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午时期的曹雪芹是个不爱读书的孩童，他不喜欢读的是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但是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曹雪芹喜欢到了痴迷的程度。祖父曹寅的藏书给年幼的曹雪芹展现了一个广阔浩瀚的知识海洋，令他沉醉其中，激起他旺盛的求知欲。
雍正五年，曹雪芹13岁，一场弥天大祸突然降临在曹家，改变了曹雪芹的命运。曹頫因为接连出错，受到雍正责罚，更由于他在押送御用龙衣进京时向沿途地方官索取银两被告发，触怒了雍正帝，被处于罢官、抄没家产的处罚。承受灭顶之灾的曹家举家北上，告别了山青水秀的江南，曹雪芹也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败落后的曹家渴望能够中兴，因此作为长房长孙的曹雪芹被迫学习“四书五经”，以期在科举中振兴曹门。曹雪芹与曹頫之间长期隐伏着的矛盾渐渐表面化了，曹雪芹对统治阶级视为天经地义的原则不感兴趣，他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曹雪芹30岁时，曹家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这时候，曹雪芹离开曹頫，另立门户。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在右翼宗学里当一名小职员，前后大约五年的时光。在宗学里，曹雪芹结识了敦敏、郭诚等几位挚友，并开始将他以前写成的《风月宝鉴》改写为《红楼梦》。
在宗学任职的这段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加深，曹雪芹逐渐对封建大家族的荣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逐渐摆脱了哀叹个人身世的局限，将个人命运同广阔的历史潮流联系起来，他将自己对现实日益深刻的认识，溶入《红楼梦》构思创作的一点一滴中，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光照千古的现实主义杰作。
曹雪芹日益感到宗学的工作压抑着他的心灵，就结束了在京城的生活，从城内迁居到城外，把家搬到荒僻的西山。
在西山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由于曹雪芹的傲岸不驯，他被内务府开除了旗籍，取消了微薄却很关键的生活补助，只有靠卖画来维持一家的生计。曹雪芹没有被贫困所压垮，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着《红楼梦》的创作。
《红楼梦》是一部宏伟的史诗，包含有丰厚深广的历史内容，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罪恶和腐朽，热情地歌颂了真挚的情感和对封建社会的反抗。曹雪芹继承了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但又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传统，可以说，《红楼梦》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
晚年的曹雪芹又遭遇了人生的一大不幸：在他48岁的时候，他惟一的儿子夭殇了。使他坚持着活了下来的，就是《红楼梦》。但是极度的打击已使他无法再继续从事创作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曹雪芹在西山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思想启蒙的先驱龚自珍
龚自珍，一名巩祚，字瑟人，又字爱吾，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著名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龚褆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亲龚丽正，是一个汉学家，擅长考据之学。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是清中叶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龚自珍自幼就受到祖、父辈很好的文化熏陶。
11岁时，龚自珍随家人迁居北京。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外祖父考据学派大师段玉裁开始亲自教授他学习《说文解字》，从此他与正统考据学派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代考据学派上溯可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因此考据学派从最初开始便包含有民主性的因素。龚自珍学习正统考据学派的学问，不仅使他掌握丁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使他接触到明清之际萌芽的近代民主主义哲学思想，促使他形成反理学的解放思想和经世致用的政治思维。
因为父亲放了外任，龚自珍随侍父亲左右，先后在江南的徽州、上海等地度过几年时光。
在上海期间，龚自珍接触到西方传入的技术先进的工具和玩物，大大开阔了眼界。正是在这一时期，龚自珍思想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感受到了世局的衰颓，对封建末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早期的社会批判思想初步形成。应该说，龚自珍已经从一个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广泛阅历社会的政论家，这一点，可以从他这一时期的两组文章《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看出。这些批判社会的文章标志着龚自珍的世界观出现了重大飞跃，也是他生活道路的重大步骤。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龚自珍得中举人，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未能中进土。在这期间，龚自珍师从公羊学大家刘逢禄学习公羊家言，不过龚自珍并未把公羊之学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而是把公羊之学微言大义的方法用于议论朝政。
龚自珍由人引荐，谋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务，发表了大量的议论时政的文章，比如《西域置行省议》、《北路安插议》、《古史钩沉论》等，表达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的进步思想家的勇气。同一时期，龚自珍还以一位杰出诗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创作出大量的抒情诗，或侧重于个人际遇的思绪，或侧重于咏史讽世的感喟，艺术地勾勒出一个思想家的灵魂。
道光九年（1829年）龚自珍终于得中进土，他并不请求外任，仍然回到内阁担任中书工作，意在置身政治中心的北京，更好地实现改革社会的理想。
龚自珍以交友、上书等形式，大力地抨击腐朽的官僚习气，呼吁改革行政、用人制度。同时还十分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主张严禁吸毒，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
龚自珍尖锐的抨击终于触怒了守旧顽固官僚，他经常遭到排挤和打击。顽固保守的官僚集团，决不能再容忍这样一位具有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的改革思想家留在京都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龚自珍被迫结束了一生的政治活动，离开京城。
从离京起始，到安家昆山止，龚自珍写下了315首七言绝句，合称为《己亥杂诗》。这些诗作包括他的交游、回忆、爱情、感怀，特别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评论，集中、艺术地表达了一个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丰富的内心世界。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8月12日，龚自珍突然发病，不幸逝世，终年50岁。这位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壮志未酬，令人感慨不已。但他的思想和创作，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将仍然给我们以启示。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明王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它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还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一类小说，这说明他受汉族文化影响是很大的。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午，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痛哭了一场，葬了他的祖父，父亲，但是想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全集中在尼堪外兰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
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你给吓胡涂了？”
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