克尔凯郭尔却是熟谙黑格尔的著作，完全有意识以战胜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生存的使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克尔凯郭尔青年时期曾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在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内心斗争之后，才憎恨、鄙夷黑格尔。但克尔凯郭尔一生也未摆脱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的阴影。他遵循命运的支配，感到自己完全处于他的理性如此渴求的必然性支配下，才开始理解<；圣经>；关于人类堕落故事的深奥和使人震惊的意义。这样，克尔凯郭尔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有力而狂热地表达了存在哲学的基本思想，两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探寻真理的方法上，都不无相似之处。并都同思辨哲学对立起来。两人都是抛开了黑格尔而走向《圣经》，走向特殊思想家约伯的。因此，舍斯托夫声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克尔凯郭尔第二。
黑格尔深信，《圣经》之蛇并未欺骗人，知识之树的果实是一切未来哲学的源泉。历史证明确实如此，知识之树的果实的确成了哲学之源，一切未来思想之源。不仅反宗教的哲学家，就连多神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哲学家都希望自己成为知道善恶的人。他们都认为，只求在禁树之果中寻找永恒的拯救，只应在理性中寻求真理，只有理性承认为真理的才是真理。理性真理就是永恒真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和顺从。《圣经》也必须由理性来解释，凡是理性难以证明的不可能和奇迹等东西都必须摈弃。一切都必须由理性来证明，凡能在我们理性面前证明多少，能为我们睁开的双眼看到多少，才能被我们接受多少。因此，黑格尔的名言“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只是说明一切只能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它并非黑格尔的独创，不过是近代哲学之父、杀死上帝的元凶斯宾诺莎之名言，“non ridere，non lugere，ne que detestari，sed intelligere”（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的意译。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哲学绝不是心灵的纯智力活动，哲学的基础也绝不是像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诲的那么惊奇。而是绝望。他的《重复》、《非此即彼》、《恐惧与颤栗》和《恐惧的概念》等书写的都是这个主题。
克尔凯郭尔谈到…要与举世闻名的导师分道扬镳，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铤而走险，发扬大无畏精神才有可能去反对伟大的导师。因为，他虽然英明伟大、通晓一切，是人类天才，然而“天才处处揭示天命，他愈天才，揭示得就愈深刻……尽管天才的存在光辉灿烂，意义深远，但这是罪孽。对此要有勇气才能理解。”英名流芳千古，被人们顶礼膜拜奉为救星的天才，由于他把手伸向了禁树之果，由于他助长了“将像上帝一样知道善和恶”这一无法实现的贪欲，由于他把空泛的虚无变成了必然，使之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任意宰割了人自由的意志，使任何敢于凝视它的人石化；由于他神化了理性、伦理、永恒和无限，漠视了人类的苦难、悲哀、诅咒等一切偶然、有限的个体存在，他就成了人类最大的罪人，成了人要获得自由的死敌。那些扰乱人类灵魂不安的问题，天才是不屑一顾的，天才高瞻远瞩的是那些雄踞于一切有限和暂时之上的东西，他要求人们只去“理解”，让人受永恒普遍和亘古不变的原则所支配。由此，克尔凯郭尔离开了黑格尔，奔向了自己的唯一救星——《圣经》中的约伯和亚伯拉罕。
克尔凯郭尔在伟大导师的哲学里感受到了一种致命的谎言和可怕的诱惑，即对主宰一切、并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真理的俯首听命，把我们毫无限制的自由和无限可能性的信仰去换取知识和理性、换取对僵死的永恒原则的奴隶般的信赖，难道这不是一种最可怕的堕落吗？
当克尔凯郭尔转向先知和《圣经》，他却发现了思辨哲学不曾谈到也不可能谈到的东西。先知说，“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一切非信仰皆有罪”。信仰向他指引了生命之树，生命之树的产生不是知识，也不是思辨哲学，而是存在哲学，存在哲学源自生命之树。这样，克尔凯郭尔就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存在哲学，并与源自知识之树的思辨哲学相对立。
