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能感觉得到的。每个人都有必要在某些方面表现自己的固有价值。但是，社会的要求和实际上只能在那个社会中表达的个人需要，要求个人应该在为自己的同时也为别人，而要求别人对个人来说不仅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有了这样两个有如此不同含义的问题，我们得到第三个问题就不奇怪了：当有如此多的令人怀疑的变数与我争斗时．我怎样才能表现得有紧迫感和有坚定的信念。
社会与个人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各自的要求在社会冲突的竞技场和个人的良心中相互竞争。认为那些高谈阔论演讲的人或者写鸿篇巨著的人．能够为这些竞争着的要求提出解决方案是没有意义的。我努力在这里坚持的是：在我们理解自己和我们的社会角色中，理解合理的平衡目的和手段的某些意义起着主要作用。让我通过讲述或者更精确地说，勾画一些思想倾向来描绘这个问题。我们有一种被不太严格地称为“新左派思想”的观点，也许这种观点并不这么新，我们中一些读过一点思想史的人以前听说过无政府工会主义。巴枯宁（Bakunin）和索雷尔（Sorel）在许多年前谈到过同样的观点。但是，它是一种真实的观点。存在一种对被称作忠诚的东西的要求，即为了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完全统一的要求，也是为了这样的想法：在理想的社会中，将不会存在个人要求和个人对社会要求的反应之间的冲突。
当然，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索雷尔的观点，确实如此，对于这一类型的种种学说，你将会发现你混同于认为这些也是神话的想法中。这意味着解决冲突需要对我们的注意力领域进行某种限制。新右派，在其自由派代表的言论中，也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冲突。新右派寻求否定或者至少是将国家和集体行为以及集体责任的作用最小化．而用它们的令人感到困难的道德和力量的结果以及对市场的崇拜来代替它们的要求。这些观点都是些极端的看法。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处于中间状态：我们承认社会的要求，有时候，我们忙于个人日常的私人生活而长时间地忘记了社会的要求；有时候，我们只是偶尔忘记社会的要求；有时候，当我们认为我们的个体性处于也许完全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中时，我们忘记社会要求的时间就令人可怜地短暂。
我在这里要以理性的观点，或者要特别指出，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讨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一个经济学家被培养成这样的人：认为他既是自己理性的护卫者，又是他人理性的归属者，同时还是这个社会的理性的指导者。这正是我将要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要有集体行为呢？为什么有组成社会的需要，或者至少有让社会发挥重要经济作用的需要？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它是因为集体行为能够扩张个人的理性范围。集体行为是一种实现力量的手段，是一种个人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这个观点初看起来平庸，对经济学家来说不值一提。它更多地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而不是要特别声明的观点。然而，那些要从集体组织中寻求更深的情感满足的人不一定同意这些观点。很久以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骑士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是诡辩家、精于计算者和经济学家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