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又奉命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北洋舰队将吴大送至摩阔崴，留下“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由于铁甲舰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
1886年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因此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夹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个别水兵则跑到妓院嫖娼而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
当时《长崎快报》报道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英国驻长崎领事在一份报告中则称：“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李鸿章后来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在李鸿章看来，在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终酿“长崎事件”。
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严令水兵不许带械滋事，水兵们奉令没带任何兵器上街观光，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遭到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又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双方死伤80余人，其中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本。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长崎当地的居民也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投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支援日本警察。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是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事后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的途径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在交涉中李鸿章深信此事错在日本：“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虽然是非曲直显然，日本人明知理亏，但是日方态度依旧强硬，坚称是中国水兵刻意挑衅，在此情况下，中方也不甘示弱，李鸿章深信，“长崎事件”错在日本，因此中国“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而“日人自知理短，断不敢再生事端，贻人口实”，以李鸿章为谈判代表的中方一再据理力争，态度强硬，甚至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才算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抚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长崎事件”能得以和平了结，皆因李鸿章态度强硬，通过据理力争为中国水兵所受的损失获得赔偿，也为国人挽回了一点面子，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
李鸿章的恩师曾国藩终生的信条是：“男儿自立，必有争胜之气。”李鸿章一生以恩师的言行要求自己，对于老师的信条，李鸿章也深以为然。虽然知道在与人相争的过程中，就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有人会被挤下河，然而李鸿章却有信心做那个安全走过独木桥的人。
人人都想争胜，因为只有争才有希望获得成功。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想成功，我就宁愿失败”，成功是我们每个人的终极目标。人只有在争的过程中才能前进，不争就只有后退了。
9.该放就放，不做错误的坚持
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总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绝大多数时候要坚持下去，然而放弃有时候也是一种明智，知难而退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
人要勇于放弃一些东西，有时候选择放弃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因为你放弃了走这条路，你就又面临着新的交叉口，新的机遇。假如你什么都不舍得放弃，那就没有新的机会去面临更好的选择。要知道没有舍弃就没有获取，只有懂得舍弃才能换来更多更好的获取。
放弃并不是随便的舍弃，而是“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也许放弃当时是痛苦的，甚至是无奈的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你收获的远比当初放弃的要多，而错误坚持的，只能是失去太阳的同时也失去了星星。
1853年，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到安徽老家组织团练。当时安徽政局上有三个重要人物：巡抚李嘉端，帮办团练的兵部侍郎周天爵，还有一个就是吕贤基。原本咸丰帝是命周天爵担任安徽巡抚，而周则在宿州疏请迁省治于庐州府，并建言军机吏洽难以兼顾。于是，咸丰改派李嘉端为巡抚，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办理防剿事宜，并命吕贤基会同周天爵、李嘉端练兵团勇。
李鸿章首先在周天爵处入幕。入幕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官场现象。一般有地位的官僚，手中都要培养幕僚，即所谓养士。一般有学问有才干的人都有过当幕僚的经历。幕僚既是官僚的学生，也是官僚的得力助手，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囊团”。很多有才学的青年通过入幕的机会，对官场政治会有很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在一些具体事务的操办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所以说，入幕与养士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的幕僚制度能够久盛不衰的缘故。
周天爵字敬修，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他曾是道光朝的名臣。此人持守廉洁刚直不阿，求真崇实嫉恶如仇，但刚愎苛察好用酷刑，约束下属极严，与同僚的关系也不好，是个很难共事的主。在五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周天爵两次被擢拔为总督，两次被贬为候补知府，还被发配到西疆伊犁充过军。但天下官员中难有像他这样不辞劳苦不畏谤言的，咸丰皇帝继位后对他格外优容。周天爵几次告老致士，咸丰皇帝都以“老成练达，政绩卓异”为由要他留任，他是清朝唯一八十高龄的方面大员。太平军攻克安庆后，朝廷急调他署理安徽巡抚。
在周天爵处，李鸿章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消灭捻军。李鸿章跟随周天爵参加了两次较大的消灭捻军的战役。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一次是镇压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处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安徽巡抚李嘉端开始指派李鸿章独立指挥军事。1853年6月，李鸿章手下已经拥有兵勇一千人。这些人都是李鸿章从地方团练和其他部队征集来的。8月，在巢县附近，李鸿章的这支军队首次战胜了一小股太平军，使得李鸿章初博小名。为此，安徽巡抚李嘉端还专门上奏清廷，请求给予李鸿章“六品顶戴、蓝翎”的奖励。
不久，太平军大将石达开率部到达安庆，主持太平军的西征军事。石达开大军所到之处，清兵溃不成军，望风而逃。随后，石达开部步步进逼，直取集贤关、桐城，吕贤基所死守的舒城危在旦夕。李鸿章慌忙在合肥拼凑了几百兵勇，赶往舒城大营。眼看太平军就要打进来，吕贤基做好了以死报效皇恩的准备。看到这种情况，李鸿章很是为难，他既不想自己和那些士兵一样逃跑，又不想被太平军俘虏。在他犹豫不决之际，李鸿章的仆人刘斗斋已牵出一匹马来，劝说李鸿章放弃守城快点离开。刘斗斋又名小斋子，原是一名乞儿，多亏当年李鸿章的收留，才能留在李家做赶车打杂的小厮，不致挨饿受冻；因此对李鸿章心怀感激，时时想着能够报恩。
刘斗斋竭力劝说李鸿章放弃守城快点离开，以待日后东山再起；开始李鸿章不同意，可想想自己正值壮年，才能还没开始施展，如果守在这里难免一死，不如逃将出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才能为朝廷尽忠报效。主意打定，李鸿章决定放弃守城，骑上刘斗斋已经牵出来的马，索性上马连夜跑回了家。11月，就在李鸿章弃城的第二天，太平军攻下舒城，吕贤基投水而死。次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也被迫投水自杀。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李鸿章弃城的行为让人颇有微词，但是这无疑是当时情境下的最好选择。为将之道，不能在乎一时的成败，要通观大局，万万不能逞匹夫之勇。如果他没有弃城而去，他的下场也难逃一死，那么日后，历史上也不会有晚清总设计师李鸿章这号人物，他的才能和智慧也没有可发挥之处。
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顺境，有成功也有失败，有高潮也有低潮，面对困境不气馁继续坚持是一种良好的品性，但在有些事情上，过度的坚持，会导致更大的浪费。进是一种最常用的策略，但有时退也是一种策略。当你的对手过于强大，你就要以退为守，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陷入危机，轻易出击，不但不能取胜，反而会遭到更大的打击，丧失东山再起的资本和机会。这种情况下，就要有受胯下之辱的韧性，避免与对手直接交锋，采取明哲保身的办法。跌倒了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积蓄力量，重新爬起来。在危机不可挽回时，不要计较一时一地的失利，及时调整，适度放弃，重新选择，尽快从不幸和失意中奋起，信心百倍地投入到新生活中，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同样的道理，人生的道路上，不是总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有时也许放弃会要强于固执的坚持。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审慎地运用智慧，做最正确的判断，选择正确方向，才可能在人生的旅程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