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至晋西南，于3月先后取得午城、井沟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1000余人，开辟了以吕梁山区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整编后即挺进江南，在取得苏南卫岗初战胜利后，经艰苦奋战，初步建立起苏南、皖南和皖中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抗日敌后战场。
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以后，由于日本已将其总数为34个陆军师团中的31个用于侵华战争，并被分散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再也无力向我西南、西北等其他地区发动进攻，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已陷入在中国长期作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速战速决”以武力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灭。虽然日本已将其兵力由七七事变前的17个师团扩充到1938年底的34个师团零4个独立混成旅团，并将其绝大多数的师团投入侵华战场，在国内仅有2个师团，但面对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仍是捉襟见肘，显得兵力不足。当其准备进攻广州时，已经从国内抽调不出兵力，只好从侵华日军中临时抽调出部分兵力，拼凑出一个军进行作战。由于其战线长达数千公里，占领地区与我抗日根据地相互交织在一起，需要大量的兵力守备，再加上经过一年多作战伤亡40余万人，已没有多少机动兵力用于作战，更无力在正面战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因此，日军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变战略进攻为战略防守：放弃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执行的政策由过去的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确保其占领区。
为此，日本政府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改变了其于年初发表的第一次声明中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态度，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明确的诱降。同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根据日本内阁11月30日召开御前会议制订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公布了以“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中心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声称“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消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1939年3月，日本首相平沼也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所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这一切都表明日本侵略者在武力进攻受挫后，急欲以政治诱降来摆脱其在侵华战争中陷入的困境，并以此来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蒋介石的反共本性来牵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军事上，日本政府制订了“确保占领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度，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方针，将主要兵力投入华北战场对付八路军。为此，日军在其华北方面军辖有第一军、驻蒙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十二军，又从华中、华南调出几个师团派往华北。这样，日军侵华兵力的半数以上均集中在华北。
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下，国民党亲日派代表汪精卫等人于1938年底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并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发生动摇，抗日也变得更加消极，而反共浪潮却不断甚嚣尘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妥协投降和分裂的威胁。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战发展的形势，提出了今后全国抗战的总任务及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独立自主方针，号召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加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次会议制订的方针政策为我党我军坚持抗战，打退国民党反共浪潮，指明了方向。
为了贯彻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目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分别开进到冀中、冀南和山东地区，协同当地抗日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从山西岚县和绥远大青山出发，于1939年1月到达冀中河间地区，随后粉碎日军多次围攻，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从太行山出发，进入冀南平原的南宫、冀县等地区，经多次激战，打退了日军的围攻。八路军一一五师由晋西挺进至山东鲁西地区，在经过艰苦奋战后，至1939年底建立了包括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鲁西在内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其后，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又多次打退日军对太行、北岳根据地的“扫荡”，先后取得了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雁宿崖、黄土岭等战斗的胜利，歼灭大量日军。特别是在黄土岭战斗中，我军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令日军“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士气。在这次战斗中，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为八路军伤员动手术时被病毒侵染，于11月12日病逝于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将其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华人民的抗日斗争。
为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以“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为目标，先后粉碎日伪军的多次封锁和扫荡，使苏、浙、豫、皖、鄂等省的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得到发展。至1940年底，新四军先后建立并巩固了皖东、皖东北、皖南、皖中、豫皖苏、苏北、苏南、鄂豫等抗日根据地，兵力也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的重要力量。
