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宁国府很快被太平军攻陷，前去营救的湘军就被太平军隔在了祁门和宁国府之间。因为太平军的西征军在咸丰十年八月十二日攻下宁国府以后，又于八月二十五日攻下徽州，徽州统领李元度弃城逃跑，这样太平军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祁门。
这下曾国藩急了，徽州地处祁门之东，是湘军粮草供给的必经之路，徽州被攻克，那么曾国藩所率的湘军的粮草也就被切断了。
或许就是应了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曾国藩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又接到了咸丰帝的求救信。
原来，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之后没有满足于在中国强取的特权，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特权和银两，又于咸丰四年（1854年）提出修约，被清政府拒绝后，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根本没有工夫和兵力去集中对付外侵。而且，此时的英国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轻易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十多年以后，清政府也已经改善了军事装备，清军也有了洋枪、洋炮，所以此次英军并没有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那么干脆地与清军开战，而是采取了与法军联合先是小打小闹，试探一下清政府的反应。
结果，清军不抵英法两军，很快败下阵来，清军败北无疑增长了英法两军的侵略气焰，于是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底八月初英法联军向中国发动了较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由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一路败逃至北京。
咸丰帝闻讯立马带着老婆孩子逃往热河（今承德），命恭亲王奕留守北京与洋人谈判。但是，作为一国之君在国难当头之际第一个临阵逃脱，多少会招人耻笑，或许咸丰是为了给自己挽回一点面子，或许真的是为了大清着想，在逃跑的路上，咸丰连连下发意旨命各地督、抚、将军等掌兵权的大员前去北京“勤王”。
所谓“勤王”就是帮助恭亲王的意思，作为刚上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不例外地收到了咸丰的意旨。其实与其说是意旨，不如说是求救信更加形象，因为此时，北京城虽然也有重兵把守，但是清军现在的特色就是无能，让他们站那吓唬人还行，如果真打起来了，个个都像兔子一样，一个比一个逃得快。
而此时的曾国藩也早已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现在英法联军又给曾国藩出了这么一道难题，一时间搞得曾国藩束手无策了，看来这个两江总督可真是不好当呀。
李鸿章的妙计
曾国藩是在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1860年8月26日）收到咸丰的求救信的。早在一天前，太平军刚刚占领了徽州，徽州统领李元度也不知是死是活，而他自己此时只带了三千湘军，曾国藩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因为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祁门。
但是，英法联军已经守在北京城外了，如果不去“勤王”，万一恭亲王与洋人谈不拢，再动起手来，虽然在自家地盘上打架，但是吃亏的却是自己。要知道枪炮不长眼，万一哪个炮弹飞进了紫禁城，打到了哪个先人的灵位，那么下场可就不好收拾了，而且曾国藩的一帮师爷们也都主张北上“勤王”。
此时作为湘军的中流砥柱的鲍超已经回到了霆字营，曾国藩现在就指着鲍超活命了，而且曾国藩要想攻打安庆，而后攻陷天京立功，还得靠着鲍超。
另外，外敌当前，保护国家主权匹夫有责，如果曾国藩拒不北援的话，很可能会招到国人的痛骂，到时背上一个“卖国贼”的骂名，必定遗臭万年。所以曾国藩不能戴上这样的高帽。
但是，要怎么做才是两全其美的良策呢？正在曾国藩愁得头发都要白了的时候，李家二公子李鸿章又站出来说话了。英法联军现如今远渡重洋、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如果他们旨在征服中国的话，无异于自寻死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二军孤军入侵，就算他们的炮再厉害最终也难逃一死。
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向清政府讨点好处而已，所以，就算北援可能也只是白跑一趟，现在应对咸丰帝意旨的最佳方案就是——拖。
而此时，李续宜也奉胡林翼之命前来祁门，特意与曾国藩商讨应付咸丰意旨的事。
几经磋商以后，曾国藩联手胡林翼接受李二公子李鸿章的建议。于是，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九月六日（1860年9月6日）上奏咸丰帝，由于皖南战事吃紧，请求咸丰帝命曾、胡二人中的一人带兵北上“勤王”。命信使一路旅游至热河（今河北承德）把奏折送到了咸丰手里。咸丰一看赶紧回话说，谁去都行，只要快去就行了。然后八百里加急跑得没魂似的将回信送到安徽祁门湘军大营。
可是一个月已经过去了。虽然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就是拖时间，但是，为求万全，只能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呀。于是曾国藩在这一个月中也充分地做好了应对咸丰意旨的方案了。如果皇上命胡林翼带兵北援，那么就派李续宜随行，湘军大军先退至湖北，暂且不进军皖南，以求保存实力。如果命曾国藩北援，就由左宗棠随行，湘军退兵江西。虽然曾国藩很注重保存实力，但是他却固执地认为，无论如何安庆之围不能撤。虽然无论哪种情况发生，对于攻打安庆来说，湘军都失去了一支重要的机动部队，如果太平军趁机内外夹击，必定能够迅速解除安庆之围。但是，如果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么太平军内外夹击的目的就无法达成。可如果为了应对北援，从安庆撤军，那么湘军之前为之所作的努力都将白费。
然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曾国藩赌赢了，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咸丰十年十月四日（1860年10月4日），曾国藩接到了咸丰的意旨说，恭亲王已经和洋人达成了“议和”，曾、胡二人都不用北上“勤王”了。
接到这个意旨，曾国藩真是高兴坏了，看来李家老二真的料事如神，这下曾国藩可以喘口气了。
虽然曾国藩因为间接拒绝北援而为湘军攻下安庆奠定了基础，但是曾国藩的这种行为却遭到了后人的抨击。
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做事向来都小心谨慎而且我行我素的人。比如前两次请假回家守孝，曾国藩都没有经过咸丰的批准就立马卷铺盖走人了，而这次碰到如此重要，关于国家荣辱的大事，他却为了拖皇上意旨等了一个多月，这实在不是曾国藩的风格。
但是，或许在曾国藩的意识里他已经接受了李鸿章的分析，他也认为，英法联军不过是为了谋利，而太平天国不仅谋利而且谋权，所以与北援相比，围攻安庆更为实际、更加重要。而曾国藩初衷也并非是要做“卖国贼”，所以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替曾国藩想想的话，或许当年我们处在曾国藩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做。
虽然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英法联军签订的《北京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利，但是，如果洋人开出的条件咸丰帝不同意的话，恭亲王是不敢擅作主张的。而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由恭亲王签署的，那么后人就会骂恭亲王卖国，而事实上他只不过是清政府的一个代言人罢了。
其实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当时无论是谁签署，那么这个签字的人都会遭国人辱骂，而事实上他们又有什么错呢？错的是当时江河日下的大清国力。
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曾国藩是卖国贼。但是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却让后人从中总结出了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
虽然笔者不能说这个教条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它确实影响了不少后人，而这一教条的产生，其实就是因为李鸿章的一条妙计。
然而无论怎么说，北京最终还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曾国藩又可以全力对付太平军了。但是，还没等曾国藩行动，太平军就再一次打到了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