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故圣人立事①，以此先知而揵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②，议论去就③。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④。外内者必明道数⑤，揣策来事⑥，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民入产业⑦，曰“揵而内合”。上暗不治⑧，下乱不悟⑨，揵而反之⑩。内自得(11)，而外不留说(12)，而飞(13)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14)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15)为大仪(16)。
【注释】
①立事：建立事业。
②先取《诗》、《书》，混说损益：引用《诗经》和《书经》来验证自己的学说。
③议论去就：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是否应该做。
④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欲，想；合，与离相对。指根据想法来运用力量。
⑤外内者必明道数：在决定内外大事时，必须明确道理和方法。
⑥揣策来事：推理判断未来的事情。
⑦产业：产，谋生，财产；业，事情，经营功绩。
⑧上暗不治：暗，昏暗。全句是说君主昏庸，不能推行善政。
⑨下乱不悟：乱，昏乱，糊涂。全句是说人民掀起叛乱而不能分辨事理。
⑩揵而反之：固执己见，事与愿违。
(11)自得：自以为自己聪明，得计。
(12)不留说：不接受他人的主张。
(13)飞：表扬。
(14)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命，召令；自来，指君主有令召来；御：防御、抵制，这里是指拒不接受。
(15)退：保全、完成的意思。
(16)大仪：好办法，大原则，秘诀。
【译文】
圣人立身处世，都以自己的先见之明来议论万事万物。其先见之明来源于道德、仁义、礼乐和计谋。首先摘取《诗经》和《书经》的教诲，再综合分析利弊得失，最后讨论是就任还是离职。要想与人合作，就要把力量用在内部，要想离开现职，就要把力量用在外面。处理内外大事，必须明确理论和方法，要预测未来的事情，就要善于在各种疑难面前临机决断，在运用策略时要不失算，不断建立功业和积累德政。要善于管理人民，使他们从事生产事业，这叫做“巩固内部团结”。如果上层昏庸，不理国家政务，下层纷乱不明为臣事理，各执己见，事事抵触，还自鸣得意；不接受外面的新思想，还自吹自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诏命自己，虽然也要迎接，但又要拒绝。要拒绝对方的诏命，要设法给人一种错觉。就像圆环旋转往复一样，使旁人看不出你想要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急流勇退是最好的方法。
【延伸阅读】
“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万物。”本章主要讲和君主打交道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更要有先见之明。本章还提出针对不同的对象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包括“揵而内合”、“揵而反之”、“飞之”、“迎而御之”、“因危与之”，等等。
拥有先见之明，在生活上才能避凶趋吉、趋利避害，在工作上才能事半功倍，在敌我斗争中，才能先发制人、克敌制胜。
三国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他的先见之明。
当时蜀军将士大部分在城外，诸葛亮坐守孤城，司马懿率大军前来攻城，寡不敌众，这次必败在司马懿手上无疑。但诸葛亮有先见之明，深知司马懿生性胆小多疑，故大开城门，命少数士卒打扫城门前道路，自己在城楼上安坐，燃香弹琴，司马懿见此情景，恐有埋伏，遂下令退兵，使诸葛亮转危为安。
可见，有先见之明，则可以取得胜利、转危为安。倘若没有先见之明，或刚愎自用，不听别人先见之言，往往会一败涂地、悔之晚矣。
在吴越交战之时，吴王夫差活捉越王勾践回国，吴王军师伍子胥有先见之明，力奏吴王杀掉勾践斩草除根，但吴王不听，并且最后还将伍子胥处死。临刑前，伍子胥嘱咐将其双眼高挂城楼，他要亲眼看到越王勾践反攻回来。后来，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国政，结果果然“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夫差不仅没有先见之明，而且刚愎自用，不听伍子胥先见之良言，结果放虎归山，为越所灭。
拥有先见之明，不仅可以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还可以“明哲保身”，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纷繁复杂的官场上保全自己。
唐朝名将郭子仪封爵为汾阳王，他的王府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自汾阳王府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出出进进，府中人从不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因外调去某地任职，前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王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两人正在梳洗打扮，郭子仪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拿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洗脸水，使唤郭子仪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回去后，不免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闲人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笑话在谈论着。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都觉得大丢面子。他们相约一起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将其王府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不愿接受。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亲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敬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以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军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郭子仪笑着叫儿子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身家性命。”
儿子一个个惊讶万分，忙问这其中的道理何在？郭子仪叹了口气，说：“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没看到这声势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郭府一千余口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家结下怨仇，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必然就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挑拨，制造冤案，那么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到那时，我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救不了我们。现在，我们郭府的四门敞开着，府中没有任何隐秘，即使有人想要进我的谗言，也找不到借口！”儿子听了郭子仪的话，恍然大悟，无不佩服父亲的先见之明。
郭子仪有先见之明，并且紧紧把握明哲保身的自救之道，减少甚至避免了皇帝与权臣对他的猜忌，因而成功地在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中长期任职，安享富贵。
这个故事提出了“明哲保身”的问题。“保身”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明哲”，即明白道理才能保存自己。郭子仪明白以静制动的道理，所以能在风云变幻的宦海中立于不败之地，使自己的聪明才干为社会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如果郭子仪没有先见之明，不能用冷静、理智的行动去防止和杜绝形形色色的流言飞语，那么，很有可能他的政敌们就会抓住把柄，制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整垮。到那时，纵使郭子仪有天大的本事，又怎能为社会作贡献呢？
有先见之明、明哲保身还体现在能够功成身退，敢于舍弃来之不易的功名利禄上。张良就是最典型的一位。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词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古训。
当初高祖刘邦在论功行封时，曾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韩灭后他家败落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夙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
张良很有先见之明，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而且他深知刘邦的为人，所以选择了功成身退，因此避免了韩信等人的悲惨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可谓高明。
孔子曾说过：危险的邦国不要进入，混乱的邦国不要居住。天下有道时，就出来从政治国；无道时，就要隐居不出。这是古代封建社会中很重要的“明哲保身”之道。不过，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它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社会给我们提供了吃、穿、住、用、行等各种生存和发展条件，我们就应该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积极回报社会，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绝不能为求自保，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思进取，因为孤立自己无异于故步自封、自寻死路。清王朝若不是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就不会让中华民族遭受近代百年的耻辱。
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提到了明哲保身的消极意义。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以及不同层次的人群应有不同的要求和重点，党政办公室具有参与政务、辅助决策的重要职责，因此，作为办公室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以积极谏言献策为荣，以明哲保身为耻的荣辱意识，积极履行谏言献策的职责，真正做到敢于谏言，真心谏言，善于谏言。
所以，站在积极意义的角度，我们在当代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不能一味选择明哲保身，其理由在于一是大势不允许、不合时宜，二是不符合现代的价值观和生存之道。
客观地说，明哲保身在当代仍有其可利用的一面。在当代，利益是人们追逐的首要目标，为了利益，人们难免会自私自利，所以每个人都难免会遭遇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际遇，在这种际遇下，如果你想做个温和派、中立者，那么不妨借鉴一下古人应付危险、化险为夷的“明哲哲学”，这对于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保全自己、从而运用自己的才干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是非常有利的。
先见之明在当代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先见之明，就不能在做事之前做好必要的策划和准备，没有先见之明，也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占领市场。所以，先见之明在任何时代、任何场合，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