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朝中有人，不如胸中有才，以才服人，万事备焉。
为官需要借人借势，更主要的还要靠自己，靠自己的才能去争取，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有够份量的筹码，才能以才服人，才能在朝中说得上话。现在也一样，上上下下和里里外外的关系只是外部条件，关键还得靠自己，用自己的才华政绩说事儿。
做官者应以民为天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为民者，民必毁之。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俗话说出了这样的为官为政之道：做官就要以民为天，做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来，否则老百姓不欢迎、不拥护，自己做官也不会长久。
作为一方之长，要想造福于民，就必须以民为本，以人民切身利益为自身利益，放到现代化的今天，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政绩观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是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工作追求和施政行为；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政绩，它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生活苦还是不苦。
正确的政绩观是衡量一个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自己的试金石。有的人“做官”是为了更好地“做事”，为人民做实事，处处为民谋利。这是正确的政绩观。有人则把做官当作挣钱的手段，这是错误的政绩观，这谁都懂，然而有几个人能做到？似乎在众人眼中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做官是为了捞钱，否则那些官员也不至于如此热衷做官，谁愿意去给别人做牛做马呢？可见，捞钱是人之所欲。但是，一名好的官员正是因为他能够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才成了好官。民众喜欢这样的官，愿意让他多做几年，这是做官的成功之所在。
此外，还有一部分官员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政绩的幌子来鼓自己的腰包。下面，我们就看看具体的灰暗地带。
误区之一：有没有政绩，主要看经济。经济要上，其他都让。
有人把政绩同经济发展的指标简单划等号，这是最常见的关于政绩的错误看法。有的地方专门制定文件规定，凡是乡镇企业产值超亿元，乡镇书记和镇长可提拔为副县级，而产值增长率不到规定的标准则受降职处分。于是，“经济要上，其他都让”的口号喊出来了；于是一些挥霍浪费的腐败现象挂上了招商引资的招牌；于是，人民群众发出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慨，这与其说是为民造福，不如说是为民造孽。
可是，现实中这样的官真的不少，我们不禁要问了，这样的官是怎么做成官的？
误区之二：政绩不政绩，主要看统计。统计表上出政绩。
好多官员都是年初脑袋发热，提出一些好大喜功的经济指标，年底经济指标完不成，便想方设法虚报、瞒报，在统计表上做手脚，搞“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天知道”的水分政绩。
想着都让人觉得好笑。这不明显在跟人民跟党捉迷藏吗！这哪是什么官，简直就是官油子、官老鼠。有些官员更是聪明到了极点，口袋里往往装着几套数字，汇报成绩时是一套数字，要钱要物时是一套数字，新闻宣传时是一套数字，上缴利税时又是一套数字，但奇怪的是不管怎么忙，都不会拿错。这一点倒是值得佩服，几经官场生涯，已经磨练得八面玲珑，一般人哪里知道。
误区之三：政绩不政绩，主要看任期。追求任期内政绩的显性效应，急功近利，不惜杀鸡取卵。有的在其位者，看到自己要升官了，或者是要下台了，就狠狠地抓几个大项目，反正做成便是英雄，做不成也走人了，犯不了大事。紧接着他的继任者又想“新官上任三把火”，于是同样来几个大工程，来几个面子工程，方才称得上自己那张脸。在这种“再创辉煌”的比赛中，急功近利不惜牺牲本单位或本地区的长远利益，搞掠夺性经营和生产，之后便拍屁股走人，包袱留给银行，责任集体承担，难题留给后任，这种行为与其说是政绩，不如说是劣绩。
所以，官员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决不能当“立项目时拍脑袋，批项目时拍胸膛，出了问题拍屁股”的“三拍”干部，更不能把党的“凭政绩用干部”的经念歪。要形成一种“为民造福才是衡量公仆政绩的硬尺度”的思想。
而且，好的政绩是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而我们熟知的曾国藩就有着科学而正确的政绩观。
曾国藩在军事上对太平天国发动最后攻势的同时，也在努力恢复生产。曾国藩说：“大乱之后，不能不以务农为第一要务。”
他上任两江总督后，在辖境内着手恢复农业生产。当时的苏皖地区，大片田地荒芜，无人耕种，且土地归属关系混乱。因此，曾国藩定“清查田亩，为善后第一要务”。攻占安庆后，即令皖、苏各地建立“劝农局”，分别委派专员查核田亩。其无主荒田，由劝农局查明报县立案，招徕流亡，领垦耕种，同时，他还饬令各属官吏筹银采买耕牛种子，贷给农民。
对于手工业和商业，曾国藩也采取了一些促其恢复的措施。
如：曾国藩在攻占金陵后，即在各处张贴告示，招徕机户、典商等回城复业，“借商力以养农，借稍富之力养极贫之民”。并给予贩运缎匹者减免税费的优待，以尽快恢复江苏传统的丝绸业生产。
两江辖区的苏、皖、赣三省，历来是封建政府的财赋重区，也是贪官污吏的蝇营之地。太平天国起义前，这里的地丁、漕粮浮收高得惊人。当时米价约每石在2千文左右，而各地官吏所收价竟高达7、8千文，甚至数万文之多。浮收部分大多为衙役书吏、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从咸丰十一年起，曾国藩先后裁去三省地丁、漕粮的部分浮收，定江西、江苏地丁每两一正一耗收钱2千文，定安徽、江西漕折每石3千到6千文不等，且严令“力禁浮收”，“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同治元年以后，曾国藩先后几次奏请减免安徽、江西二省因战争与灾害而历年所积欠的和当年应缴的正杂钱粮。
可见，曾国藩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确是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的。也可以说是他秉承的政绩观的具体体现。即不无视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对于弊政陋规及时革除，对富人向穷人的剥削力加抑制……正是因为专注于民生，才让腐朽的清王朝又延续了四十多年。