舍斯托夫认为，克尔凯郭尔对存在哲学避免定义，因为克尔凯郭尔学习了苏格拉底的接生术方法，不是为了建构哲学体系，而是去帮助人们发现真正的真理，所以他采用“间接表述法”，亦即通过第三者的口吻说出自己的重要观点，其妙处是隐晦，把自己的思想暗示于人，启发人自己去领悟，去体验。因为存在哲学不像思辨哲学那样无视有限与偶然，漠视个体的存在，恰恰相反，它正在于关怀着每一个人的现实际遇，注视着每个人的苦难、折磨、悲哀与诅咒、绝望、呼告甚至死亡，它只是表明：“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的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那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存在哲学坚信：一个人无论从自己可怕的、堕落的、失望的境况中，还是像“主啊，我从深渊向您求告”（De Profundisad te Domine，clamavi）那样向上帝呼吁，都能得到拯救和自由，因为这是一位计算人的头发，关心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可爱的上帝，他会把人类的每滴痛苦的眼泪都揩掉。约伯遭受的恐怖、吉利米哀叹的恐怖、约翰威吓的恐怖等都会被创造宇宙和无所不在的上帝化为乌有。尽管这被思辨哲学视为荒谬的妄想、悖论和谎言，但却是《圣经》的启示。面对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各种恐怖，思辨哲学是无能为力的。
于是，克尔凯郭尔在《圣经》的感召下，以毕生的努力去克服自明、战胜自明。然而“反对理性去信仰就是痛苦”，这会被理性视为荒谬，需要信仰的勇敢精神，因为“信仰的骑士是控制一切有限的真正幸运儿。”有了信仰，约伯有过的一切又回归于他，亚伯拉罕又重新得到了儿子以撒。借助信仰，人不仅不会弃绝什么，失去什么，相反倒可以获得人应该得到和可能得到的一切，如果谁有即便是芥粒大小的信仰，那么，他就能移山倒海。因此，克尔凯郭尔坚决地把自由、信仰与罪孽、理性对立起来，正如把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与约伯和亚伯拉罕对立起来一样，他认为，与罪孽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自由和信仰。因为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摆脱罪孽，只有信仰才能使人从必然真理的支配下解脱出来，也只有信仰才能赋予人以勇敢无畏和力量，去正视死亡和疯狂。
由此，舍斯托夫指出，尽管克尔凯郭尔内心充满了“恐惧和颤栗”，有着种种“非此即彼”，为自己的“肉中刺”、恐惧、无能、昏迷不醒而从绝望的深渊中痛苦呼告，但他已经清醒地看到，约伯的哀号绝不只是荒谬妄诞、毫无裨益、令人厌恶的呼喊，这些呼喊已经开辟了走向真理的一条新路。克尔凯郭尔在约伯的呼喊中已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新生力量，它能使人返老还童，死而复生，使昏迷不醒、软弱无能的人重新振作起来，撞开石墙，摧毁大厦，震塌四壁，冲破思辨哲学千百年来对人的束缚和限制，回归生命之树。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的基调。他在自己的书中和日记中一再重复：“……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信仰的斗争就在于这一点：争取可能性的疯狂斗争。因为只有可能性才能开辟出拯救之路……归根到底只剩下一条：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有这时才开辟了一条信仰之路。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去信仰。上帝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上帝。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舍斯托夫尽管在晚年才知道克尔凯郭尔，但是，一旦舍斯托夫了解了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就马上埋头研究他；他认为，克尔凯郭尔虽然未必可以算作是哲学的经典作家，获得普遍的承认，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有着与众不同的作用，注定会在人类精神发展里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他的思想将不现形迹地渗透于人类灵魂。这就是舍斯托夫对克尔凯郭尔的评价。
可见，舍斯托夫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二人都有力地表达了存在哲学的基本思想，而且下定决心使启示的真理与思辨的真理相对立，他们都提出了谁也不敢提出的为不可能而斗争的任务。他们向人们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灵魂拷问的活生生的画面。
舍斯托夫的思想发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发展实际上有某种类似之处，尽管舍斯托夫没有服过苦役，也没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有过“大地震”，但舍斯托夫有自己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