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遥远，却让我们清晰地回想起大一的时光。不止是大一发生的事情，还有那时候的热，那时候的冷，那时候从江上飘来的润湿的空气，那时候同学之间边试探边靠近的新奇和温暖，——那时候，杨顺城背着吉他，在校园里弹唱“我可爱的她呀在哪里”，弹唱他即兴创作的歌曲……
两张面孔，依然是高玲玲的更美，但而今，同学的意义大于脸蛋。甚至没有人在心里去评判她们的脸蛋。现在真正让我牵肠挂肚的，是没有到场的杨顺城，那个在念书时我们都不喜欢的人。
刘畅对老婆的做法很满意，对别人看她们的眼神更满意。这从他微微上翘的嘴角可以看出来。
尽管世界如同一张烙饼，翻过来是这样，但翻过去，却不一定是这样。
“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风暴和黑暗忽略……”
这是杨顺城从西藏回来后，在高玲玲校门外唱过的歌。
在他自编自创的歌曲里，老是出现黑暗、光明这样的字眼，以前，他是要让光明照彻黑暗，这两句歌词表明，他打定主意要回到黑暗里去了。他砸碎吉他，吹着口哨，究竟去了哪里？
谁也不清楚。
要是清楚，就通知他回来参加校庆了。
好几年过后，消息才陆陆续续地传来。
他没再回西藏，而是去了云南某地一所偏远的中学。那里的教师，最高学历是中师，杨顺城这种本科毕业生主动上门，等同于天上掉馅饼。他一去就受到重用，教高中毕业年级的语文，而且当了尖子班的班主任。他把班费收起来，揣进腰包，一天课也没上，就不辞而别。
班费能有多少钱？顶了天几百块。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随后他去了广东佛山，在一家鞋厂做工。厂里没有住宿，他就在厂子附近租房。租给他的那家人，有三室一厅，手头紧，就腾出一间租给他，于是，他跟这家人用着同一把大门的钥匙，像是一家人。房主真是把他当成一家人看的，有客人来，请他同桌吃饭、喝酒，买了好菜，也请他品尝。他在那里租住了大半年，有天夜里，房主两口子外出办事，他就把他们的女儿强奸了。女儿不满十五，还有一个月才初中毕业。他在那小女子的抽泣声中，迅速出门，消失于茫茫人海。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甚至无法理清消息的源头。小道消息的生命特征，就在于“理不清”。
但我们都听说了。
又过去两年，也就是我们毕业十九年过后，某天下午1点半，我正在睡午觉，手机突然叫起来，把我做着的一个好端端的白日梦，惊惊乍乍地吵醒。是刘畅打来的。
刘畅问我：“你知道杨顺城的情况吗？”
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呢？
原来他不是要问我，而是要告诉我。
因大姐生病，他最近回了趟老家。大姐是血液粘稠，引起轻度中风，在镇医院输了几天液，好多了，他跟二姐一起，陪了大姐两天，就返回重庆。走到县城时，他搭车去了七里沟监狱。去的目的，是想找到杨顺城，至少打听到他的下落，弄清他的联系方式。我们班开毕业典礼那天，有一个约定：二十年后，大家再回母校聚首。时间定在2011年7月15日。为此我们还制定了若干规章，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在这二十年间，谁也没有权力死去。毕业十年利用校庆聚会的时候，由于杨顺城没到，害得大家像被割了一块肉，从头到尾地想着那块肉，说着那块肉。千万不能下次又这样。二十年可不容易，二十年有太多的话想说，不能只说杨顺城。刘畅是杨顺城的老乡，有义务帮助大家找到他。
县城去七里沟的路，已全部硬化，车程由六个多小时，变成了不到三小时。那个小镇还是一条独街，却有了许多高楼，变得认不出来了。刘畅想找到当年跟杨顺城吃挂面的那家小店，已经找不见了。但菜市场还在那里，一眼就能望到的。只是没看见七里沟监狱的购物车。刘畅搭公交车去了监狱。半面斜坡上的大门外，显得格外冷清，只有个七十来岁的老人，站在那里，相当落寞地瞭望远处。
刘畅对门卫说，他要进去找个人。门卫问找谁，他说找杨顺城。门卫不认识杨顺城，刘畅说他爸曾在这里当保安科长，现在想必退休了。门卫还是不知道，当然也不放他进去。
那个老人听见刘畅的话，问了一声：“你找杨顺城干啥？”
刘畅转身看他，眼睛慢慢发亮。
尽管这人的头发都白完了，但刘畅还是认了出来。这是当年去市场买菜的李叔叔。
刘畅叫了声李叔叔，说自己某年跟杨顺城到这里来过，还坐过他两趟车。
