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处处揭示天命，他愈天才，揭示得就愈深刻……尽管天才的存在光辉灿烂，意义深远。但这是罪。对此要有勇气才能理解。
克尔凯郭尔
这样，在我们看来，对虚无的恐惧不是纯真和无知所特有的状态．而是罪和知识所特有的状态。没有必要去修改《圣经》。确实，不能把全部责任推诿于克尔凯郭尔一人。有关罪的传说在各个时代都是真实的“crux interpretu”（苦难解说），甚至教徒认为自己有权、也应该有所修正。著名的《德意志神学》曾使中世纪杰出神秘论者路德拍案叫绝。该书的佚名作者说，罪不是从知善恶树的果实来到世上的。他说，亚当或许能吃十个苹果并不招致任何灾难。亚当的罪在于不顺从，违背了上帝的意愿。克尔凯郭尔不是神秘论者，也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他指责他们草率从事，死乞白赖。．他对他们的评论可用《圣经》中的话概括如下：他们已罪有应得。神秘论者越有禀赋，越狂热，越勇敢，在他的著作和生活中就越反映出他得到了彻底惩罚并无可救药。也许，对实证主义感到厌烦和失望、但又无力、也不愿越雷池一步的现代生活就是这样求救于神秘论者的著作的。神秘论者的宗教，无论有多么崇高，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它的崇高，在理性的范围里始终是宗教而已。神秘论者与上帝殊途同归，甚至自己成了上帝。神秘主义认为上帝需要人，同样，人也需要上帝。甚至黑格尔善意地、有理有据地熟记了安格鲁斯·吉勒鸠斯的诗句，因此他无需求助约伯或亚伯拉罕，也不必吁请荒谬和信仰。神秘主义同人类理性认识协调相处，它对人们预言的赏罚不以超自然干涉为前提，相反，排除了这种干涉：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一切都靠自己的力量行动。可见，这使克尔凯郭尔脱离了神秘主义，因为既然是靠自己的力量，就不会有重复，就不会归还约伯的财产，亚伯拉罕就永远失去以撤，爱上皇帝女儿的穷小伙子就只能满足于酿酒师的寡妇，克尔凯郭尔就再也见不到丽琪娜·奥尔森。《圣经》中的上帝，那听到约伯诅咒、使亚伯拉罕失去以撒、为穷小伙子毫无希望的爱情忙碌的上帝，那个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能数清人的头发的上帝，对神秘论者来说不是真正的上帝。像有文化的人所说（那个黑格尔或勒南）不能顺服真理。这个上帝只能存在于无知人们、牧人、木匠、渔夫粗糙而幼稚的想象中，因为他们还保留了这种落后、可笑想象的痕迹，不得不适当调整、适应现代世界观的水准。但克尔凯郭尔回避高度开化的神秘主义。他竭力追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摆脱哲学家的上帝，因为哲学家认为自己服从理智和真理。但他却说，他无需移动信仰，这是真的。
在他的日记中，在论及路德时可以看到：“相当清楚，有些内心状态寻求对立的东西作为保护。人用有力的词语自我夸耀，似乎自己越动摇就越强大。这不是欺骗，这是信教的企图。人不能表达恐惧的犹疑不决，甚至不想直呼其名，并竭力驱赶对立的想法，希望这能有所帮助。”我们不想谈这些话对路德是否正确。但它们对克尔凯郭尔是完全适用的。他没有驱赶“恐惧的犹疑不决”就接近了罪的秘密（难道能驱赶使人驱赶他的恐惧吗？）现在他需要重新解释，即修改圣经故事并以纯真的心情叙说他自己经验中，即一个有罪的、堕落的人的经验中找到的东西。但得出的却是他竭力摆脱的“逻辑解释”。
确实，既然恐惧是纯真所特有的，罪就不可避免，考虑欠周并因而不能解释，用康德的话说，“不惹恼”，而是满足理性。结果，产生的如果不是黑格尔所想的“概念的移动”，那么至少是“自我移动”，须知，就是在黑格尔的公式中：存在的不是第二个部分，而是第一个部分。重要的是要有自我移动，要有自身移动。至于是什么移动，那是次要的事：突如其来的仇恨结束了，“突然”，命令和它们背后的为所欲为，尽管这是上帝的，都结束了。人的罪不在于他开始区别善与恶。亚当甚至能吃下二十个苹果，但却不会因此失去什么，相反，却会赢得什么。蛇迷惑了第一个人也不是真实的，根本没有必要让蛇介入罪的历史。对所有这些我们的理性清清楚楚地了如指掌，而没有什么能凌驾理性的知识之上……荒谬又一次屈服于注定不能克服的自明性。
