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行为引起国民党内一些将领的不满，邓演达等人认为此举“近于反革命行动”，汪精卫更是“怒气勃然”，认为此举是“独断专行，未尝谋之于我的”。但是并没有人挺身而出反对蒋介石专擅跋扈的反共反革命行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则主张进行反击，“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但这种意见也没有被苏联顾问团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采纳，反而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这就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愈加张狂。事后他又把此事诿过于汪精卫，说这是汪精卫在军校中挑拨国共关系，引起误会造成的，迫使汪精卫4月中旬离开广州出国。这时由谭延闿和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蒋介石进一步控制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蒋介石虽然通过“中山舰事件”篡夺了军政大权，但羽毛未丰，另有北洋军阀大敌当前，所以还不敢公开反共，而是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承认错误“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另一方面暗地里进一步策划新的反共阴谋，以待将来。而后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蒋介石又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和削弱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权力，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诸多限制十分苛刻。这样蒋介石便于6月爬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座，统帅海、陆、空各军，7月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打击了共产党，军权和党权已完全集中于他一人之手，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最大隐患。因此，北伐战争一开始便潜伏着严重危机。
北伐军攻克湖南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和推动下，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即北伐宣言，北伐战争开始。
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为8个军，10万人，而北洋军阀总兵力为70多万，共分三支：一支是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南部等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有军队20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一带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军队30万人；三是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有军队20万人。根据敌众我寡和各军阀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情况，北伐军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以主力进攻吴佩孚，为防止敌军的侧后攻击，同时分出两个支队警戒江西、福建敌人。待消灭吴佩孚后再依次进攻孙传芳和张作霖。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从广东出发向湖南集结，在湖南战场作战的主要是第四、第七和第八军，后又有第一军之一部，总兵力为5万多人。当时吴佩孚主力部队正在联合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战于南口，所以两湖只有十万人左右。在北伐前的3月份便发生了代理省长，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与原省长、依附于吴佩孚的军阀赵恒惕之间的战争。5月初，国民政府派第四军的两个师和叶挺的独立团先行赴湖南援助唐生智。6月初赵恒惕以六个团的兵力进攻湖南安仁，唐生智向叶挺独立团发出急电求援，叶挺迅速率团抵达安仁迎敌。
第四军独立团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全团2000多人，军长叶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团级到连级的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士兵都是工农革命骨干。为了打好入湘后的第一仗，叶挺在战前党支部会上进行了动员，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
6月3日独立团分兵两路，一路由叶挺率领增援龙家湾，一路由参谋长共产党员周士弟率领增援渌田。次日独立团与敌在渌田、黄茅铺展开激战，敌军全线溃退，独立团两路会师于桑田，6月5日独立团乘胜攻占攸县。独立团首战告捷，共击溃敌军六个团，敌军伤亡和被俘各百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枝，鼓舞了全军斗志。与此同时，进入湖南的李宗仁部尹承纲团和周祖冕团击溃进攻衡阳的敌军，与敌在衡阳、衡山、涟水一带相峙。
