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曹操可谓一代枭雄，对关羽的人品及能力赞赏有加，但关羽虽身在曹营，却一直心系失去联系的汉室刘备，当打听到刘备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婉拒曹操的真诚挽留，千里走单骑，直奔汉室刘备身边而去，后来助刘备成就了三分天下的大业。这就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由来。
这则耳熟能详的故事告诉我们：留人的关键还是留心！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心在人自在，心走人自走，心灰意自冷，心散不可回。留住人但不能留住心，充其量只是一种短期的权宜和凑合，正如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一样，难以保证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和工作热情的喷涌。
所以，留人也是讲究方法的，那就是尽全力留住人的心。尤其是那些有才的下属，是一定不能轻易放过的，因为人才并不多，如果你不懂得珍惜，就会被别人请去，那将是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情，弄不好还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成为你的克星。
奖罚有序，抓住手下的心
曾国藩说：奖罚中有大学问，善罚者不致招来怨恨，善赏者应使其事半功倍。
奖罚，是一种制度，是管理者一种基本的也是常用的手段。
做到奖罚有序，赏罚分明，才能抓住下属的忠心，下属就会心情愉快地尽量把事情干好。
曾国藩驭人有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就是深知奖罚有序，不偏不袒。曾国藩的幕府中，聚集了很多人才，李元度就是其中之一。
李元度这个人，学识丰富，很有才华，尤其擅长诗词曲赋以及对对子，有“神对李”之称。他所写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评价道：“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著，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此外，两人关系非常好，在曾国藩一生中的低谷时期，和太平军作战的初期屡次受挫的时候，只有李元度一个人守着他，始终不离不弃。李元度与曾国藩一起吃苦，度过了六年多的艰难岁月，因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是极为感激的。
在文学上，李元度虽说可以很出类拔萃，然而他却不擅长带兵。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调派李元度把守徽州，反复交代他说：“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只要不出来应战，肯定能守住五天，只要能守五天，就算完成了任务。”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没有想到李元度只会纸上谈兵，而且好大喜功。他一到徽州，就把曾国藩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李元度不愿意做缩头乌龟，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反而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损失惨重。最后为了挽回面子，李元度竟然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自然一败涂地，徽州城被太平军攻占了。
徽州失守，事关重大，曾国藩非常痛心，事已至此，不能再维护他，只能向朝廷上奏罢黜李元度的官职。
赏罚分明，还是帝王之术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个。
刘邦当年打天下时，也是汇聚了很多人才，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陈平等，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全力辅佐等等。可是，当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刘邦难以决断，所以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
这时很多未受封的旧臣对此忿忿不平，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刘邦对此很为难，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
张良详细向刘邦做了汇报，又怕他不重视，因而又添枝加叶地说，众人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快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
刘邦一听，形势原来如此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是靠这批功臣取得天下的，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陛下的亲戚，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此外，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当中哪一个平时没有一点儿过失，因此他们也是担心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
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很快会意，如今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接着问张良该怎样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说：“有啊，雍齿仗着和我同乡，之前多次跟我过不去，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动手杀掉他。”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因此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什邡肃侯。其他未受封的大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随着雍齿的受封，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
这样，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了人心。
善用虚名，功亦能成
世上只有小官，无小官名；只有虚功，无虚官位。
名誉升职也是升职，虚职位并非没有用，即使是虚名虚职也要好好善用。
曾国藩一生中，官运虽没有大起大落，算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但他却有“十年七迁”与“九载虚悬”。
曾国藩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从七品。在他37岁那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此时已是他入仕的第十个年头，于是称谓“十年七迁”。不要小看这几次升迁，经过前六次的升迁，曾氏由从七品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竟一次连升四级。
曾氏的十年七迁是格外的不寻常。如此情形、经历，在清一代，则仅此一人而已，更何况，曾国藩是一个汉人。
然而曾国藩如此一个受到朝廷高层重视的大员，却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有九年之久，不仅品衔未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
为何如此呢？
早之前，咸丰帝看到曾国藩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很高兴地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建此奇功，于是就想命曾氏任湖北巡抚。然而当时，某军机大臣在一旁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原来，他们担心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怕若假以地方实职，曾国藩就如虎添翼一般，或许对朝廷不利。
咸丰皇帝及其军机大臣，有这样的顾虑不是多余的。清朝是满人统治的，曾国藩是汉人。
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知道借朝廷名义拥兵自重，后来演变为朝廷对手，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史不绝书。再加上，湘军本就不是朝廷编制之内的军队，而是私人性质极重的、属于汉人的军事力量。
这样咸丰皇帝又如何能放得下心？就这样，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于是再下圣旨，免去曾氏的署理鄂抚之职，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任曾国藩如此虚职，曾国藩心中不满，而且处处受到限制，这样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接连几次的军事，败多胜少。尤其是初在江西的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曾国藩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前线接到父亲病逝的讣告，他借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奔丧，而且不等皇帝批复，便擅自离开职守，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带着弟弟离开军营匆匆忙忙回家。此番行径，惹得官场一片哗然，“朝议颇不为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毁”。这是由于曾国藩身为前线军事统帅，鉴于当时军情紧急，朝廷也有可能不同意他离开军营。而且，他带领的湘军在江西打仗，不与江西巡抚等地方政府要员见见面就撒手而去，也不合情理。
曾国藩回家之后，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失眠。
而就在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更顺利些，这样一来，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欧阳兆熊知道他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所以托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并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国藩于是进入道家境界，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
等到咸丰十年（1860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这一实职交给曾国藩。第二年，对曾国藩疑心重的咸丰帝病逝，慈禧太后掌权，她一改丈夫之前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国藩全权负责。
直到这时，才意味真正的曾国藩时代到来。曾国藩不再任虚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政人财大权一手控制，包揽把持，后来奋发努力，充分发挥其才能，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拿下。
当年，曾国藩一段时间的不得志，和他没有正视当时所任的虚职有关。所以，官场上遇到类似的，一定要冷静对待，大浪淘沙，留得住留不住，就靠自己如何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