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很注重对《易经》的研究，所以深得《易经》乾卦中“潜龙在渊，腾必九天”的精髓。那么，什么是“潜龙在渊，腾必九天”？
根据《易经》记载，在农历的二月初二这天是“龙抬头”的日子，在这之前龙一直蛰伏着积累能量，只有到了二月初二这天，才会腾跃到“九天”，普降甘霖。所以，曾国藩从这个故事中得出了深刻的做人道理。他认为：当一个人的实力还远远不够的时候就贸然行事是绝对会失败的；即毛羽不丰时，要懂得让步！那些过早将自己底牌亮出来的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往往会以失败告终。而这个道理表现在曾国藩工作中就是：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曾多次抗旨不遵，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了农民起义，起义军一路从南岭打到了长江中下游。面对太平军的疯狂进攻，朝廷上下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而此时的曾国藩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服丧，受到皇帝的急召，他对战争形势做了客观分析。
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作战勇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剿灭的。
所以，要想彻底平定这次运动，首先得整顿军心。但是再看清军，发现他们已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所以，他决定另立新军。一时创建了湘军的前身，即团练。然而，对于太平军一次又一次的北伐、西征，皇帝和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等待他把湘军练好以后再出师，于是要求曾国藩率军出征，以解燃眉之急。
但曾国藩知道：现在出兵等于去送死。于是，他拒绝了皇帝。
1853年10月29日，太平军逼近武昌，当时武昌兵力薄弱，如果武昌失守，湖南、湖北就有可能保不住了。当时，咸丰帝下令曾国藩出兵救援武昌，并于11月3日和5日，又再度降旨曾国藩，要求他亲自带兵增援武昌。但当时湘军组建不久，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基本还没有作战经验，于是拒绝作战，这就是曾国藩第一次抗旨的事情。
1853年12月12日，安徽战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急谕令”的形式，要求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不料被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婉拒。不过，这一次可把咸丰皇帝气得够呛，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要查办曾国藩。好在有官文从中周旋，才消了咸丰的气。这是曾国藩的第二次抗旨，事后他还振振有词的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曾国藩是有意抗旨不遵吗？其实不然。
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勇猛过人，在没做好准备前，是不能轻易碰撞的。因此，曾国藩打定主意：船炮不齐，决不出征。正是因为如此，湘军才得以成为后来名震天下的军队。所以说，实力是一个人赖以成功的基础。在羽翼未丰、实力不强时就要善于保身、多加等待、积累实力，实力强了，才能做到自如的进退。
要懂得代人受过
代人受过，是德之所驱，必能感天地、泣鬼神、得民心。
有时候，形势所需，需要代人受过，主动替别人“背黑锅”，这是为官之道不能忽视的一点。
其实，“背黑锅”是一门艺术，也是做官者的必修之课。在“背黑锅”的态度上，第一强调的是主动，即要“勇”于背；其二强调的是时机，即要“善”于背。现在我们先来说前者。我们之所以提到“勇”，是因为“背黑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待遇”，所以，在机会面前，不如早点出手，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要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与赏识。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善”，也就是说在背黑锅的方式上要明白所采取的是“明背”还是“暗背”。当然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明背”，即使“暗背”，也要想方设法让上级知道，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1870年入夏以来，直隶、天津久旱少雨，人心惶惶，逐渐有多起关于黑暗教堂的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的说，教堂专门用药迷拐幼孩，然后挖眼剖心，用来做药；有的说，教堂里有地窖，用来掩藏人质；还有的甚至说，被挖下来的幼孩眼珠已装满一坛子。
1870年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地方的居民抓住一个诱拐儿童的人犯叫武兰珍，又将他送到天津知县刘杰处。经审问，武兰珍说是迷药系教民王三所送，又说教堂内专门有拐人小组。消息传出，天津民众义愤填膺。刘杰以事关重大，约定21日带武兰珍到教堂对质。结果教堂中既没有王三，也没有武兰珍所说的拐卖小组，到了中午，有教堂内的人与围观的民众发生口角，并互相扭打。刘杰派了两个巡捕镇压。正在此时，法国领事丰大业来到，不问情由便殴打中国巡捕，刘杰急忙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不料丰大业一看到他出来，便二话不说，举枪就向刘杰射击，刘杰见丰大业举枪，急忙闪避，结果打伤了他的家人。这下围观的百姓再也忍耐不住了，立即一齐动手，将丰大业和随行的秘书西蒙打死。而且，暴怒的民众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冲向教堂和其他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将望海楼天主教堂、法国领事馆、仁慈堂、英国讲书堂、美国讲书堂尽皆焚毁。结果，打死20人，除丰大业和西蒙外，其他国家领事馆多人。
