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史研究:存在与第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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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形而上学的危机(5)

身心同一问题,在唯理论那里是与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笛卡尔为了冲淡自己在解决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统一性问题时的神秘主义色彩,提出了有一定的科学假说形式的松果腺学说,认为松果腺是身心相互作用的中介。但这种学说本身又被精神是通过何种物质的方式在松果腺中发生作用的问题困扰着。到斯宾诺莎那里,他照例把他的实体的两种属性的“平行论”扩大到身心关系问题上,以解决身心的统一性问题。莱布尼茨既然在唯心主义的前提下提出了身心关系问题,他就不得不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留给他的道路只能是求助于上帝,即身心互相不同又彼此一致仍来自上帝安排的“前定和谐”。

唯理论者在解决思维与存在以及身体与心灵统一问题上最终倒向神秘主义,表明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无能为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一个方面看固然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所致。机械主义的物质观使物质与精神毫不相干,在广大的物质宇宙中,除了广延什么也没有,那么,如何在理论上、在逻辑上说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性,就是一个时代难题。从另一个方面看,对于恪守形而上学信念的唯理论者来说,在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条件下,他们把思维与存在以及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性的解决还不仅仅看做是一个理论上、逻辑上的说明问题,而是一个在科学的意义上加以最终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他们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他们的绝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唯理论哲学没有解决思维与存在以及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性问题,这就证明他们所谓的知识不具有最广大的普遍性和最严格的必然性,也难以是对客观世界有效的,真理自身的清楚明白毕竟不能等于观念有着真实的客观内容。

2.理性演绎前提的非理性性质

唯理论的真理性的知识体系是以直觉到的实体等最普遍的知识为基础的、依据矛盾律的理性演绎的体系。但是,它的理性演绎的前提却是非理性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它割裂了经验和理性、归纳和演绎的联系。

(1)经验和理性、归纳和演绎的割裂及其原因经验和理性的结合问题,归纳和演绎的关系问题,对哲学家来说,要加以清楚地说明和描述,的确是一个理论难题,但这并不排斥人们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同时利用经验和理性、归纳和演绎的事实,并不能否认认识起源于经验、演绎以归纳为前提的事实。唯理论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步入误区,正在于他们排斥了这个事实,而把经验和理性、归纳和演绎割裂开来,否定理性认识的经验来源,否定演绎推理的归纳前提。

唯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步入的以上误区固然与当时的自然科学背景有关,但除此之外,它还有理论上的原因。唯理论(不仅是近代唯理论的哲学派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历来是形而上学获取关于实体、世界的绝对知识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其对象是实体、世界以及它们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其所要求的知识形式是绝对确定的、具有最广大的普遍性和最严格的必然性。而唯理论即形而上学的这种求知对象和它所要求的知识形式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经验范围,是人类的任何确定性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所以,唯理论哲学家为了忠实于形而上学,就不能不放弃经验和归纳而用直觉,用独断的方式来确定理性演绎的前提。

(2)演绎前提的非理性性质

唯理论哲学家既然否定了可靠知识的经验起源,否定了理性演绎的归纳前提,那么,可靠的知识只能起源于理性自身,即理性自身的清楚、明白、不证自明的观念和原则,以及根据这些观念和原则推导出来的知识。这些清楚明白、不证自明的观念和原则就是天赋的观念和原则。笛卡尔直接冠之以“天赋”二字;莱布尼茨则委婉一些,在“天赋”之前加了个限制“潜在的”;斯宾诺莎虽然没有直接称其为“天赋”的,但却断绝了它们的经验来源,其实还是“天赋的”。在唯理论者看来,天赋的观念和原则是他们的理性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总前提。那么,天赋的观念和原则作为理性演绎知识体系的总前提,其自身是否是理性的呢?唯理论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

