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乡村，要是没有太阳和月亮，就只剩下黑暗了。煤油灯的光焰照不出屋子。挖那口木梆，蒋贵是在黑夜里工作的，也是在黑夜里搂着它，将其藏进不见天日的山洞……我记得蒋贵那时候总喜欢往黑暗里躲，他后来对黑暗的厌恶，是表明对故乡的厌恶还是对过去的厌恶？我说不清。
我同样说不清的是，不管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蒋贵，他就是喜欢跟我套近乎。
高出两层院落三十米处的山体上，横着一条渠堰，在东边的田地里干了活，西院人都是匆匆忙忙穿过瘦瘦的堰堤，直接走到西院上方，再下一坡杂草丛生的土路，就进院坝了。这会省下不少路程。他们赶回去，是要去自留地里忙碌。给集体干活只要不迟到早退，中途尽可磨洋工，妇人们挖下一锄，往往就停下来，将下巴搁在锄把上，重复那些说了一辈子的闲话；男人没那么多惹是生非的闲话，但可以利用裹烟、抽烟的机会，围坐在田间，摆些天远地远的龙门阵。
他们就这样耗在集体的地里，从日出到日落，只等王大爹下令收工，把工分一评，就向家里奔去，即便天已黑透，也扛着锄头，提着尿壶，去自留地里松松土，淋淋庄稼。自留地才是身上的肉，才跟自己贴心贴肺。村里人都这样，唯蒋贵是个例外。许多时候，从村东的坡地上收工回来，蒋贵都绕道从我们院坝里过。那时候，我往往在家里做作业。我自己并没感觉到，但村里人都说我是最喜欢学习的孩子，且至今还以我为榜样教育他们的子女，说过春节的时候，外村来了车车灯或别的什么稀奇，我都拒不出门，躲在家里看书。我真是这样吗？果真如此，证明我从小就会装模作样了。蒋贵一步跨进我家高高的门槛，说，天麻黑了，你还不点灯？你这样会把眼睛搞坏的。
他说得没错，书上的字像随白天一同沉睡了，我要费很大的精神，才能把它们唤醒。
但我不想理他。
要是以前，他会给我表演动耳朵，那样我就会笑，他也会乐，但现在我没让他动，他就不能动。即使动我也不笑。他有些尴尬，拿上我的语文书，像老师那样摇头晃脑地说：我考考你啊。
我不想让他考。我觉得他不配考我。但好胜心激励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等着他的考试。
他指着一个字，这个读啥？
我说了。
不错，这个呢？
我又说了。
果然不错，他说，然后又指向下一个字。
他一次通常考我十个字。
很久过后我才明白，他本一字不识，他是来跟我学的。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不仅记住了那十个字的发音，还能一笔不错地写出来。久而久之，他能认很多字了，在田野上遇见我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并再次叫我们认。那些字本来是我教给他的，可有一些我已经忘记了，他却没忘记！
这样就倒了过来，我真正成了学生，他成了老师。
他的那股得意劲儿相当感染人，围着我们不认识的字，像巫师一样跳来跳去。
后来，他开始用会认会写的字编儿歌，有一首我至今记得：
“妈妈结婚我打锣，经过外婆门前坡，外婆还在摇篮坐，舅舅正在摇外婆。”
这首儿歌让我们把腮帮都笑痛了，好几天吃饭，都不敢咀嚼。
——虽然不能由自己作主动耳朵，可蒋贵终于又找到让我们快乐也让自己快乐的方法了。
他的快乐真是药去不掉，刀也割不掉的。
哭和笑都促进消化，而我们吃下的那一点儿东西，实在经不起消化。如果父母听见我们大笑，会严肃地训斥：再笑一声，晚上别端碗！父母是对的，因为我们每次笑过以后，都感到特别饿。我们全身最敏感的器官，是胃，于是把全部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这个看不见的器官。但胃并不领情，常常深更半夜把我们叫醒，逼迫我们去想明天到哪里弄吃的。真是找不到地方了，能吃的树叶剔尽了，能吃的树皮也剥光了，如果泥土和石头能吃，我们那架数亿前年生成的大山，恐怕早就从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消失了。我当时不满十一岁，却能一口气喝下七大碗稀饭；说是稀饭，其实与饭无关，只不过里面撒了几颗米或一团野菜，等同于清水。常年喝这种水，把我们的肚皮撑大了。七碗喝下去，肚皮亮得能看见肠肝肚肺，但几泡屎一屙，它就消下去，消得像是没有肚皮。
