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看见女儿那一脸憔悴的温和，他是高兴的，对那个漂亮男人为什么没有一道来，他问也懒得问，正是那个男人，抢走了他对女儿的爱，也抢走了他与女儿之间的和谐。母亲则不，她看到远在广东的我竟然跟姐一同回了家，就起了疑心，做母亲的尊严感使她没有怀疑到女儿堕过胎，但她敏感地意识到女儿在爱情的道路上一定遇到了挫折。母亲曾经想从我这里套话，我给她的回答既简洁又残忍：“这是她的事，你少管！”我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她没有文化，可她会尊重人，她果然不再问了，只默默地在她和女儿之间挖一道沟渠，希望女儿的痛苦流到她历经苦难已变得千疮百孔的心田里去。我姐上学的前一天，母亲只对她说了一句：不管遇到啥，一熬，就过了。
母亲和我一样，都以为姐再也不可能跟朱天在一起了，可是我们都错了。姐在别人的点醒之后爱上了他，这种爱由蒙昧成长为真实。姐被真实的爱撼动了，她已经离不开朱天。爱是女人的宿命，也是女人的幸福，姐无法分清这两种命运。一到学校，她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当然，姐不会像以前那样轻率了。那个死去的男孩，于朱天可能仅仅意味着卸下了一个负担，铲除了一种罪恶，可在姐的心里，那男孩却是她放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游子。她绝对不愿意用短暂的欢娱来消减了对那男孩的怀想，更不愿意让类似的悲剧重演。他们就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变得矛盾重重了。当他们吵了架，许多时候还吵得相当厉害之后，姐一静下来，就千百次地责怪自己的不是，总认为是自己的小心眼，是自己的越来越缺乏“情趣”，导致了他的不高兴，于是，她就躲进通宵教室（通夜不关灯的教室），泪流满面地给朱天写信，很长很长的信。
她不知道，她奉献出的是高贵的爱情，别人需要于她的，却可能仅仅是肉体。
秋风起了，姐从图书馆出来，在清洁光滑的水泥地上捡到了一片落叶。姐认定这是全世界的秋天掉下的第一片落叶。第一片落叶就被她拾到了。在伤感的爱情路上，物语比人声强大。那个周末，姐又去成都了。
她根本就没见到朱天。
秋天走向深处，接着冬天到了，天异常的冷了。别看重庆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可一到冬天，它就跟大江南北的冬天是一样的性质，雪虽然很少下，可刺目的黑霜，却像夜晚流放出的一只阴恶的手，把毛茸茸的寒气留给清早的路面。干冷的雾气，像飘浮于空中的冰河，割脸。姐又走过了冬天，盼望春天会发生奇迹。春节期间，姐去过朱天家，但朱天没到我家来。从朱天家回来后，姐很快乐，她对父母说，朱天之所以没来，是因为他怕爬山，上一次来，害得他的脚肿了一个星期；姐还笑笑地问父母：天底下那么多好地方，你们何苦把家建在这山坡坡上？姐知道这山坡坡是我们祖居的村落，她并没有嫌弃这个家，只是遗憾地觉得，这个不大体面的家，成了她与恋人长相厮守的屏障。
四月底，姐给我来信，让我去重庆。“我都快毕业了，还没让弟弟来重庆玩过，于心不忍。”
我高兴地答应了。姐把我从广东喊回来后，我就没再去，由于跟乡场上那个私人屠宰场老板有了以前的关系，加上离开他年余之后，我突然间成了一个大人，他在街上遇见我，竟主动给我散烟，我说不抽，他却非让我点一支；在父母的教导之下，我学会只记别人的好处，不记别人的恶行，对以前的屠宰师傅，我恭敬有加，这赢得他极大的好感，他不仅逢人就夸我有教养，还破天荒大方了一回：把他的屠宰场割出一小块，让我单独作业。这样，我就到了乡场上杀猪卖肉了。我的生意跟师傅的一样好，逢赶场天，可以卖完三条猪，有时候，冷场天也能出脱一条整猪。我家的经济条件大大改善了，要去重庆看姐姐，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告地无门。
