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点结论
经过上面纵看（两索引与五刊）与横看（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事实是：
1．因为在深层次上我们没有产生出理论体系与重大的学说，我们的理论创造尚未形成力量，也远未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主流（不要说加入国际语用学的主流，只说在国内理论创造与引进介绍相比，前者比例大于后者比例就行了），所以表层次的东西就是我国语用学学者的大多数的学术活动长时间地依傍国外。简言之，理论依傍国外。
2．在鲜明的学术原创性上，在作者群体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上，在选题非常普遍、深入地将语用视角射向一切现实生活领域与职业领域上，在语料的利用上，在撰写语用学发展史五个方面，我们与国际学术主流之间的差距，比米差里遥更远。简言之，五个方面不入国际主流。
如果以上两点结论（一说理论依傍国外，二说五个方面不入国际主流）不错，就可以说，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处于幼儿的没有断奶的时代。没有断奶就是靠别人喂奶。
《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说，“总的来说是过多地依傍国外的学说，缺乏一种理论上创新意识和开疆拓域的勇气。”可见上面说“目前仍然靠别人喂奶”的说法还不算过火。可能会有人指出，对1992年之前的判断怎么可以代表现在呢？请注意：本对比研究的取材是到1999年为止的。
四、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
相信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看出，本文的目的不在作出上面两点结论，说我国语用学者的研究与国际主流相距甚远，我们的目的还在讨论：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
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本文作者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我们明白了引进与创造的关系，就可以将力量正确分配。首先有一点要肯定的是：问题不在引进与介绍太多而把引进的步伐放慢，而在理论创造跟不上。因为大量的引进与介绍不是引起理论创造缺乏的直接原因，甚至连间接原因都不是。介绍国外理论对创造自己的理论有益无害。自己理论的贫穷并非是引进国外理论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引进介绍根本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理论创造。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引进、介绍国外的理论是正常的，全部学者都去搞引进介绍而忘了创造自己的理论，肯定是不正常的———强调人数的分配。一个学者的一生中的一段时期用来引进介绍国外理论是正常的，整个的一生全部用来搞引进介绍肯定是可惜的———强调时间分配。有兴趣搞引进的，尽可以继续；但要紧的是鼓励理论创造。我认为在“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中的如下观点是值得考虑的：借鉴国外选题时，有两点原则：第一，借其形式（如案例），而不抄袭其结论与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借窝下蛋”：窝是人家的，蛋是自己下的。第二，借鉴思路，自引事实，自下结论，建立自己的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自筑窝自下蛋”：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原创性。
2．弄清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是前进的开始。
缺乏理论原创性，原因之一是我们长期将实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对立起来，轻视非功利理论、超验理论与“空头”理论（这种情形与实用研究如外语教学的大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殊不知，最终的结果必是将实用研究的源头也掐断。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与理论指向不太明确有关。语用学理论目标具有解释性（解释语言交际何以成为可能）而不是指导性（“教”人如何使用礼貌语言，如何推理，等等。指导语言交际有另外的学科，如伦理学、公关学、交际语言学之类）。语用学的一些原则与假设同当代语言学其他理论一样，是针对语言运作的普遍机理提出的。而研究某一语言的个性（如用汉语为语料），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刻揭示共性，使语言理论（包括语用学理论）更严谨、更概括。有了这样的理论目标，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就会增强。理论意识增强，创造性的研究才会多起来。
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之三，恐怕是与我们的文化心理传统、外语学者的素质有关。下面的现象多次被人指出过：同是理论创造，对来自国外的，我们众多的人长时间地依傍不舍，对来自同胞的，却吝施扶持。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恐怕还是得从文化心理与学者的素质上找原因。比如说，对同胞的理论创造，互相吹捧不好，互相冷漠以待就好了吗？更不好。对同胞的理论，不要说像对洋理论那样众星捧月似地引用与介绍，正常的评论与推介，都还未形成。对同胞中的理论创造，我们最好多给些注意。举一个例子以说明。李锡胤在“转向：在别人还没注意时，先看出问题”对言语行为理论有创造性的见解。他指出：“人类的活动（或行为）有三个方面：一、肢体活动；二、心智活动。三、言语活动。心智活动一般地可以从言语活动加以观察和研究。这样就增加了言语行为的价值。哲学家对言语行为感兴趣，多半是为了听其嘴而观其脑；用他们的术语拐个弯子说：为了研究‘意义’。言语行为是嘴巴的行为，它执行三种功能：一用嘴巴发出的物理动作……。二用嘴巴表达的交际行为，目的是陈述、询问、表露……。三用嘴巴实施约定俗成的仪式或手续，……。言语行为也同样，我们无法用现在的嘴吹出昨天或明天的口哨，或者喊出昨天或明天的口令。所以，所谓performative句式只有第一人称现在时。至于用嘴巴表达交际行为时，一般都省去‘我现在说’，‘我现在问’，‘我现在惊叹’等帽子，直接叙事或发问，所以不受此限制。我以为没有必要提出implicit performatives（隐含施为句，即去掉‘我宣誓’、‘我宣告’、‘我命令’、‘我打赌’等帽子以后的施为句———本书作者注）这一概念，否则全部命令式句子都揽进去了，甚至陈述句也剩不下。总而言之，我认为从语言学角度说，只要把performative句式中出现的动词罗列出来，一一加以分类研究就可以了。其他问题就拜托哲学家费心吧！”这种对言语行为的深刻见解，对言语行为的价值的认识的角度，对哲学家为什么提出言语行为的中肯观察，对“隐含施为句”概念的否定，都很有参考价值。不要说理论勇气是值得效法的，就是理论本身的智慧，也是不让外国同行的。在上面提到的徐盛桓、熊学亮等人，提问题的角度、批判的勇气、利用材料的新鲜，都值得我们充分注意。又比如，对我国语用学有开先河作用的许国璋、王宗炎、胡壮麟、何自然、沈家煊、廖秋忠几位的贡献，我们在发现、利用、开发上都还不够。他们在那儿“静悄悄地、水鸟式地为我们引进了语用学”（王宗炎，1990），作为同胞，我们不能使他们的功劳埋没。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1997年，听说我们中国在酝酿成立语用学会，马上就传来了日本准备抢先成立的消息。日本人的学术团队精神，该不该使我们脸红与深思？上面说“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之三恐怕是与我们的文化心理传统、外语学者的素质有关”，真不是瞎说。窃以为，我们真该要一点学术团队精神与中国意识。不知同胞们以为如何？
3．硕士与博士如果能善于利用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势头，他们在母语学习上分出一点时间，敢于使用自己的资源去证明语言的共性（也不忽视汉语的特殊性），面向现实生活与职业领域，必然会给中国语用学界带来新鲜的活力。
4．理论酝酿是要花时间的，但问题是要把酝酿的时间与精力花在（1）理论意识的建立；（2）学术视野的扩大；（3）方法论上的多样化；（4）语种选择的多样化上。丰富的理论引进毕竟是好事。语用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时间不算长，在中国的引进期也更短。有了丰富的引进垫底，等待一个时期也不算大问题。
选题意味着什么？选题可以说是研究中的The Pearly Gates———通向天国之门，研究的重中之重。窃以为，国内外选题对比研究对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有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