但对虚无的恐惧依然存在，克尔凯郭尔不能也不愿忘记它。但是为了保护那表面的一贯性，他做了没经验的人不能察觉的“成为另外一个性”的事。他从莫名其妙的恐惧开始，但立即用非常相似的恐怖一词替换了它，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转换成生活现实的害怕并再也不改变了。但对支撑罪的虚无的害怕同孩子们在听历险故事时所感到的恐怖并无共同之处。克尔凯郭尔也指出了恐怖特有的成分：“甜”，它始终伴随我们对神秘、非凡、美好事物的想象。对虚无的害怕则与恐怖不同，有另外的起源：同样也无法指明恐惧虚无和充满人生的害怕之间的联系。正是因此，这个恐惧莫名其妙，并对我们来说莫名其妙得不可理喻。用莱布尼茨的武器——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来研究它，来寻找真理，等于在做不能看清它的事。只有《圣经》中的蛇或为了怜悯我们思维的习惯，只有某种超人的力量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进入这产生罪并明示我们人的能力和所能理解的罪的根源的炽热氛围。于是，克尔凯郭尔的经验渗透所有理性和道德强加于我们思维的禁令，所有我禁止并可能建立无可估量的功绩。他说：“恐惧可与头晕比较。谁看一下眼前无底的深渊，他就会感到头晕……恐惧是自由的头晕。当精神想搞综合——看看自己的能力同时又抓住有限不放——时，头晕就产生了。由于头晕，自由跌倒在地。再往下心理学就无可奉告。但这时一切都在变化，当自由重新站立起来时，它明白是自己错了。这两个瞬间是任何科学都不曾、也无法解释的跳跃。恐惧是自由的昏厥，像女人的昏厥一样。用心理学的话来说，罪总是产生于昏厥之中”，克尔凯郭尔说，这时的恐惧，是对虚无的恐惧。“这样，对虚无的恐惧是预感的综合体，个别的人愈来愈接近它，尽管对恐惧来说毫无意义（就是说，未提供任何食粮）；但这不是这种个人与之毫无关系的虚无，而是同纯真和无知紧密相联的。”克尔凯郭尔全神贯注于虚无展现的东西及其同恐惧的关系。“如果我们问，他是否在此书另外的地方写过恐惧的对象，那么回答只有一个：虚无。恐惧和虚无总是形影相随。
但只要自由和精神的现实一旦行使权力，恐惧就会消失。那么，在多神教的恐惧中虚无究竟是什么？它是天命……天命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体。这表现为命运是盲目的；人盲目地前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而又偶然的。必然并不意识自己，‘eo ipso’（因此）对最近的一瞬是偶然的。天命是对虚无的恐惧”。克尔凯郭尔接着解释说，最天才的人也不能克服天命的思想。相反，“天才处处揭示天命，他愈天才，揭示得就愈深刻。对不求甚解来说，这当然是胡扯；但实际上这里隐含着伟大，因为人生来并不带有天意……他揭示了天命的自然能力，这也正是他的无能”。他用下面挑战性的话结束了自己的论述：“尽管天才的存在光辉灿烂，意义深远，但这是罪。
对此要有勇气才能理解。不会给艺术解除忧伤心灵的疾苦，也就不懂得这个。事情终究就是这样”。
限于篇幅，恕不广征博引。在上述引文中，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在不断变化，在下列的断言中则臻至顶峰：恐惧虚无导致自由的昏厥，人失去命运就软弱无能并因此视虚无为不可战胜的天命和万能的必然，越是对此深信不疑，他的智慧就越深睿，禀赋就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