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战争
本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维护共和制还是恢复封建帝制的大较量，蔡锷、唐继尧等组织护国军首先从云南起兵，讨伐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全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早就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不满，因此，西南诸省的护国之举得到了举国一致的支持。结果，袁世凯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取消帝制，最后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死去。这就是著名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帝制自为
袁世凯虽然口称拥护民主共和，但他在取代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开始一步步走向个人独裁，肆意挖掘年轻的民主共和国的基石，企图恢复已为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封建帝制。这种复辟活动在1913年南方6省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就已，初现端倪。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导演了一出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的丑剧。几千名便衣军警和地痞流氓包围国会，逼迫国会议员投袁世凯的票。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国会对他来说已经无用，于是就开始把矛头对准国会。11月4日，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使国会不够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不久，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全部资遣回籍。这样，国会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象征被取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愈演愈烈。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抛弃了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之以《中华民国约法》。从表面上看，“约法”取代“临时约法”理所当然，但是从内容上看，这个“约法”是个倒退，是为袁世凯独裁和复辟开路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废除内阁制，改行总统制，由总统“总揽统治权”；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并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同时成立代行立法机关的参政院，成员全部由袁世凯任命。参政院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保证袁世凯能够终身担任总统，并保证总统职务可传其子。该约法还规定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5月8日，袁世凯设立了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参谋总长、陆军部长、海军总长等高级军事长官都是袁世凯的办事员，军务大事都要由袁世凯一人定夺。袁世凯还废除了总督一职，改由大总统派出将军督理地方军务，并组织将军行署，指挥各省防军。
这样，袁世凯就独揽了军政大权，总统皇帝化，成为没有皇帝之名的皇帝。此时中华民国已经徒具形式，连半点民主的影子都没有了。但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并不满足于此，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他要把早在内心深处埋藏的皇帝梦变为现实，过过皇帝瘾。袁世凯下令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祀孔、祭天活动，还通令全国学校恢复被南京临时政府废止的“尊孔读经”。这一系列的复古活动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一个前奏。在做了这些铺垫之后，袁世凯及其一伙准备开始直接的复辟帝制宣传和实际行动。
袁世凯倒行逆施得到了西方列强的鼓励和支持。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自的方式，表示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持。对袁世凯来说，能否称帝，四方列强的态度是必须考虑的。他首先试探一心想维护在山东权益的德国的态度，德方表示支持袁的复辟行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向袁世凯传话：中国应该有皇帝，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美国则亟盼帝制运动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英国公使朱尔典认为，中国实行共和是失策。他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就和美国一道反对中国实行共和，现在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重新实行帝制。沙俄也表示不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年5月，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竟然与日本签订旨在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
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默许，袁世凯更加得意忘形，大大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
1915年8月上旬，受袁世凯聘请任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中国不适合共和政体，主张中国恢复君主制，古德诺说：“盖中国如欲保有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这篇奇文被袁世凯视为推行帝制的章本。袁世凯召见参政院参政杨度，告之“共和不可维持，汝盍在外约集数人，一鼓吹之”。
很快，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他的亲信幕僚杨度等6人组成“筹安会”，借学术研究之名，为复辟帝制鼓躁呐喊。9月，梁士诒等13人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成为又一个鼓吹帝制的中心。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全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变更国体”请愿团，甚至有“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不断上递所谓变更国体请愿书。从10月28日至11月20日，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实行帝制。第二天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又下令：自1916年起改称“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在反袁旗帜下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激起了举国一致的强烈反对，各种政治力量在反袁复辟这一点上逐渐达成共识，聚集起来，矛头都指向了袁世凯。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并于1914年7月8日组建中华革命党，秘密组织反袁武装斗争。在袁世凯开始复辟活动后，中华革命党人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在江苏、山东、湖北、湖南、安徽、奉天、江西、福建、甘肃、陕西、四川、广东等诸多省份，联络当地驻军起义，组织暴动或进行暗杀等活动。