李叔叔比刘畅还高兴，“缘分啊，”他说，像遇到亲人一样，抓住刘畅的手不放。然后他告诉刘畅，七里沟监狱要搬往成都郊县，搬迁工作已进行了四年，绝大部分干部职工和服刑人员，都走了，煤矿也还给了地方。现在，监狱里只留下了极少数人，这些人年底前将全部迁走。“我不走，”李叔叔说，“我在七里沟干了四十多年，舍不得走。等他们走光了，我就守这个破庙。”
难怪他显得那么落寞。
“杨顺城他爸呢？”
“走了，今年三月份走的。”
“李叔叔你有他爸在成都那边的电话吗？”
“电话……你是想找杨顺城吗？自从大学毕业，杨顺城就再也没回过家了。”
刘畅“哦”了一声。但并没彻底失望。杨顺城没回过家，不等于他爸就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
于是他又问李叔叔要杨顺城父亲的电话。
李叔叔看着刘畅，眼神苍老、悲凉。
“你别费心思了，”他说，“杨顺城死了。”
杨顺城是被枪毙的。
因为他杀了人。
案情发生在川滇交界处的水富县。九年前的某个深夜（算起来，那正是我们参加五十年校庆的前后），他跟同伙在水富县郊外，拦截了一辆车，把车主杀死，碎尸后装入大提包，扔进金沙江，抢了车主的手机一部，相机一部，现金两万三千元。之后与同伙分散逃跑。杨顺城逃到合肥，逃到武汉，逃到贵阳……具体逃了多少个地方，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许多地方都只在车站停留。大半年后，他到了宁夏的青铜峡。或许是因为逃跑太累人，或许是看中了青铜峡这座西北小城，他终止了混乱的脚步，在此隐姓埋名地住下来。钱早已在逃跑途中花得精光，他便去建筑工地做力夫，卸水泥。那是一种只有肉体的生活。他把肉体作为赌注，去跟白天黑夜抗衡。
这年五月的某个黄昏，杨顺城下了班，往出租屋走。从清晨忙到黄昏，他没觉得累。一具没有心灵的肉体，是不知道累的。但经过一处公园的时候，他突然腿脚打闪，差点儿跪下去。
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弹吉他。
小伙子边弹边唱：“我站在故乡的中心，却是一个离乡背井的人……”
杨顺城听见自己身体里发出嘎嘣嘎嘣的声音，像冻结多年的冰层正在坼裂。
他蹀蹀躞躞地走到那人身边，对他说：“你唱的是我的歌。”
是的，这是杨顺城的歌。当年，他从不把歌曲写在纸上，那些即兴弹唱，是通过谁的笔，谁的手，谁的嘴唇，从南方传到了北方？在某一处暗角，有一双眼睛在注视他，有一双耳朵在倾听他，并把他孤独的生命接纳过去，抚慰更多的孤独。然而，对这些，我们，包括他本人，都不知道。
小伙子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满身水泥灰的人，会唱歌，而且还说是“我的歌”。
“我可以弹弹你的吉他吗？”
这是小伙子听到的又一句话。这要求能拒绝吗？小伙子拿不定主意。
由于出汗，杨顺城扑满水泥灰的衣服，变得硬翘翘的，连头发也硬翘翘的，脏不忍睹。他便将衣服脱下来。五月下旬，在他的故乡，早已枝叶扶疏，而在这座西北小城，还是一派冬景，特别是太阳落山之后，空气干冷，直钻骨头。光着膀子的杨顺城，接过了小伙子手里的吉他。
小伙子说：“别，你穿上衣服再弹吧。”
杨顺城没应，躬着油黑的脊背，在六根弦上摸索。吉他叽哩咕噜，像一窝受到惊吓的鸟。他的触觉已经生疏，但这无关紧要，吉他是他的另一副身体，他和它，会在短时间内相认。摸索一阵，空弦音便在指头上绽放，紧接着，冰棱棱的乐曲流淌而出。“故乡，我只能远远地看你了。风声在母亲的子宫里鸣响，大道上尘土飞扬，模糊了我的双眼……”他唱完了小伙子没唱完的歌。
小伙子泪流满面。他自己常常弹唱这首曲子，却从没有过这么刻骨铭心的感受。
他把杨顺城介绍到了自己所在“火柴乐队”。
杨顺城很快坐了火柴乐队的头把交椅。以前，乐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在市内的娱乐城里混，现在，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歌了。杨顺城创作的那些歌曲，无一人能真正听懂，比如：“水呀，站起来吧，站成光明磊落的空间，把血肉还原，把骨头还原。我会打着赤脚，静静地，跪在你的面前。”谁能知道他是在祭奠葬身金沙江的冤魂？又有谁能听出他深入骨髓的忏悔？但奇怪的是，所有听众都被打动了。他从冰凉的河川上踏过，一直往前唱，唱到他的大学，从大四唱到大一，唱到刚入学的日子。他的歌曲就此改变了温度，阳光渗入，坚冰融化，变得柔软，发出甜香。那时候，有个女生不嫌弃他身上的气味儿，那时候，有个女生温柔地递给他一张餐巾纸……那时候，他心中有爱。