在华南，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东江与琼崖抗日根据地，并在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与华北、华中敌后战场一道成为我军重要的抗日敌后战场。
在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涌现了杨靖宇和赵一曼等一批抗日英雄和“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对战区进行了调整：以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辖河南及安徽等地区，兵力为12个余步兵师；以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辖山西及陕西等地区，兵力为32个余步兵师；以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辖苏南、皖南及浙、闽等地区，兵力为22个余步兵师；以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辖两广等地，兵力为18个余步兵师；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辖皖西、鄂北、豫南等地区，兵力为28个余步兵师；以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辖甘、宁、青及绥远等地，兵力为6个余步兵师；以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辖赣北、鄂南、湖南地区，兵力为52个步兵师；以蒋鼎文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辖陕西，兵力为9个步兵师；以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辖苏北及山东，兵力为7个步兵师；以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辖冀察地区，兵力为5个步兵师。总计204个师，还有39个旅，共200余万人。
1939年3月17日，华中日军4个师团约10万人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3路向罗卓英部守卫的南昌发起进攻，守军总计10个军30余万人。双方在南昌地区进行了大规模会战。日军主力沿南浔铁路向南进攻，20日渡过修水并突破守军阵地，26日渡过赣江，27日开始从三面进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经苦战后撤离，南昌陷落。4月下旬，守军开始向南昌发动反攻，并在南昌城外围与日军激战数日形成对峙。5月9日，守军被迫后撤。南昌会战结束。
与此同时，日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防务，于4月下旬集中了3个师团约10万的兵力，向桐柏、随县、枣阳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发动围攻。中国守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进行攻势防御。5月7日日军攻占随县，5月8日，攻占枣阳，并准备从两翼包围中国军队主力。守军主力在跳出敌包围圈后，于15日开始发起全线反击，18日日军开始撤退。19日中国守军收复枣阳，23日收复随县。随枣会战结束。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采用“闪击”战法突然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法西斯挑起的战火也促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为了迅速从侵华战场的泥潭中抽身，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冒险行动，日军于9月中旬在南京建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华北、华中、华南的侵华日军。在政治诱降进展不畅后，日军继续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局部进攻，并对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进行轰炸，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力。
从1939年9月至1941年9月的二年间，华中日军以其第十一军先后在华中地区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
1939年9月14日，日军集中4个师团约10万余人，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别从赣北、鄂南、湘北3个方面向长沙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调集17个军约20万人部署在湘北、鄂南、赣北等地，利用有利地势，采取“逐次消耗敌人”的方针抗击日军。14日，日军从赣北首先向西发起进攻，企图策应湘北南下日军夹击长沙，遭到守军的阻击，进攻受挫。22日，鄂南日军由通城出发南犯，于月底进至平江。湘北为日军主攻方向，日军于18日由岳阳向新墙河中国守军防线展开进攻。22日中国守军退至新墙河南岸阵地，24日又退至汩罗江南岸。26日日军猛攻并突破汩罗江南岸阵地，28日日军继续南犯，遭到守军伏击，损失惨重。其后，日军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开始后撤。中国守军于10月2日开始反击，4日收复汩罗江南岸地区，7日将日军击退至新墙河以北。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共伤亡2万余人。
1940年4月中旬，华中日军又集中3个多师团兵力，由第十一军司令官统一指挥，向枣阳、宜昌等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军队展开进攻，企图先夺取枣阳，然后攻占宜昌，截断重庆与华中地区的水运联系。日军于5月1日开始向信阳、随县、钟祥等地发起数路进攻，企图围歼中国第五战区部队。8日日军占领枣阳。第五战区守军在节节抗击后跳出日军合围，于11日开始反击，并一度克复枣阳等地。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枣阳南瓜店地区亲自督战与日军激战，壮烈殉国。其后日军反扑，枣阳于21日再次失陷，中国守军被迫撤退。5月底，日军向宜昌进逼，先后突破守军防线，于6月11日开始围攻宜昌。12日中国守军退出宜昌，宜昌失陷。枣宜会战，日军虽占据了宜昌，但仍未达到围歼中国守军主力部队，解除其对武汉地区威胁的目的。
1941年1月华中日军为打通平汉路南段，再次向位于豫南的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发动进攻。24日日军分三路向豫南大举进犯，先后占领确山、驻马店、舞阳、南阳等地，中国军队以一部在正面节节抗击，主力迅速转移，使日军一再扑空，而且后方不断遭到袭击。日军遂于2月初退回信阳。
3月，日军为巩固对南昌的占领，以两个多师团向江西上高地区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发动进攻。15日日军分三路向上高进攻，其南北两路先后遭到守军的顽强抗击，进攻受阻，中路日军孤立突进，于22日被守军包围于上高附近地区，双方展开激战。26日日军在付出巨大伤亡之后突围，守军追击歼敌，至4月2日恢复会战前的态势。
9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以4个师团兵力再次向长沙地区的国民党第九战区部队发动进攻。双方进行了第二次长沙会战。20日日军渡过汩罗江，26日渡过捞刀河，28日占领长沙。国民党军队不断组织反攻，10月1日日军开始退却，9日退至新墙河北岸，恢复了战前的对峙局面。
此外，日军还先后在华南和华北进行了桂南会战和中条山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