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珊
信仰就是战胜自明性，也只有信仰才能推倒我们身上漫无节制的原罪重负，让我们能重新挺直腰“站起来”。这样一来，信仰就不是对我们所闻、所见、所学的东西的信赖。信仰是思辨哲学无从知晓也无法具有的思维之新的一维，它敞开了通向一切可能性之本源的道路。敞开了通向那个对他来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不存在界限之人的道路。
舍斯托夫
无论如何，舍斯托夫都不能算作当代赫赫有名的经典哲学家之一员。那些屈指可数的、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早已在学术界树立起自己的声望，并在哲学史上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应有地位。可舍斯托夫无论生前还是逝世之后，都似乎未名满天下。初看起来，似乎是由于舍斯托夫没有鸿篇巨制，又没有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不仅如此，而且还很难把他归属于某个哲学流派。一个哲学家如果不是某一哲学流派的先驱，奠基者或者著名代表，是很难声名显赫，名震四方的。一些人把舍斯托夫划归于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这种简单而幼稚的归类办法掩盖了哲学家的独特个性，尤其像舍斯托夫这样独具慧眼、极富独创性的哲学家更是如此。
舍斯托夫是一个毕生反对思辨，提倡启示，反对理性，推崇信仰的哲学家。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俯首听命于理性真理的强制性，并且在理性的自明之中去寻找法则和原理。他们深信，只有理性才有力量来回答困扰人类灵魂的一切问题，只有理性才能找到永恒真理，只要理性才有哲学的立足之地。理性似乎握有决定一切的无上权威，似乎只有理性一下命令，人就只有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而且还必须心甘情愿、崇敬备至而低首下心地无条件服从。
理性、自明就像墨杜萨的头，只要谁胆敢冒险去看上它一眼，就会立刻使之意志麻痹，失去感知而变为顽石。面对这样一个超出人力之外的庞然大物该怎么办？难道无论它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接受，都必须屈从，都必须信奉？难道无论它向我们宣告什么，无论我们需要与否，也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都必须敬如神明吗？难道就是它在侵犯我们一切最宝贵的东西，侵犯我们视为神圣的一切东西时，我们也只能绝对服从，束手待毙？这里面有否疑问，有否值得怀疑的东西？几千年来，人类的优秀代表——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哲学家，都在竞相以不同的方式作着反省。对理性的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怀疑，他们一致认为，人类得到理性之光是人类最大的福祉。要是谁去问这样一个问题：理性是怎样获得这种决定人类命运的无上权威的？那就会遭到博学多识者的群起而攻之，他就会被人们视为愚蠢无知和疯狂。
而人类畏惧愚蠢和疯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都厉害。
就是在这人人都畏惧万分，个个都视为自明的真理的地方，舍斯托夫开始了自己的学术活动，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争。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之上的。如果没有希腊人的聪明智慧，或许就会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因为，只有希腊人发现了逻各斯、奴斯、必然性诸如此类，才为我们带来了哲学，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问题和答案。
苏格拉底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观念、思想统治了西方文明达两千年之久。当然，苏格拉底之所以被人们尊奉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并非是因为苏格拉底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体系，也不在于苏格拉底以其一生从事的事业激发起人们对真理的爱和对德性的追求，而是由于苏格拉底首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全力维护知识的权威，如果不毫不留情地摈弃以信仰为基础的“偏见”，那么，我们人类的思想和知识就会像建立在沙丘上的大厦，只要略微一推就会立刻倾覆、倒坍、破碎。因此，他以重建真知识为己任，使人类的知识大厦免于崩溃。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树立起自己的丰碑。