在唯理论者看来,演绎的前提是用“坚定的心理注视”所获得的。正如伊恩.哈金(I.Harkin)针对笛卡尔的一些指导心灵的规则所指出的:“笛卡尔的规则是一些纯粹象征性的指南,其要点是:为了避免错误,我们必须训练自己用坚定的心理注视细察我们的观念,停止说,开始看,看你自己。”

他们在演绎前实际上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了归纳法,但他们把这种归纳仅仅看成是演绎前为了“坚定”“心理注视”而作的否定性的必要准备,认为这种归纳仅仅是为了清除杂念,潜心内视,排除对理性直观的外来干扰。莱布尼茨把感觉的归纳视为一种必要因素,但仍然只把它当做一种外在的机缘,认为“只要凭感觉所供给的机缘,集中注意力”,我们就可以在心中发现永恒的法则。这种“集中注意力”,“用坚定的心理注视”而获得“天赋观念”和“天赋原则”的方式,也就是“直觉”的方法。笛卡尔为“直觉”下了个定义:“我所了解的直觉,不是感官所提供的恍惚不定的证据,也不是幻想所产生的错误的判断,而是由澄清而专一的心灵所产生的概念。这种概念的产生是如此简单而清楚,以致对于认识的对象,我们完全无需加以怀疑。”

然而,所谓“直觉”的方式,也就是非理性的方式。理性主义者把自己的理性演绎的总前提看成是非理性的,表明他们的理性大厦是不牢固的,所以,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一出现,就遭到了霍布斯、伽桑狄,特别是洛克的强烈批判。在经验论者的攻势面前,莱布尼茨虽然形式上有所收敛,但他不愿放弃形而上学所坚持的唯理论原则,反而退一步,进两步,在“天赋观念”前加上“潜在的”这一定语的形式下,指出一切观念和原则都是天赋的,完全走到了先验论。

3.单纯的演绎不能为我们增加新知识

演绎推理是从前提中推出结论的推理,其结论蕴涵于前提之中,所以演绎推论的结果无非是把早已包含在前提中的内容明白地发挥出来,并没有在前提之外增加什么新的内容。换言之,单纯的演绎推理只能是证明真理的工具,而不是发现真理的工具,仅仅依靠演绎推理,我们是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任何新知识的。唯理论者欲单纯依靠理性演绎来建立一个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体系,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实际的推理过程中,就不能不出现独断、矛盾和混乱。

例如,在笛卡尔那里,“我思”、“上帝”、“物质”虽然都是天赋观念,但笛卡尔还是为我们作了一番推导。他通过“普遍怀疑”,不断排除、不断抽象,终于得出了“我思”这个规定作为基础来推导其他的知识,其中,“上帝”、“物质”都是我们清楚明白地意识到的观念,所以它们是首先存在的,上帝是比我更完满的观念,所以它同时是我和物质的原因。其实,笛卡尔的推论并没有必然性,所以他在推论上帝的存在时搬来了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推论物质的存在时,借助于上帝的“不骗人”的至善性。赖欣巴哈说:“使这位杰出的数学家陷入这种混乱的逻辑里去的正是确定性的寻求。确定性的寻求似乎能使一个人对逻辑的公设视而不见,想把理性作为知识的惟一基础的企图似乎能使他抛弃切实推理的种种原则。”就是说,笛卡尔为了在形而上学领域寻求确定性的绝对知识,只求助于理性作为求知的工具,结果造成了逻辑混乱。斯宾诺莎虽然没有明确地讨论过天赋观念和天赋原则,但他的直观知识实际上就是天赋知识,他的《伦理学》就是从直观得到的实体观念出发而演绎出的一种绝对确定的理性知识体系。其实“他的体系完全不能被认为至少在其本身内部是有效的,即是说,不能被认为是从他的公理中正确地推演出来的”。他的结论远远越出了他的前提的内容。莱布尼茨在逻辑学上是一个有巨大功绩的人,但是,他关于形而上学知识的推理却是违背逻辑的。他认为形而上学和数学等学科一样,属于必然真理,其中,要么是从“自明”的原理出发来进行演绎,要么是同一陈述。然而,他要说明宇宙图景,而当他的“说明”与他所强调的矛盾律原则发生矛盾的时候,他的消解办法就是请出上帝来,用“前定和谐”来化解一切。这种种矛盾状况表明唯理论哲学已深陷困境而不能自拔。