姐姐快乐吗？我不知道。要摸透一个被爱情引诱过的女孩子的心，我无能为力。但她表现出来是快乐的，见到我，她又叫又跳，还把我向他的男女同学隆重推出，好像我这个杀猪匠有多么了不起。来到她的同学们中间，我知道我姐是被宠爱的，这让我满足，同时也让我伤心，让我不可思议。她的那些男同学，哪怕长得丑一点，矮一点，可个个英气勃发，要说话就大声地说，要笑就爽朗地笑，用一句时髦话讲：很阳光。这样的好男子不爱，为什么偏偏爱上了阴气沉沉的朱天？况且，朱天也不是她一开始就注意的，而是那北大学生多了一句嘴，才把她最深渊里的情感钓了起来。那情感没有水了，可它离不开水，北大学生已经给它指明了水在哪里，它就迫不及待地潜进去了。这种质的飞跃，竟是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这就是爱情的实质吗？如果北大学生指出的不是朱天，而是另一个男人，姐会不会爱他？
刚到重庆的两天，我差不多认为姐叫我来，是诚心诚意让我找玩的。第一天，姐和她最要好的八个同学，三男五女，带着我去看了红岩村、白公馆、渣滓洞，下午爬上歌乐山，一面吃随身带来的零食，一面听大河咆哮般的松涛。滚滚东去的长江就在山下，流水的江和松涛的河，加上海一样碧蓝的天空，形成一个空茫阔大的世界，从没享受过生活乐趣的我，在那一刻被剥开来，只剩下一个核，这个核可以播入泥土，长成一株自由自在的树。无所谓兴奋，无所谓悲伤，甚至口渴，甚至饥饿，全都化作了天籁。我姐和她的同学，席地而坐，亲切交谈。我发现其中一个男同学，对姐特别关照，一束本该在冬天落下却坚持到春天的松针飘到姐的头发上，他会以不经意的动作为她拈去，姐喜欢吃什么零食，他好像早就心中有数，同样以不经意的动作送到姐的面前。
这动人的和谐，姐注意到了吗？第二天，又是这些人，去了南山公园，南山公园曾是蒋介石在重庆的别墅所在地，离市区较远，我们中午才到，在小摊上吃了面，首先就进入那片樱花园，早开早败的樱花已没有绚烂过的痕迹，连落英也找不到一片，但我们还是靠着樱花树照了相。我说过的那个男同学，给姐姐照相的时候，好像不是把姐姐的身影留在胶卷上，而是刻进他心里，他做得那么小心，生怕自己的一时疏忽，没有把姐裙摆上某个温柔的褶壁照下来。然后去钻溶洞。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溶洞里很黑，有老鼠，说不定还有水蛇，必须手拉手才能进去。我分明看到，那个男同学眼睛发亮，他希望能拉到姐的手。可是，姐欢笑着，一手抓住一个女同学，一手抓住另一个男同学，并大声关照落在后面的我，让我抓住金川大哥的手，脚踩踏实了再迈步。金川就是那个男同学的名字。他像真正的兄长一样朝我笑笑，一把将我的手握住，就跟随队伍前进了。他是宽厚的，可也是忧伤的。这忧伤是姐给予他的，姐却一点也没在意。从溶洞里出来，金川就很少说话，他的一举一动执着而小心，他的小心不是猥琐和胆怯，而是想在性别上与姐靠近……
两天过去，姐的同学们就要各自忙于毕业论文的写作了，更重要的是，姐已不再需要他们了；她恐怕早就想从笑闹声中走出来了。她心里只呵护着一枚果实，一枚令她苦恼、令她心痛、也令她幸福的果实。
我们姐弟俩独处的时候，姐完全换了一副样子。她说，弟，我怎么办啊……我知道她担忧的是什么，但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深入，故意问她毕业论文写完没有，姐说没有，刚刚开始呢，要五月底才交给指导老师，不急。我又问她大学四年考试情况，姐神色黯然，说自己本来可以考得更好的……好在都过关了。说到过关，姐高兴了一些，他们年级有四个人拿不到学位证书，还有一个人留级，姐的成绩说不上好，但也算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姐不知道，这件事是我非常担心的，她虽然是我姐，可在某种程度上，我仿佛成了她的家长。既然她过了关，我也高兴。接着，姐主动说到将来的去向，她说已经有十余家单位到他们学校选人了，有八家都看上了她。我问是些什么单位，姐说主要是中外合资公司，也有纯粹的外资企业。“他们想让我当秘书，”姐说。
我想也是，姐出众的姿色，哪怕在美女如云的大学校园，也是卓尔不群的。我问姐有什么打算，姐说还没定下来，那些公司，有石家庄的，重庆的，西安的，上海的，合肥的。我听出来了，她说了那么多地方，就是没有成都。多种迹象表明，朱天将留在成都。顺便说一下的是，朱天成绩优秀，他跟姐一样，学的是外语，只不过主攻的不是英语，而是日语。大学三年级上学期，他就翻译了一个日本短篇小说，并且在国内一家著名刊物上发表了，姐跟我去清溪的那段噩梦般的日子，她就带着那本刊物，就靠读朱天的译文喂养她的生活。她也让我读了那篇小说，尽管我的判断力有限，但我觉得朱天的文字很美。他们中学时学的是英语，朱天只用两年时间，就把日语学得那么好，而且他的中文能力那么强，让我又苦恼又愤怒，因为这当中似乎蕴含着他可以轻视我姐的理由……