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入湘部队进抵敌军驻守的渌水、涟水一线，向敌发起攻击。由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为右翼主攻沈潭、醴陵，叶挺独立团为左翼助攻泗汾、豆田、龙山铺，相机攻醴陵。7月10日张发奎部攻克沈潭，叶挺独立团一部攻克泗汾桥，一部攻克豆田，而后向龙山铺方向追击敌军。在激战中一营被敌军增援部队包围，形势危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领全营与敌军展开血战。二连连长共产党员吴兆生在战斗中腿被打断，但仍奋不顾身指挥战士冲锋，壮烈牺牲。最后一营将敌军击溃，占领了龙山铺，敌军逃至醴陵。叶挺独立团追至醴陵城下，张发奎部尚远远落在后边。为使敌军不得喘息，叶挺决定不待右翼军到达，即先行向醴陵守敌发起突然袭击。独立团势如破竹，10日下午攻占醴陵，一小时后担任主攻的右翼张发奎部方才到达。两翼军合并后乘胜向楚东桥、株洲、浏阳方向追击。7月12日攻克浏阳。醴陵、浏阳一役歼敌200多人，俘敌300多人。
7月5日在涟水方面担任主攻的第七、八两军向敌军发起攻击，次日进抵娄底镇，7日攻占谷水，8日占领山枣等地，10日占领湘乡、湘潭，敌军向长沙溃退。至此，敌军失去醴陵、湘潭，渌水、涟水防线也已被突破，长沙已三面被围且无险可守，危在旦夕，敌守军为避免被全歼而纷纷撤逃。这时在长沙市内的共产党组织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在7月11日先于北伐军占领长沙，并组织1000多人的纠察队维护社会秩序，北伐军未经战斗便顺利进入长沙。
北伐军占领醴陵、浏阳、长沙后，敌军退守平江，企图利用汨罗江作为防线，沿江构筑工事严密防守，守敌达3万多人，平江守敌万余人，由吴佩孚的心腹第三十三混成旅旅长陆沄指挥。8月20日北伐军经过一个月的修整，决定兵分三路主攻武汉，而后占据武胜关，全歼吴佩孚主力。具体部署为：中路为第四、七、八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直取武汉，再取武胜关；左翼军为第九、十两军，以袁祖铭为总指挥，由湘西北上；右翼军为第二、三两军，朱培德为总指挥，在攸县、醴陵集结，监视江西之敌。8月18日中路军向武汉进军，第一作战目标是敌军汨罗江一线的支撑点平江。在平江战役中，第四军分兵三路，以第十二师之十五团为左翼，向平江城南鲁肃山、审思岭之敌佯攻，牵制敌军主力。叶挺独立团和三十六团为中路主攻平江。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为右翼，另有总预备队以应急。
在进攻平江之前，平江一带的共产党组织早已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对敌情进行了全面的侦察，早在7月便已将平江一带的地形图和敌军兵力部署、武器配备情况绘成图册暗地里送给了独立团，所以独立团对平江布防情况已了如指掌。19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指引下，从止马铺渡河，在东北方向突然袭击平江之敌。与此同时，第三十六团也渡过汨罗江占领了西山坑，从北面向平江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北伐军攻入平江并包围了敌军司令部，猛攻数小时后敌军被迫投降，敌司令官陆沄自杀身亡。8月19日北伐军胜利占领平江。
在右翼作战的第二十八团在团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向淡江、中洞岭守敌发起攻击，英勇奋战攻下中洞岭，在率队冲锋时蔡廷锴身先士卒，手负重伤，平江一役敌军死伤无数，被俘1600多人，缴获大炮11门，枪1000余枝。
第四军占领平江后，8月20日越过湘鄂边界，进入湖北，22日攻占通城。此时吴佩孚亲率敌军主力南下，准备于汀泗桥一线据险死守，以阻止北伐军逼近武汉。8月23日北伐军决定在25日前首先在十里铺车站截断粤汉铁路，这是歼灭吴佩孚主力的关键一仗，所以军部令独立团执行这一艰巨任务。叶挺接受任务后，立即急行军150多里，攻占了中伙铺车站，并歼灭了敌军企图北逃的一个团，按时完成了切断粤汉铁路线的任务。
这时，李宗仁指挥的第七军分兵两路，也于19日强渡汨罗江，分别占领了浯口和张家碑，23日会师于北港，经大沙坪向贺胜桥推进。唐生智指挥的第八军也于8月20日渡汨罗江，向岳州方向推进并于22日攻克湘北重镇岳州，经羊楼司进入湖北，至此湖南全境为北伐军所占领。
湖北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之役
汀泗桥位于粤汉铁路中伙铺与咸宁之间，地势险要，是湖北南部的重要关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吴佩孚见国民革命军长驱直入，已占领湖南，便令齐燮元代他为总司令留守长辛店，以拒南口之革命军，自己亲率嫡系刘玉春等部连夜南下，8月25日抵达汉口前线督战。吴佩孚决定先守汀泗桥、咸宁一线，待所部北方主力到达后再联合孙传芳进行反攻，并任命刘玉春为“讨贼联军总司令”。
当时中伙铺车站已被叶挺独立团攻占，第四军务部也陆续到达中伙铺一带。第四军决定先拿下汀泗桥镇。8月26日三十五团由中伙铺出发沿铁路两侧从正面攻打汀泗桥，三十六团从石坑渡出发由左翼进攻，第二十九团和三十团从右翼进攻，独立团为军预备队。27日凌晨，叶挺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经汀泗桥东侧大山中小路绕到汀泗桥东北角的古塘角，出其不意攻占古塘角，然后从东北方向猛攻汀泗桥。与此同时，第三十六团利用夜幕掩护渡河攀上敌军主阵地所在高山，向敌发起猛攻。第十师二十九团和三十团从饶家湾、赤岗亭由右翼向敌发起猛攻，第二十八团则由朱家湾、山窝廖和万安春向敌后迂回，截断铁路，防止敌军北窜。至上午9时仅几个小时的激战，北伐军便攻下了汀泗桥镇，并使溃退之敌大部分被俘获，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
在此役中，吴佩孚亲自督战并下了“敢有退怯者杀无赦”的死命令，斩杀旅、团、营长9人，但也无济于事，最终惨败。
北伐军占领汀泗桥后，叶挺独立团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乘胜追击向咸宁溃退之敌，趁逃敌立足未稳，27日正午一举攻下地形险要的咸宁城。至28日上午第四军其他师团才抵达咸宁。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非常钦佩在北伐中屡建奇功的叶挺，赞扬他“具有军事天才”。汀泗桥一役共歼敌1000多人，俘敌2400多人，缴获步枪1500多枝，大炮4门，战绩空前。
北伐军攻占汀泗桥镇后，敌军退至贺胜桥镇。贺胜桥一带丘陵起伏，茶树丛生，西南有黄塘湖，东北有梁子湖，便于防守，这已是武汉的最后一道险隘防线。贺胜桥除有原守军外，又有自汀泗桥、咸宁一线遗退下来的敌军残部，共数万敌军。吴佩孚亲乘装甲车在桥北督阵，妄图决一死战以挽回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