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病痛如何的将她折磨，她在众人的眼中，始终是当年那个优雅如初的女子。因为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林徽因的好友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也曾经满怀深情地讲述过1942年在李庄探望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的情景：
梁家的生活仍像过去一样始终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今生活水准下降，使原来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基本和单纯了。首先是佣人问题。由于工资太贵，大部分佣人都只得辞退，只留下一名女仆，虽然行动迟钝，但性情温和，品行端正，为不使她伤心而留了下来。这样，思成就只能在卧病于床的夫人指点下自行担当大部分煮饭烧菜的家务事。
其次是性格问题。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有她自己的生活习惯，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思成喜欢吃辣的，而徽因喜欢吃酸的，等等。第三是亲友问题。我刚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来自叙州府的空军军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我离开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经上海、汉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军防线，抵达这里，她已有五年没有见到亲人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做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八时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这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
这是一段多么真实、客观并且珍贵的回忆啊，真实地记录了林徽因在那段最为困苦的岁月里，依然直面生活、乐观生活的坚强。
但凡人生，就一定会遇见“低迷时期”，所谓的“低迷时期”不过就是两种可怕的心态在作祟，一是对过去彻底的否定，二是对未来彻底的失去信心。谁没有经历过一段那样的时光呢？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也没有人来支持我们，甚至别人都误会我们，所有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一个人去扛着，所有的情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面临这样的情况，有低落的情绪或者选择逃避，没有方向的迷茫或者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舒缓这种情绪，但不能太久。
当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时，不要只是沉浸在迷茫与低谷带来的困苦中，应该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环境，不要去探究生活的意义这只会让我们更迷茫。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可以将它点缀的诗情画意。不要过多地去思考未来，而是立足当下。认真地做好每一个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不急功近利，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
就如同莱蒙托夫的一首诗歌所说：“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寻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耀眼的太阳。”
一个人的成就，并不取决于他如何享受胜利，而在于这个人如何忍受失败。没有什么比信念更能支撑我们度过艰难时光了。
换个角度看人生，也许生命的风景终将别样的不同
林徽因五个年头以来第一次离开李庄是在1946年的时候，那时她的身体在经受了长久的病痛折磨之后已经非常的衰弱了。梁思成带着她来到了重庆，住在中研院招待所里。好友费慰梅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开着车载着她到周围去游玩散心，并且还为她邀请了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李奥·埃罗塞尔博士来为林徽因检查病情。
后来，他们还找到一家在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教会医院来为林徽因做检查治疗。但是这一次，他们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经过一番X光透视之后，梁思成被医生叫到了治疗室。医生一脸凝重地告诉他：“你们现在来已经太晚了，林女士肺部已经成空洞了，一个肾也感染了，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她最多还能活五个年头左右。”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梁思成只觉得自己顿时犹如五雷轰顶一般的难受，他瘫倒在椅子上，久久无法平静。原本以为他们夫妇俩最艰苦、最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本来以为他们一定会苦尽甘来，越来越好，但是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自己挚爱的人却落得这样的结果？梁思成忽然觉得这是命运在跟他们开玩笑，开一个特别大又特别残忍的玩笑。
面对这样的噩耗，作为当事人的林徽因此时却与丈夫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坦然”是对她此刻心态的最好的形容，她很平静地对丈夫说：“我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等回了北平，很快就能恢复过来的。”
是啊，一个人最自然的生命历程便是出生、成长、死亡。每个人从开始走上这条旅途到最终到达终点，是非常自然且不可抗拒的经历。只不过在这条旅途之中，会有很多的人，非常忌讳“死亡”这个词汇。
这是因为面对死亡，很多人都选择了逃避，或者认为死亡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该学学林徽因这样，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呢？学学她试着从死亡倒回来看待自己的生命，也许我们就能看到一种别样的风景。
无论如何，要学会“放下”。
其实在长期卧病的日子里头，我们应该相信林徽因对自己的人生、对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不是一点都未曾上心过的。应该说，这一定是她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
张清平老师的《林徽因传》之中，有一段叙述写得极为精彩：
生命的意义难道是为了承受无休止的苦难？如果忍受痛苦是生命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如果人度过了一重重磨难最后仍不得不面对那个黑暗的终点，那么，这种承受和忍耐的意义何在？
可是，既然最终的结局已经写好，既然到达那终点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何妨坦然地面对生命的每个过程，何妨一天天从容地走过。活着，就尽情浏览生命旅程中的“田野，山林，峰峦”，而一旦死去，就将这人生的负载交给“他人负担”。
林徽因写过一首名为《人生》的诗歌，诗中所抒写的，也就是她本人对于人生的无限眷恋和热爱，以及面对死亡的平静与坦然。
人生，
你是一支曲子，
我是歌者；
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
我是个旅行者的时候，
你，田野、山林、峰峦。
无论怎样，
颠倒密切中牵连着
你和我，
我永从你中间经过；
我生存，
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
则是我胸前心跳里
五色的绚彩
但我们彼此交错，并未彼此留难。
……
现在我死了，
你，——
我把你再给他人负担。
是啊，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放下？如果你真的能够这么想，那么自此你对于生命也便有了轻松之感。
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在她还未进入手术室之前，很多的好朋友都来到医院探望她。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陈明达……朋友们安慰着林徽因、祝福着林徽因、鼓励着林徽因，可是与此同时对于林徽因的真实现状，大家又是如此地担心顾虑。如此大型的手术，早已很衰弱的林徽因承受得了吗？
不过让朋友们觉得欣慰的是，此时的林徽因本人是十分坦然的。她依旧如同平日一般地和朋友们开玩笑、谈天说地，关切地询问着大家各种各样的事情。
她留给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费慰梅的诀别是最为经典的：“……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床废话和笑声该有多么好。”
是啊，事已至此，关于死亡，还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呢？有的时候，可怕的往往不是死亡，可怕的是那一份发自你我内心深处地对于死亡、对于人生的恐惧和迷惘，一旦你我能够学会用一种正确的、正能量的角度去看待人生，那么所有的艰难困苦也就都不再是问题了。
法朗西斯·沃恩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作叫作《唤醒直觉》的，在其中便提到几个不错的观点，不妨列举上来供大家参考：
观点一，当面临问题或者需要做决定时，人们常常担心决定做错了。通常来说，选择无正误之分，只有喜欢什么选择结果和不喜欢什么选择结果的区别。
观点二，在做决定时，有个有用的办法：进入完全放松状态，设想你已经选择了某一做法，现在是两年以后，你会发现你对出现的图像会有不同的感受，紧随自己内心的感受去选择。
观点三，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寻找答案时遇到的困难可能不是缺乏信息，而是不愿意或不敢承认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观点四，当你开始看到你为自己创造好的模式，并且知道自己有能力打破他们时，某些物质上的目标就可能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你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中的一些具体事情。未来不必是过去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