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建宁、南丰、泰宁附近地区连续进行了多次阵地防御战，自己虽付出了很大伤亡，也没能击退敌人的进攻。4月上旬，国民党集中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为保卫苏区北方门户，党中央调集红军9个师兵力固守，经过18天激战，红军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被迫撤出广昌。7月上旬，敌军分多路向苏区中心地带展开进攻，中共中央命令红军也兵分多路，全线抗击敌军进攻，继续错误地同优势之敌硬拼。为吸引进攻苏区的敌人，还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交界地区挺进。8月初，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至驿前地区防御阵地固守，与进攻的国民党9个师兵力展开激战，红军因伤亡太大，被迫放弃阵地，国民党军进一步向苏区腹地推进。至9月下旬，红军被压迫于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部队伤亡很大且十分疲乏，物资供应也相当匮乏，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已成定局，红军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转移到湘西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在党中央的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工作。同时还留下部分部队与地方武装共1.6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敌人完全占领中央苏区后，中央分局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中央分局和少数部队突围后转战至赣粤边、闽西地区。同时，留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8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坚持了武装斗争，并逐渐形成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豫皖边、鄂豫边、湘南、闽中和琼崖等15个游击区，进行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整编为新四军，又投入到华中等地的抗日敌后游击战争中去。
从10月21日起红军分别突破了国民党军在赣南和湘南设置的3道军事封锁线，于11月15日进至湘南宜章以西地区。蒋介石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并调动粤军、桂军、黔军等部共20个师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从广西的兴安、全州之间冲过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掩护红军主力及机关渡江。由于红军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器材，并且机关队伍过于庞大，所以行动很迟缓。红军后卫部队经过5天激战，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于12月1日掩护中央机关渡过湘江，但有少数部队未能渡过湘江，这时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已损失大半。
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便在红军前进途中的靖县、城步、武冈地区布置重兵设防，企图以优势的兵力消灭红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成员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19日红军开始向贵州西部进军，避免了陷入敌人重围甚至是全军覆没的危险。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的思想逐渐统一，基本上排斥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渡过乌江，7日占领遵义，将几十万敌“追剿军”甩到了乌江以东和以南。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指出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是未能粉碎敌人“围剿”的主要原因，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总结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确定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位置，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从而为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开创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由于形势变化，红军放弃了北上到四川西北部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河，机动灵活地转战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多次摆脱了敌军的重围。1月29日，红军主力分路从土城、元厚场地区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等地前进。为了摆脱川滇国民党军的围攻，红军又突然于2月18日分别于太平渡、二朗滩东渡赤水，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前进。敌军连忙向桐梓、娄山关地区增援，企图将红军合围于遵义以北地区。26日红军攻克娄山关，并于28日乘胜再克遵义，接着在遵义以南击溃敌军2个师。遵义战役历时5天，共歼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中央红军为进一步调动敌人，于3月16至17日在茅台附近地区再次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西进至古蔺附近。在将敌军调动至川南防守长江后，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向东北急进，于21日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以红九军团将敌军向北吸引，红军主力于31日南渡乌江，前锋逼近贵阳，把几十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乌江北岸，又一次灵活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各路敌军火速增援贵阳，红军却绕过贵阳，以每天100多里的速度向云南挺进。滇军务部赶忙向昆明增援，使敌军在滇北和金沙江沿岸的兵力更加空虚。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由从云南和四川边界的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作战略掩护的红九军团也于5月5日至6日从云南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红军主力会合。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5月中旬，中央红军按照原定在四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并通过了彝族聚居区，先头部队于5月24日占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25日，17名勇士乘小船冒着对岸敌军炮火抢渡过河，占领了北岸渡口，红一师和干部团从此渡过大渡河。但由于渡船缺乏，全军无法迅速渡河，而敌军追兵已近，中革军委决定夺取泸定铁索桥，从那里过河。红军兵分两路，夹河北上，红军主力于29日晨占领了大渡河西岸泸定桥头，但铁索桥上的木板已被敌守军拆除，只剩下13根铁链横在河上，由22名共产党员和战斗骨干组成的红军突击队，迎着对岸桥头敌军的枪林弹雨，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冲向对岸，冲入泸定城。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攻占了泸定城，击溃了敌守军1个团。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边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彻底破灭。
6月7日，红军占领天全，8日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从宝兴县硗碛村开始攀登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克服了气候严寒、空气稀薄和道路难行等困难，到达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地区作战，于1935年3月发起嘉陵江战役，共歼敌1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错误地认为由于中央红军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国民党会很快集中重兵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进攻，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没有希望，擅自决定放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川陕根据地，在渡过嘉陵江后西进，于5月初率红四方面军党政机关和下辖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及直属部队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5月中旬进至川西茂县、理番等地区，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和红军所处的地位，提出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向人烟稀少的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退却。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二河口举行会议，由于与会的多数人主张向北发展，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会议于28日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完成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打击敌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及其以北地区，便于向北发展。
张国焘在会后拒不执行北上的作战计划，并借口没有解决所谓的“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纵容其支持者向中央提出由其担任军委主席，迟迟按兵不动，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达1个月之久，以此要挟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为了党和两大红军的团结，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决定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此后，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军北上。但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已麇集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至平武地区，向胡宗南靠拢，川军也进占懋功等地，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
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二路北上：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由马塘、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地区北上；第一、三、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由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北上。8月20日和27日，红军左右两路军跋涉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分别到达阿坝和班佑、巴西地区。为打开向甘南前进的通道，控制通往甘南的交通要点上下包座，红军右路军于8月29日至31日发起包座战斗，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术，全歼胡宗南1个师4000余人。红军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又按兵不动，迟迟不向班佑与右路军会合。9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提出左路军迅速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张国焘再次提出反对北上，改为南下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等地的计划，并借口前方河水上涨，拒绝向右路军靠拢，擅自命令已由阿坝出发北上的部队返回阿坝。他还密电令陈昌浩挟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密电为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叶剑英立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做了汇报。中共中央决定迅速率领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共8000余人先行北上，并于8日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9月12日，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到达俄界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其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同其错误做斗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直属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纵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翻越了岷山，于9月17日攻克前进道路上的天险腊子口，18日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在这里得知了陕北红军的情况。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以陕北为革命根据地，随后红军突破敌人的渭水封锁线，翻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从而完成了历时1年，纵横11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