尽管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大义凛然，饮鸩而死，是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圣人，但实际上，苏格拉底并非是寻求真理，而只是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意见”可以纷繁多样，而“真理”只能是一个；“意见”可以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可以随时而变，可“真理”却永恒不变，亘古长存。这种普遍、确定、永恒的真理并非他物，它实际上就是大家必须遵守的原则，共同依据的基础，是根据公认的论点进行推理，达到公认的命题，是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的一致处抽绎出普遍的判断，引申出定义，获得清晰明确的概念，例如知识就是至善，美德就是智慧等等。所以，苏格拉底的知识只涉及一般和普遍，而不涉及个别和偶然；他的真理只是逻辑推论的结论，而非人类应当寻求的真正的真理。他拥有的法宝是概念的知识和获得这种概念知识的“助产术”。因此，苏格拉底的丰功伟绩在于，他树立了对理性和为理性所获得的知识的一种信仰。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哲学家所崇拜的古希腊的伟大人物。
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接受了苏格拉底的信仰——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种知识知道自己是唯一的真知识，因为只有它，才能确认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假知识。柏拉图认为，知识的真理性保证就在于，知识是思想同实在或存在的一致性。真理就是关于实在、存在本身和实际存在的知识。真实的存在是常驻不变和亘古永恒的东西，而流动不居、千变万化、个别偶然的东西，决不能提供真知识。概念的知识正是揭示事物的一般、不变、基本的因素，因此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正在于认识这种不变、永恒的东西。
柏拉图认为，宇宙之所以美好、合理和有目的，全仗理性这件法宝。理念世界本身就应被视为是一个有秩序、有理性的宇宙。处于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它是一切理念的泉源，也就是逻各斯，是存在之根，宇宙的最终目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用逻辑思维来理解它的内在秩序和法则，思索它的本质。只有理性才具有绝对的价值，只有理性才是至善。无限的东西只是理性和真理。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缥缈的东西。正如柏拉图著名的洞喻寓言一样，人如果没有理性之光的指引，只能在黑暗的洞穴里见到事物的不真实的。、虚幻阴影，并为这些虚幻阴影所迷惑。只有当人受理性之光的指引，走出洞穴，摆脱迷惑，才能得到真理，才能见到太阳。因此，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是那些爬出洞穴，看到了永恒不变事物本身的人，也就是追逐知识，喜欢看到真理的爱智者。
柏拉图的洞喻寓言简直就像是一面能照亮每个人灵魂的镜子：只要有人试图否定知识，反对理性，拒绝思考普遍必然的理性真理，那这个人就将终生不幸，他也就必然要在黑暗的洞穴中，为虚幻的阴影所迷惑，一辈子作孤独、受人嘲笑的洞穴人。对于生活在尘世间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更不幸的事情吗？那些凡夫俗子，不必说是十二分的畏惧，就连那些视死如归的伟大英雄，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窒息、备受禁锢、暗无天日的洞穴生活也会不寒而栗。
人们得到柏拉图的谆谆教诲之后，已经别无选择：是做哲学王还是作洞穴人？是喜欢理性还是憎恨理性？是过人人想过的享有太阳和真理的幸福生活，还是沉沦于孤独绝望的洞穴生活？不言而喻，只有沿着柏拉图指引的路走，才是有理性的正常人，否则，就是无知的和疯狂的反常人。
可是，谁能保证听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呢？怎样才能使概念的知识成为唯一的真知识，甚或摇身而变为人类应当追求的真理呢？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天才：一方面，他把哲学变成研究事物根本或初始原因的科学，变成研究本然的存在，认识其理由，根据和必然如此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这位先哲又把逻辑学变为哲学的导论，使逻辑成为我们区别真理和谬误的标准，从而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重要使命，获得了后世哲学家的尊崇。
亚里士多德一再告诫我们，理性是神圣的，人有理性活动才是最高尚的幸福。因为合乎理性的生活才是人类应当如此的生活，也才是神圣的幸福生活。哲学包括一切经过理性思考的知识，它就是要帮助人们去正确地思维，去过正当的生活。
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贤哲为我们高筑起一座大厦，这是一座由理性为基础，以逻辑为工具，以永恒真理为目的的知识大厦，它有必然性作为自己的坚固不破的城墙，它企图凌驾于一切之上；它傲视芸芸众生，蔑视有限和偶然。自此以后的思想家和贤哲们大都是在对这座大厦或者修修补补，或者添砖加瓦，就连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直到胡塞尔等都莫不如此。他们口口声声扬言要探索真理，其实质不过是追求公认的判断，都不过是在向知识、必然性和理性表示自己的俯首听命、爱似奴隶般的忠诚，诚惶诚恐地匍伏在地，甘作石墙的垫脚石。