我以一种生硬的口气问姐是不是想去成都，姐毫不隐讳，坚决地说：“是的，我要去成都！”
她是等不及毕业之后再去成都的，她喊我到重庆来，最真实的意图就是想我陪她去成都看看。长时间以来，姐只有春节期间在朱天的家里逮住过他一回（我说过，这一次见面让姐快乐了很久），到了大城市，一条不可知的深渊就静静地将他淹没，姐再也找不到他了。他的寝室搬了，姐问他以前的室友，全都不知道他晚上的栖息地。他或许根本就不住在学校。成都有的是小巷，随便一条小巷，都可以成为阳光照不到的阴渠。姐强烈的爱情可以让她把这些小巷全都翻一遍，可是，另一种责任使她没这么多时间。她都是星期六在重庆西站上车前往，第二天下午，又该从成都的北站上车返回了。这种严肃的原则表达了她对父母和兄弟的情谊，使她没有旷过一节课。
我问姐：“你真的还爱他吗？”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置疑姐的爱情。我没想到姐的反应那么激烈，她的上齿切入下唇，差点把嘴唇咬破了，与此同时，泪水簌簌而下。我的置疑玷污了她的爱情。
我说：“好吧，我们去成都！”
经过朱天所在的S大学右侧的市场时，姐说，我们进去买点柑蔗。这时节哪来柑蔗？姐说有，这里一年四季都卖柑蔗。这是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姐却熟悉得很，向左拐，向右拐，再向左拐，走了好几分钟，才到了那个摊点前。姐一口气买下十斤，我问她要这么多干啥？姐说：“……他喜欢吃。”我深深地皱着眉头。从姐对这里的熟悉程度看出，她每次来，都是带着他喜欢吃的柑蔗去见他的，见不到他，姐把那些柑蔗是怎么处理的？
S大学跟姐们的大学比较起来，规模宏大得多，校园门口，马路宽阔，两旁林木葱翠，入眼望去，一派苍然的肃穆。姐的大学已让我心痛，这所大学更激起想读书的欲望。但我知道，人的许多想法，都只能停留于梦境，像我这种初中都未念完，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的人，此生此世，对大学只能高山仰止了。
朝里走上百十米，姐说，右拐。道路两旁是茂密的夹竹桃，从夹竹桃林过去，就是一幢隐藏起来的教室。这幢教室很低矮，只有两楼，外墙绿苔丛集，显然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教室里亮着灯，却看不出灯光，只看出一团黑暗。三几个学生，在教室里读书。我和姐从窗口外一直走过去，到了最后一间教室，突然有了意外的发现：朱天独自一人坐在里面！
当然，是姐发现的。自从走进这座学府，她的目光一刻没有休息过。姐什么话也没说，领着我绕过墙角，径直朝教室走去。
朱天竟一点也没吃惊，看见我跟姐一起来，他也没有吃惊。他没喊姐，也没喊我，只是笑了笑，指了指跟课桌连在一起的凳子，让我们坐。我和姐坐下了，我把手里的柑蔗竖在身旁。朱天淡淡地把柑蔗瞄了一眼，就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一面看书，一面动笔。我知道姐激动起来了，但她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么认真，干什么？”姐做出轻松的语气。
“翻译一篇小说。”朱天的眼光没有离开桌面。
接下来是沉默，是朱天翻书的声音和走笔的声音。
姐的眼圈红了，胸脯大起大落。可是，在她还没来得及发泄的时候，就遇到了更大的打击。
一个干净清爽、个子不高的女学生静悄悄地走了进来。她几乎是走到朱天身后才发现了我们。看她那样子，本来是想在朱天的后颈上哈一口气，看见我们，那口气没哈出来，却保持了张着嘴的姿态。她奇怪地盯我们一眼，放大声对朱天说：“该结尾了吧？”
朱天转过头，连鼻子都在笑，“来啦？”
女学生说来了，又看了我和姐一眼。
姐的委屈早已消失，代之以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