黑色的纸壳喇叭壁钱一样粘在墙上，我老是记得，当我的肚子跟后背连成一张皮，喇叭就会叫起来，我听到一连串的人名，接着听到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别的大好形势，我不大懂，也不关心，但粮食丰收的意思我是懂的，我抬头望着喇叭，嘴尽量张开，好像这样做，那些可亲可爱的粮食就能流进我的肚子里。然而，广播结束，整个山村陷入沉寂之后，我才发现，那些丰收的稻谷、玉米、小麦、大豆和高粱，全都只装在喇叭里。
有一天，我趁家里无人，站上凳子把喇叭取下来，用刀划烂，结果里面并没有粮食，只有几根细细的铜线和密密麻麻的、比米粒还小的锡。
但信不信由你，那时候我尽管很失望，却一点儿也不悲伤。我甚至从没因挨饿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想到了美国人民，也想到了柬埔寨、越南、老挝、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那里人民的悲惨境遇，广播里几乎也是天天要说的，最常用的词，除了“铁蹄”，就是“水深火热”。我会把这些词具体化，想象上了铁掌的高头大马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人群中飞奔；想象他们全都站在河水里，水已过喉，随便一缕风浪，就会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就算你有能力跳出水面，也没有用，河岸烧着绵延的大火！我仿佛听见了水淹嘴鼻的咕噜声，听见了火烧人油的爆响。这样的日子他们都在过，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早就戴上红领巾了！桂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每每想到烈士牺牲以后，有人忙不迭地抱着一捆布赶到战场，在烈士的鲜血里浸红，晾干后剪下让我们戴上，我的嫩骨头里就充满了力量。
当然，怜悯了别人，接下来还是要关心自己的肚子。我走进山林，一边割牛草，一边东张西望地寻找野果。那时候镰刀好像也饿，我没把野果寻到，它却喝我指拇上的血。我左手上这些至今还鼓棱着的肉疙瘩，就是被镰刀咬伤的。
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吃肉。村里不准私人养牲口，猪都养在公猪圈里，除上交国家外，还剩下几头，杀剥之后，每家每户也能分得一点儿，但实在少得可怜，一个春节也过不出头，就没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去想肉味。是不敢想。一想起来就会被迷住，进而浑身瘫软，啥事也干不了。
然而，在我们连想一想肉味都怕的时候，蒋贵却吃上肉了！
那是秋季的某一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碰上蒋贵，他跟我是迎面而来的，还有老远，我就看见他的嘴大开大合。他的嘴一动，我的肚子就叫起来。那是下午四点过，我们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这么长的时间，就吃过一顿早饭；但这并不是说，回了家就能立即吃上午饭。那时候只吃两顿，第二顿饭要等天黑以后才做。蒋贵怎么这么早就把第二顿饭吃了？
我俩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嘴也动得越来越嚣张，整个腮帮都在大幅度地一瘪一缩。
而且我分明看见了，他嘴里可不是普通的饭，而是一片肉，淡紫色的瘦肉！
他给我打招呼：放学了？
我说嗯。
我的声音像蚊子叫。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咀嚼的声音响亮而欢实。
没走几步，我听到啪地一声。
那是他嘴唇发出的声音——把东西往外吐的声音。
我转过头去看。他也斜睨着我。
他用手清理着嘴角，说，嗨，这家伙太难吃了！
接着又啪啪啪地吐了好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