比较著名的有：1915年11月10日刺杀袁世凯的亲信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发动肇和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并向电话局和警察署进攻；1916年1月6日朱执信等领导广东惠州起义；1916年5月居正率部攻袭济南，占领潍县等10余县。中华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除在山东占领了一些县外，都失败了。中华革命党虽然反袁坚决，但由于方针不对头，未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而依靠军事冒险活动，使其没有成为反袁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日本的一些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李根源、熊克武、钮永建、邹鲁、程潜等人组织一个“欧事研究会”。袁世凯称帝后，该团体的注意力转向国内西南地区，与进步党和地方势力联合反袁。其中李烈钧、方声涛、程潜、熊克武等人加入到云南讨袁行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本来积极拥护袁世凯，是袁世凯的帮闲党。直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公开化后，才改弦更张，开始反袁。连一贯反对使用暴力的梁启超也开始反省和觉悟起来。梁启超与学生蔡锷秘密商议策动云贵起反袁计划，并决定两人一文一武开始行动。由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文章，进行舆论宣传；蔡锷则想办法离京回滇，策动武力讨袁。1915年8月31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长文，不赞成实行帝制，公开与袁世凯唱反调，震动全国。梁启超在天津的寓所成了策划讨袁的秘密机关。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是云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云南光复后他被推举为都督。“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到北京，给个闲差，并派人暗中监视起来。11月，蔡锷巧妙地摆脱袁世凯特务的监视，取道日本、香港、越南，回到云南。
“二次革命”失败后，东南各省为袁世凯的势力所控制，但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袁世凯没能全面控制。特别是在滇军中保留下来一批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中下级军官。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滇军军官如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黄毓成、董鸿勋等的强烈不满，他们召开秘密会议，暗中商讨反袁计划。开始犹豫徘徊的云南将军唐继尧在梁启超、蔡锷、李烈钧和广大中下级军官的鼓动下，反对帝制态度逐渐明确。一个武装反袁的中心正在形成。
袁世凯复辟帝制，还使北洋军阀内部发生裂痕。因为袁世凯当上皇帝，就使北洋军阀的其他头面人物失去了登上权力巅峰的可能，他们不仅要向袁世凯称臣，还要向其子称臣。袁世凯的心腹干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为袁世凯称帝卖力，而是冷眼旁观，离袁自保，袁的老友、国务卿徐世昌告老“退休”离京；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隐居西山，看袁的好戏如何收场，随时准备出来收拾残局；江苏将军冯国璋坐镇南京，以“害病”为由拒不接受袁要他出任参谋总长之职，而与反袁势力暗通声气。北洋军阀头面人物的严重分歧，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
云南首先发难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到达云南昆明后，受到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加速了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蔡锷到昆明的当天，就向唐继尧介绍了袁世凯政权重重的内部矛盾，分析了全国的反袁形势，使唐继尧坚定了反袁的信心。
此时，形势又进一步明朗，袁世凯已宣布接受帝制，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同时派特使到日本，准备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取得日本的支持。12月21日，唐继尧与蔡锷、李烈钧等召开秘密会议，谋划讨袁大计。在会上，蔡锷收到梁启超从南京转来的一封电报，大意是：“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是首义之期，不宜在远。”看到梁启超的这样一封电报，以为江苏将军冯国璋已同情起义，于是唐继尧、蔡锷等决定提前宣布独立。会议决定先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杀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即以武力求最后之解决”。同时还就组织临时政府和军事计划进行了讨论，做出了决定。
22日，唐继尧召集外地来滇参加反袁的人士和云南上校以上军官及一些行政官员，共同宣誓，兴师起义，以武力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
23日，依原定计划，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并限期于24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同一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刘显世、李烈钧、戴戡等又照录电，通电各省。袁世凯皇帝宝座尚未正式坐上，哪是一个通电就肯退位的。于是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召集云南各界集会，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云南昆明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举行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的口号，“至夜乃息”。
云南宣布独立后，仿照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的办法，设立都督府为云南全省最高军政领导机关，唐继尧任都督。本来，唐继尧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当个前敌司令。但蔡锷想亲自出征讨袁，不想留守。唐继尧和蔡锷等决定反袁起义军称“中华民国护国军”，并决定将护国军扩编为三个军，分三路出师讨袁，以震撼全国。护国军由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官，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计划：第一军进军四川，一支向湖北宜昌、武汉进攻；另以一支向甘肃、陕西发展。第二军从云南入广西，一支东下广州，再东进向闽浙发展，另一支从广西梧州出桂林向湖南和湖北发展，攻占武汉。第三军从云南入贵州，直抵湖南辰溪、沅陵地区，再分两路向湖北武汉、襄阳发展。护国军准备分三个步骤实现武力讨袁目标：首先控制贵州、广西、四川三省；其次，再进占武汉、闽浙、秦陇；最后，以闽浙方向取守势，以秦陇方向逼袁军右侧，以进抵武汉的护国军主力北上。直捣北京。
护国军的战略构想过于宏大，分散了力量，给后来的作战带来诸多困难。当然其兵分三路的计划，也不是没有重点的。四川是护国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夺取四川是其首要战略目标，并由蔡锷率领的护国军主力第一军去实现这一目标。在护国军中，第一军人员的训练和装备都比较好，战斗力较强。随蔡锷入川的共有三个梯团（相当于旅，每个梯团下设两个支队。本来第一军还辖第四梯团，梯团长戴戡，后改任右翼军总司令官）9000余人，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任梯团长。邓泰中、朱德等任支队长。
护国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北洋政府直辖的军队有12个师32个混成旅、团，加上毅军、定武军、安武军、振武军等，总兵力达38万余人。另外，袁世凯还掌握着有几十艘舰只的海军。对于袁世凯来说，消灭区区护国军当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