教案发生，震动京津。在此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没有打死这么多洋人。次日，法国、俄国、美国、英国、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七国联合向清政府发出抗议。又过了三天，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方向集结，朝廷一下慌了，赶快请曾国藩出面应对。
6月23日，朝廷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拟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如精神尚可支持，则前赴天津，与当地官员悉心磋商，妥筹办理，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此时的曾国藩，正病魔缠身，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不好。
自四月十六日起，患眩晕之症，并在日记中记述道：“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但他知道，这是背黑锅的最佳机会，即使送了命，也是为国捐躯，自己的一世英名与功业将流芳百世，荫福子孙。倘若不背这个黑锅，恐怕慈禧也不会让他好过的，他休想在退休后安享天伦之乐。
想到这里，曾国藩只好请假一个月。临行前，他还写了遗书。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正式开始了对天津教案的审理工作。正是因为这次黑锅，才让他成了清朝的顶梁柱。所以说，背黑锅是作为官员必须要学会的事情，而且，要懂得善于背黑锅，始终记住一点：背黑锅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要学会委曲求全
古往今来，委曲求全者少有，有则归于成事之人，其中道理，可见一斑。
委曲求全，是一种涵养，更是一种策略。正如古语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在关键时刻做不到委曲求全，就会功亏一篑。因此，要学会委曲求全。
一个懂得委曲求全的人总是不会去斤斤计较自己的得与失，因为他有着更长远的目标。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将自己逼入绝境。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在困境中委曲求全，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人生的低谷。这一点，曾国藩是铭记于心的。因此他往往能做成大事。
曾国藩为人处世总讲究一个“委曲求全”，他认为，只要能够在不利因素面前做到镇定自如，忍耐一下，就能找到化不利为有利的方式，就能做到转败为胜。
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被朝廷委派到江西领导湘军作战。
但是，好几仗打下来却连连败退。9月间，安徽又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
而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又下旨要曾国藩援助浙江，过了不久又命令他带兵去福建，之后又命令他援助安徽。当石达开从湖南跑到四川之后，朝廷又令他前赴四川扼守要塞，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如此这般的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其实他也知道，朝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试试他是否有心服从调遣，是否对朝廷忠贞不二。但是，那些不知朝廷用意的人以为是皇帝不器重他们，便反的反、走的走。
而曾国藩不这样想，他觉得要逆来顺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委曲求全。于是，他坚持做了，获得了朝廷的信任。
曾国藩的委曲求全精神似乎是天性中就有的，每每遇到不平之事，他都不用经历太多的内心挣扎，这一点正是一名官员需要具备的。其实，历史上懂得委曲求全的人不止曾国藩一人。那些能够在羞辱与困境中绝地反击的人，大都有着委曲求全的精神。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的孙子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当时，李陵带领步卒五千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非常生气，因为他希望李陵能够战死，而不是投降。再看满朝文武官员，也成了变色龙，一同斥责李陵。这时，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说他之所以选择投降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然而汉武帝不这样想，以为司马迁是矫枉过正，于是下令将他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不久，又听说李陵帮助匈奴攻打汉朝。
汉武帝以为是真的，于是连坐了李陵的族人。再看司马迁，更觉得他帮李陵说话的荒谬，于是给予宫刑处置。此种刑罚既摧残身心，又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他懂得委曲求全，于是说了我们最为熟悉的名言：人总有一死，但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定活下来，决定把《史记》一书完成。他在《报任安书》中如此形容自己的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忍受着如此大的耻辱，所以他的心中充满力量。
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吗？如果我们都能像他一样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还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可见，委曲求全是良药，虽然苦口，但有利于自己做成大事。懂得委曲求全的人走到哪里都能闯出一片天空。不懂的人走到哪里都是寸步难行、画地为牢。所以，它就像是上帝对人的考验，一个轻浮暴躁沉不住气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做不了官的，因为他无法静下心来攒足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