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尤其是在现代，自然却常以自然物的形式成为技术的对象物。现代语言科学所追求的元语言，就是语言技术化的形而上学。受技术影响，与技术一样，元语言学在这里也具有了技术的本性即座架，技术的本性限制与规定了语言科学。
显然，现代科学的元语言与人工技术及其制品如卫星、火箭等不相同，但在技术的本性方面却是一致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性来源。在技术时代，语言不再作为普通工具，而是成为更高级的信息工具。“因此，在语言科学看来，语言无非是可加工的齐一的并对主体的行动来说合适的材料；语言被生产成技术的干预及语词和概念的客体。”
语言由此沦落为技术统治的工具。技术语言损害了语言本身，“海德格尔之所以能把语言和器具化的技术相对立，是因为语言包含了时间的原始时间性，而技术和计算的器具性则相反，它隐匿于总是伴随着烦忙的在时性中”。座架作为技术之本性所在，既是思想的障碍，同时也预示着一种思之可能性。技术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谜，而谜是不能简单处置的。
技术的危害不能通过技术自身来克服，只有让思想去深思技术的本性，让思想成为存在之思，克服技术的危害才有可能。克服技术语言与语言的技术化之弊，并非简单地否定与抛弃技术，而是在对经典语言观展开批判的基础上，努力限制技术向语言的极度侵害和无端泛化、滥用，保证语言的纯洁性，以维护语言的生命力，实现语言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庇护。
二、诗性语言对技术语言的克服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认为，在其理想国中哲学家应成为“王”，诗与诗人则没有什么地位。在柏拉图看来，诗的迷狂关联于灵感，而不是智慧，文艺是理智的迷失。他甚至还认为，应把诗人从理想国驱逐出去。自柏拉图以来，诗一直未受到与理性和理论同等的重视。这表现在，从古希腊到近代，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只是理性的表征方式略有不同。理性在古希腊为理论理性，在中世纪为实践理性。到了近代，理性成为创造理性。一般把思看做是理性的，而诗则被归为感性之列，思与诗一直是分离的。思想处于至尊的地位，而诗更多受到的是贬损。
正是海德格尔重新发现了诗之于存在和思想的重要性。在揭示了技术语言与语言的技术化之弊的基础上，他主张用以诗性语言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去克服技术语言及其弊端。这首先必须基于对惯常所持的流俗语言观的批判，同时，除了对荷马、索福克勒斯和品达等古希腊诗人有所关注外，海德格尔还通过对一系列诗人如荷尔德林、特拉克尔、里尔克、格奥尔格等的诗作的独到阐释，让这些诗作独特地敞开了存在和思想的语言性视域。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自己关于诗与语言的思想，为克服技术语言作出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从语法上看，名词“存在”源出于系动词Sein。而德文动名词“存在”（das Sein）正是从不定式Sein而来的，(das Sein)是在Sein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这样，就把不确定的Sein确定下来，而“存在”（das Sein）就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成了一个存在者。其结果是，西方思想由此陷入了无根状态。西方思想把存在作为存在者来探究，形而上学由此遗忘了存在自身。经过一番词源学考察，海德格尔深刻地认识到，语言之于思想和存在的根本规定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语言呢？“语言自身就是语言。”
（UzS，S.12）这句话在海德格尔看来，说出了语言之本性，语言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语言只是语言自身。先前的许多语言观往往把语言说成是别的什么，企图在语言之外为语言寻求根据或规定。如把语言看成是思想表达的外壳和工具，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体现。然而，语言自身就是语言这一思想却不能逻辑地理解或被逻辑理解。“受过逻辑训练的心智能够计算一切，因而最为盛气凌人，它称前面这句话是毫无内容的同义反复。”（UzS，S.12）从逻辑的观点看，这句话既无思想，也无意义。显然，这已严重制约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与洞见。语法已步入逻辑化之列，为逻辑所限定。从早期思想开始，海德格尔就一直致力于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放弃语言哲学，让语言回到自身，这一努力贯穿了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的始终。
技术语言根植于一种惯常的与流俗的语言观，技术语言之被克服基于对此语言观的批判。何谓语言说，尤其是何谓说？在这种语言观看来，“说是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说是有声的表达和人类心灵运动的传达。而人类心灵运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UzS，S.14）这一语言观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首先，也是最主要的，“说是一种表达”。（UzS，S.14）此种观点也最为流行，它表明，语言只是从外部表象什么东西，指涉某个对象，这与西方思想的对象化相关。其次，“说是人的一种活动”。（UzS，S.14）是人在说语言，人是语言的前提和保证，而不是语言自身说。人凭借说来交流思想，语言在人的说中成为工具。最后，“人的表达总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和再现”。（UzS，S.14）这里的表象相关于观念对事物或对象的代替，而再现是一种重新表现。这种语言观把语言与人的发声的生理机制相关联，语言说，实质上是人说，而不是真正的语言说，而且语言（说）作为人的工具由思想规定。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语言观不可能把握语言之本性。不仅如此，这种语言观还是语言技术化之根由。
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到近代，不少的哲学家都对语言作过许多哲学考察，但许多思想都未能把语言置于一非常重要的地位。“自希腊以来，存在者便一直被经验为在场者。只要语言存在，那么语言，即时时发生着的说，就属于在场者。人们从说方面，着眼于分音节的声音和含义的载体来表象语言。”（UzS，S.245-246）在这种思想中，语言不是关联于存在之本性，而是与其他存在者一样，成为一种在场者。这种语言观一直支配着欧洲思想，这一倾向在洪堡的语言思想中达到了极致，“洪堡把语言表象为某种特殊的‘精神活动’”。（UzS，S.247）洪堡的学说的发表对西方语言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或显或隐地规定了直到今天为止的整个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