然而。西方文明还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圣经》。
《圣经》中的“创世纪”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上帝所造，上帝的创造行为是一切美、善的保证和唯一的源泉。正因为一切为上帝所造，世界上的一切才完美无缺，既无恶又无罪。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上帝的伊甸园里，纯真至善。上帝在伊甸园里种了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他告诉人们如接触知识树之果就会死去。但诱惑者蛇却说：“不，不会死的，而且会使你们睁开双眼，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于是，无知的人接受了诱惑，尝了禁果，睁开了双眼，懂得了善恶，由于人睁开了双眼，知道了善恶，罪孽就与知识一起进入了世界，恶亦接踵而来，人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不得不生活在不能不存在恶的世界中。
可是，又有谁能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几千年来，人们只是把它当作神话或传说故事，并且认为《圣经》必须由理性来作出解释。
《圣经》中的那些伟大奇迹：死人复活，癫痫病治愈，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瞎子复明，哑巴说话等等；所有这些只是说明一点：上帝无所不能。一切奇迹的源泉就在于信仰，这是一种敢于不求理性证明，也不求助任何证明的信仰，只是对上帝的一种真诚信仰。
那么，究竟是应当信仰上帝还是应当信仰知识？是跟着上帝、先知漫无目的地步入乐土福地，还是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之后尘在知识里寻求永恒的拯救？换言之，是到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学说里去寻求思辨的真理，还是到《圣经》中的上帝那里去寻求启示的真理？这就是舍斯托夫在研究了哲学史和《圣经》之后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困扰他一生并使他力图解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舍斯托夫认为，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位卓绝超群的思想家，尽管他们都生活在黑格尔主宰欧洲思想界的年代里，但并未被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所迷惑，而是从《圣经》中去获得力量，竭尽全力挣脱知识的支配，与思辨真理及把“启示”归于认知的辩证法进行殊死的搏斗。
舍斯托夫一生都极为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开端与终结》、《在约伯的天平上》以及本书中都论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舍斯托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但由于苦役和地下室的生活，使之产生并长久地恪守着对上帝的强烈渴求，获得了常人不曾有过的新颖而可怕的体验，由此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萌发了伟大的、用生命和死亡来进行的斗争。因此《死屋手记》和《地下室手记》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世界。他发现，人类经验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一界限是由坚不可摧的自然规律、永恒法则、数学原则等决定的，它们就像一堵石墙，禁锢着人们，使人们犹如生活在令人窒息、使人受到束缚和蔑视的地下室里，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人摆脱自己“无期监禁”的地位。处在理性所辩护的世界里，思维健全的人讲述的是大家需要和有用的东西，表达的也是适用于大家的判断，好像命中注定是在地下室里生活，并在这种必然存在中进行论证、理解，似乎石墙和地下室是某种有着令人宽慰、给人安定感和永恒确定性的东西。
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天才的敏锐目光看到了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大哲学家所意识到的普遍必然判断，但他并未像康德那样去为理性辩护，用实用科学来评断哲学；恰恰相反，他要用哲学去评断实用科学，他对理性所揭示的自明性感到极其恐惧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远比康德更为深刻的问题：与人毫不相干的石墙和二二得四为什么能支配活人的命运？它们是从何而来，又是谁赋予它们这种统治人的无限权力？思辨哲学把这些东西奉为终极真理，当作梦寐以求的和敬若神明的东西，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发现它们荒唐透顶、愚蠢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