他在火柴乐队待了七年，创作的若干首歌曲，都有对“玲玲”的呼唤。
“玲玲，冬天到了，天空沉了，花儿谢了，我把我的翅膀折下来，让你欣赏……”
想必，杨顺城走南闯北，一定遇见过比高玲玲更漂亮的人，他却从未动过心，更没有恋爱过。
然而他没能在这样的怀念中老去。
2009年3月，东南某电视台举办民间乐队大赛，火柴乐队当然希望参加。但这完全取决于杨顺城。当同伴征求杨顺城的意见时，杨顺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机会。”
他说的“机会”，含义模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又有了追求。
有追求，就意味着有生活的渴望。
火柴乐队得了一等奖。杨顺城的歌感动了无数人。
乐队回到宁夏，估计还没来得及开庆功会，杨顺城就被抓了。
杀人之前，杨顺城和他同伙在水富县城住过两天，第三天，他们既没回宾馆，也没退房，就销声匿迹了。当车主的家人报了警，从车辆旁边浓稠的血浆判断，这是一起凶杀案。公安把目光瞄着了路外的江水，派人打捞。那个大提包很快现身。各种迹象表明，从宾馆莫名消失的那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刑侦人员根据监控录像和宾馆服务员的描述，栩栩如生地绘出了杨顺城和他同伙的肖像，四处张贴，还在网上发布。火柴乐队上电视台表演时，水富县先前那家宾馆的服务员正看那台节目，一眼就把杨顺城认了出来。尽管不是以前的名字，但绝对是那个人。他毛茸茸的脸（跟高玲玲见过最后一面，他就不那么勤常地刮胡子了），特别是那两颗朝外拱的门牙，实在太显眼了，他也没想到去整整容。
服务员报告了警察，警察千里追凶，将杨顺城擒获。
他在浙江打工的同伙，也在半个月后被缉拿归案。
“要不是盛军，杨顺城不会变得那么坏的。”李叔叔对刘畅说。
“盛军是谁？”
“就是跟杨顺城一起犯下命案的那个同伙啊。他曾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服刑人员，那回你跟杨顺城来的时候，他正在这里服刑。小伙子本来很不错的，当年犯罪也是出于义愤，一时冲动：他跟几个朋友聚会，其中有个侏儒，饭吃完，主人端出梨子，侏儒给大家削皮，削出第一个，他从凳子上跳下来，跑到席桌对面，递给一个女子，说他爱她，还亲了一下她的手，惹得那女子很不高兴。另一个朋友挖苦侏儒，说你爱她可以，等你长过1米75再说。那时候，侏儒27岁，不到1米3。侏儒被刺痛了，跟那人吵，没吵两句，那人重重地扇了侏儒一个耳光。盛军是个厚道人，平时对这个残疾人朋友也特别照顾，见他被打，心里不平，站起来和那人理论，那人说：‘这小矮子是你爹呀？我就要打你爹！’一脚朝侏儒踢去。侏儒被踢到桌子底下。盛军拿起水果刀，一刀刺过去，把那人搞成了重伤。”
李叔叔用舌头卷了一下嘴角干沙沙的白沫，接着说：“他被判了五年徒刑。来到监狱，他表现得非常好，下了一段时间矿井，就被提升到地面，打扫狱区的卫生。你们来的时候，他就在打扫卫生。小伙子本来很不错的，可不知道为啥，出去过后反而屡次犯案，屡次进监，后来也不知道杨顺城是怎么跟他搅和到一起去的……”
刘畅知道盛军是谁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跟李叔叔告辞，回了重庆。
回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同学们打电话。让人惊异的是，杨顺城被抓后，对自己的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其中包括他在云南某中学席卷班费逃走，以及他在广东佛山强奸了房主不满十五岁的女儿。这些找不到源头的消息，为什么如此准确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或许，正像爱斯基摩人认为的那样，经常说到和想到某个人的名字，名字里就会附着那个人的灵魂。
2011年7月15日眼看就到了。毕业典礼上，我们确定二十年后的聚会，由班长和尹世茂联系，校庆聚会时，又增添了高玲玲作为联系人。但直到7月14日，他们谁也没有提起，也无任何人过问。
而今，约定聚会的日子，早就过了。
光阴没有等我们，光阴一如既往地流逝，仁慈地帮助我们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