(二)唯理论的认识论对形而上学的客观动摇唯理论哲学家出于追求真理的热忱,借助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帮助,凭借自己敏锐的思维能力,用典型的唯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力图具体说明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使形而上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之科学”。结果是,他们既没有认识实体,也没有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而是陷于重重理论困难,在认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这样就客观上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求真”意义。

随着形而上学“求真”意义的被动摇,它的“求善”意义也从客观上被动摇了。唯理论哲学家和古代形而上学家一样,主张形而上学的意义是以真为基础的“求真”和“求善”的统一。他们相信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真与善的统一。这种思想最典型、最集中地体现在他们所理解的神这一最高实体之中,因为他们指出,神是全智、全能、全善的,它尤其是本质因和目的因的统一。他们也相信“美德就是知识”。笛卡尔非常重视伦理学,但他明确肯定伦理学是一门科学,他说,伦理学“是一种最高尚、最完全的科学,它以我们关于别的科学的完备知识为其先决条件,因此它就是最高的智慧”。斯宾诺莎则完全承袭了笛卡尔的这种观点,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称为《伦理学》,但他完成伦理学的方式,亦即《伦理学》的主要内容却重点是“以几何学方式证明”的认识理论;他宣称哲学的目的就是追求至善的生活,但又为至善的品格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并说:“天地间没有任何个体事物比起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对于人类更为有益”,“指向理解的努力乃是德性之首先的惟一的基础。”在莱布尼茨看来,构成灵魂的单子或者具有理性灵魂的人,之所以最接近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之所以能成为最善的国家———上帝之城的成员,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他有理性,可以认识上帝及其创造物,具有关于上帝及其创造物的知识。既然美德就是知识,“求善”以“求真”为基础,那么,知识不成其为知识,“求真”达不到,美德也就不成其为美德,“求善”也就达不到了。因此罗素指出,斯宾诺莎叫人把恶和灾难看做无所谓的事,这种冷漠无情的道德观是一般常人“不能接受”的;莱布尼茨所谓这个世界是上帝选择的“最好的世界”,换个角度也完全可以看做“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坏的世界”。所以,形而上学的意义完全被动摇了,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要想保持形而上学,只能在新的意义上重建它,或者另外寻找其他新的途径。

二、经验论对唯理论、形而上学的否定

经验论是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而出现、与唯理论相对立的重要哲学派别和认识理论,这种认识理论以及它所依据的实验科学和常识,都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任何认识都必须从经验开始。因此,经验论在系统批判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天赋观念论”的同时,系统阐述并彻底贯彻了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的原则,并由此出发,得出了实体不可知的结论,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与唯理论哲学家比起来,经验论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关系要疏远的多。他们的认识论对形而上学起着直接的否定作用。从经验论的认识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对形而上学意义的否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培根(Francis Bacan)、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洛克再到休谟,随着经验论原则的越来越彻底的贯彻,构成了一个对形而上学意义从基本肯定到初步否定再到最终否定的发展链条。培根对人类理性的作用虽抱有一定的谨慎的态度,但从根本上说,他对认识形而上学对象(指真正的形式、自然界的统一性)所持的看法是乐观的。霍布斯也主张世界的可知性,培根和霍布斯提出的经验论原则在洛克那里得到系统化的表述,洛克提出了典型的经验论的认识论。

(一)洛克对形而上学的初步否定

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英国经验论哲学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系统地阐述了由培根以及霍布斯提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原则,把经验论由培根那里的初始形态发展到典型形态。洛克的主要哲学著作有:《人类理智论》(1690)、《政府论》(1689)等。

1.人类的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直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