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①；六亲②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注释】
①伪：伪诈、虚伪。
②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有其他说法。
【译文】
大“道”废弃了，于是就有了仁义。智慧出现了，于是就有了奸诈虚伪。父子、兄弟、夫妻“六亲”不和睦了，于是就有了孝慈。国家混乱了，于是就有了忠臣。
【延伸阅读】
老子对于儒家空谈“仁义”是很有看法的。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如果按照儒家所说的那样恢复周礼，反倒会出现混乱的局面。
林语堂曾说：“仁的本义应当是他（即人）的纯乎本然的状态。”“仁”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了解、互相谅解，所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更要遵循“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原则。
孟子认为：“仁，人心也。”又说：“恻隐之心，仁也。”这都明确表明，“仁”是一种心态。而“仁”的对象，则是人本身。《吕氏春秋》就有这样的说法：“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也。”
《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了“君子远庖厨”的命题，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齐宣王看见有人牵着牛在殿下走过，就问他牵牛去干什么，那人说准备宰了它祭钟。齐宣王看到那头牛吓得哆哆嗦嗦直发抖的样子，心有不忍，就让那人将牛放了，宰只羊来祭钟。人们听说此事后，有人便说齐宣王吝啬，舍不得大牛才换了只小羊。齐宣王自己也搞不清楚，宰牛和宰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宰牛会于心不忍，宰羊就没有什么了。齐宣王见到孟子时，便将这件事向他请教。孟子回答：“这是‘仁’的表现，因为大王看到牛而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禽兽，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曾见过它生龙活虎的样子，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
孟子“君子远庖厨”的命题，受到后人的批评：君子既要吃动物的肉，就难免要杀生，却又假装仁慈不忍杀生；不忍杀生也罢了，却仅仅是“远庖厨”，眼不见为净，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动物的肉了。这是不是假仁假义呢？孟子认为不是。因为“远庖厨”是不忍，肉要吃，不忍之心也要有。不忍不是对动物的不忍，而是自己心中的不忍。齐宣王亲眼目睹牛哆哆嗦嗦的样子，所以不忍心杀它，他没有见到羊，就对它没什么恻隐之心了。
“仁义”的对象是人，但并不能对任何人都讲“仁义”。韩非就曾批评周文王，不管具体情况乱讲“仁义”。
据说周文王曾请求以洛西和赤壤的千里之地献给纣王，条件是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结果大得人心。孔子对周文王此举十分赞赏，认为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是仁，以千里之地换取天下之心是智。但韩非却有相反的看法，认为周文王非常不智。因为纣王之所以憎恨文王，就是他太得人心，而文王不知趣地再以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来收买人心，就更会引起封王的疑心和反感。可以这样说，文王之所以逃脱不了被囚的厄运，正是由于他不懂得封王已不想让他再行仁义了。
行“仁义”最不考虑对象、情境等条件的，就是宋襄公了。
春秋时，宋襄公也想争霸中原。有一次，他和楚成王在泓水打起仗来。当时，宋军兵力弱，但已经列好阵势；楚军人马多，但还没有全部渡过河。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建议，趁楚军渡河一半相互不能接应之际，赶快发动进攻，宋襄公不采纳。楚军刚渡过河，还没有布好阵势时，目夷又提议立刻进攻，宋襄公还是不同意。直到楚军摆好了阵势，宋襄公才命令进攻，结果却寡不敌众，大败而回，他本人的大腿也受了伤。回国后，宋国上下都埋怨宋襄公。他却宣称：“仁义的君子不使对方受困于危难之时，不攻击还没列好队形的敌军。”
这种不顾场合、不分对象、不计利害地侈谈“仁义”，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所以说，“仁”必须与“智”相结合，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仁”并非仅仅是宽厚，更不是懦弱，有时甚至应该表现为大智大勇。如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勇于肩负道义的仁人志士本色。
我想，老子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既是对“无为而治”的大“道”被废弃的惋惜，也是对没有真正的“仁义”的失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