今天，当我们身处更为发达的政治环境中，应该怎样对待政绩呢？答案是：政绩要经得起考验，就不能为政绩而政绩，就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也不能只看GDP，政绩的衡量尺度不仅需要全面，而且要长远。今天看来是成就，到明天用不上了，那就可能是泡影、是易碎品。所以，为官者一定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充分把握发展的战略前景，从有利于发展的角度来建树经得起考验的政绩。政绩要经得起考验，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像曾国藩那样，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各项工作的“第一信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改变“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
综上所述，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真正确立起科学发展观，同时也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要遏制那种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的“政绩”，那种投机取巧的“政绩”，那种“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政绩”，要关切人民，杜绝虚假政绩，勤勤恳恳地做好事、做实事。只有这样，才能把官做好，才能笑傲于官场！
唯命是从者，难于立世
唯命是从者，难于立世。
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虽然这样不容易得罪人，但这是缺乏主见的表现，长期如此，便难于立世。
在官场上，最被看重的就是一个人的思想，你的思想是否先进，是否有创造性，将从根本层面上决定你的政绩。而这其中，有主见是必不可少的。有主见应该是作为一名官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因为，有主见就意味着有独立思考能力，而只有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你才能提出创造性的施政方针。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有天壤之别。主见是对事物发展趋向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固执己见是一种认识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而曾国藩的主见就是经过对事物发展趋向加以判断而提出的。
1860年5月，清政府的江南大营再次被消灭后，咸丰帝只得把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委给曾国藩。在1860年6月8日，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8月10日又改为实授，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这意味着曾国藩手中的军权加强了不少，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湘军的实力，使其能更加疯狂地向太平军发动进攻。
当时湘军统帅曾国藩认为要平定江南太平军，“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因此把战略重点放在争夺太平军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上。当时清政府的江南大营已被摧垮，为了保住粮饷基地，再三令曾国藩率兵东援，以“保全东南大局”。
但曾国藩自有主见，拒不从命，仍然全力以赴争夺安庆，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而在根本上扼住了太平军的咽喉。
可见，在关键时刻，有主见是多么重要！如果曾国藩当初听了官府的话，丢下安庆，转战东援，后果可想而知，而中国的近代史也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了！所以说，有主见是为官者必不可少的技能，是为官之本。试想，你连怎样使国家长治久安，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事都想不清楚，那又有什么资格做官呢？即使做了，也会被大家轰下台的。
我们华夏的历史悠久，纵观历代朝制，在夏启之前都是禅让制，而从夏启时代开启了中国权力“家天下”的先河。秦以前都采用分封制，君权还不是很强盛，我们看到春秋战国时，一些人为了寻找自己事业的平台，穿梭往来于各国，甚至帮助别国攻打自己的国家，大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味道，官员的奴性还不怎么强。到了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真正意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为统治的需要，对官员个性的约束也越来越大，逐步形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核心忠君思想体系，到了清朝发展到自称“奴才”，官员的奴性化已到极点。然而这对社会是不好的。因为官员的奴性妨碍了政府平衡利益不同体的应变能力，有时反而加剧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引起政治上的动荡，甚至出现改朝换代。所以，伴随着官员的奴性化的增强，王朝的寿命也越来越短。然而，曾国藩是个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使自己身处的王朝又继续存活了数十年。
他是个有主见的人。
当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奴性”官员还很多。有的一把手官员竟然拍着桌子对手下讲：“不换思想就换你。”结果那手下再也不敢提出什么建议或是意见了。做官，最讲究的就是无私，一个自私的人，心里没有别人的人，还怎么做官呢！尽管这样的官很多，但是，如果你想做一名好官的话，那么，就不要考虑太多私事，否则做官就等于做奴隶，一辈子被人骑着，倒不如做点别的。
打好底子，方能无敌
基础，乃建房之根本，做人处事如建房，夯实根基为必须。
官场上也不乏“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之人，然而，真要立身立命，必须有底子才可。
在晚清历史中，曾国藩可谓是清政府的顶梁柱！然而，他之所以能成为顶梁柱，是因为他的基础打得好。这基础既包括学问基础，也包括“民心”基础，下面来看学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