把语言作为精神活动，既是近代笛卡儿思想的结果，又是其思想发展的一种极端形式。从笛卡儿到洪堡，语言被日益突出地设立在主体—客体的二分图式之中，“由于精神被理解为主体，从而在主体—客体图式中被表象，所以设定必然是主体与其客体之间的综合”。（UzS，S.248）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作为近代理性的反应的近现代科学技术也影响与控制了语言，使技术语言得以形成，并走上了语言的技术化道路。在现代思想中，语言问题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把语言哲学作为其他哲学学科的基础。
惯常与流俗的语言观偏离了语言之本性，因为在这种语言观中的语言无法言说存在，而语言的真正本性在于道说，正是语言道说存在。海德格尔也不赞同现代流行于英美的语言哲学，现代语言科学、语义学与语言哲学都只是为我们提供这种语言知识，“新近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越来越明显地把目标定在对所谓的‘元语言’的制造上了。致力于这种超语言的制造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元语言学’”。（UzS，S.160）而这种作为元语言学的语言哲学促成了语言的技术化，“因为元语言学即是把一切语言普遍地转变为单一地运转的全球性信息工具这样一种技术化过程的形而上学”。（UzS，S.160）就其工具性而言，元语言与人造卫星、火箭等技术产品是一回事。但对是否有形而上学语言，也有不同的看法。
西方美学与哲学史也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本身，而只有人的存在的规定即此在才能显现存在及其意义。同时，也只有语言使此在在此并构成其本性，人的存在方式在本性上是语言性的。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和历史。在西方美学与哲学思想的语言转向中，海德格尔促成并实现了从克罗齐的表现的语言论、卡西尔的工具的语言论到存在的语言论的转变。海德格尔基于生存论存在论背景来研究语言问题，同时，又使自己关于存在的思考建基于语言之上。
海德格尔所完成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的语言转向。英美的语言转向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且力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而海德格尔实现的语言转向则是让语言回到纯粹语言自身。罗蒂看到了英美分析哲学家与德法思想家在对待语言态度上的差异，他说：“那些未被罗素和卡尔纳普劝说相信哲学问题的‘逻辑的’和‘语言的’特性的人，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劝服相信语言无处不在。”虽然，英美的语言转向追求清晰而精确，而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来得艰涩，却更加深刻。
海德格尔以诗性语言克服技术语言，在维护人类的生存和思想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极力推崇诗性语言，正因为如此，他对荷尔德林表达了特别的青睐。
这在于，荷尔德林的诗歌诗意地思了存在之真理，并揭示了诗与思的密切关联，被称为“诗人的诗人”，这也许正是荷尔德林超越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的重要方面。荷尔德林之所以非常重要，“而正是由于荷尔德林重新创建了诗之本性，他才规定了一个新时代”。（EHD，S.47）在晚期，海德格尔更强调诗作为接受尺度。
语言不仅规定了时代，还开创了世界，“语言在谈论世界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它所谈论的世界”。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此语言指未受技术影响的纯粹语言，也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具有和能保持诗意之本性。
诗的语言显示出语言之为语言的特质，正是诗使语言成为语言，并使存在居于原创性的语言之中。其实，最早的语言就是诗性的。词语在诗与语言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词语本身就是关联，因为它把一切物置入存在并保存在那里”。（UzS，S.176）也就是说，在语言之中通过词语本身这一关联就可关切物之存在，并保存物之物性。在语言之外，却不能如此。
格奥尔格在诗中也作了极为恰当的表达，他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UzS，S.163）海德格尔力图在诗中找到语言的经验，或者说，去经验语言之为语言。与技术语言不一样，“诗的语言是一种多样性的表达”。（UzS，S.19）这里的表达无关于人之说，而是语言说，是语言自身道说。同时，语言道说的方式也是多样性的。语言说既不同于表象，也不指涉具体的存在者，而是创建持存。诗是克服技术的必由之路，诗的本性，即快乐的聚集和淡然处之。纯粹的语言是诗性的语言，它既不是日常语言，更不是技术语言。因为，“现在，‘日常语言’已不再是单纯的或中立的，它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
它自身不仅带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前提，也带有与形而上学不可分割的前提，尽管没有人注意到，但它们仍然组成一个系统”。词（语言）命名了事物，给予了事物的存在，并敞开了事物自身。在这里，词与物的关系不是对应和符合，词本身就是关系。
防止技术语言的滥用，并不是要放弃技术和技术语言，而是要让技术语言限制于技术之领域，不要越出技术而无端外推与泛化，从而使语言技术化。希腊人用technē指技艺和艺术，它相关于知道。技艺关联于一种美的艺术的创造，它介于技术与艺术之间。现代技术的根源与技艺相关，因此克服技术的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让技术通过技艺回到艺术，让技术语言归于诗性语言。但是，“各种艺术并非起源于技艺”。（BW，P.316）这是因为，作为无蔽，艺术无关于创造，艺术比技艺和技术都更本源。不要让语言成为技术统治的符号与工具，而是要让语言永葆诗意本性。与海德格尔把技术语言看成是诗性语言的对立面不一样，罗蒂力图将这两种语言结合为“技术的诗篇”，但他却没有看到两种语言在本性上的不相容。
“语言是人的一个财富。”（EHD，S.36）但是，海德格尔把语言说成是最危险的财富，这里的“最危险”是说，“语言是一切危险的危险，因为语言首先创造了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危险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EHD，S.36）语言给予了存在者对于存在的可能的危险性，作为工具的语言，被赋予人，成为人的财富，却是最危险的财富。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作为工具之所以危险，在于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作为财富，语言担保了作为历史性的人的存在之可能性。但这里的财富在本性上却不能理解为人的工具或所有物，以供人们任意支配。因为，这种理解不能把握语言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