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文人墨客智慧谋略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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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乐施好善篇(1)

吴太守明断赖婚案

明朝,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新任太守吴公弼到任后第一次升堂。程元上堂状告姐夫金声负约赖婚,说是金声早先曾将亲女许给程元之子程寿为妻,现改许了韩子文。要求维护原来的婚姻。太守询问了程元之后,同意立案。

第二天,吴太守刚坐晚堂,有几个人呈上停止诉讼的“息诃”,说金声愿意退还聘礼,韩子文愿意退婚,不要伤了金程两家的和气。

吴太守为官清廉正直,已从乡绅那里知道了一些真情。看过“息词”后,又询问了韩子文。韩子文本不指望保持这桩婚姻,因此劝说了几个要他打官司的好友写了“息词”。但从太守的询问中,听出太守是个公正之官,便照情实说,他是被迫退婚的;当时写有婚约,内有“不曾许聘他人”之词语;女方受聘之后,又回送青丝细发一缕。韩子文当时从袖中取出吉帖、婚书、头发,一并呈给了太守。

太守听了韩子文的陈述,仔细看了物证,又分别单独审问了金声、程元、赵孝。金声答话中含糊其词。特别是太守问他:“你与程元结亲,是哪年哪月哪日?”金声一时答不上来,想了一会,吞吞吐吐说了个年月日。太守问程元:“你聘金家女儿,有什么凭据?”程元答:“婚姻的礼仪都行过了便是凭据。”问:“媒人在哪里?”答:“媒人在徽州,没有来这里。”太守要看他媳妇的吉帖,程元说一时没有带在身边。太守又问:“你哪年哪月哪日与金声结姻?”程元想了一会,随便说了个年月日,与金声所说的时间分毫也对不上。太守又单独审问中证赵孝:“你是什么地方人?”答:“台州人。”又问:“你是台州人,怎么知道徽州的事情?”答:“因与两家有亲戚关系,所以知道。”太守又问两家结亲的年月日,赵孝估计着说了个日期,与上面两人说的对不上。

原来程元是金声的舅子,他从徽州老家来台州,要与金声合伴开当铺,儿子也来了,很喜欢金声的女儿,想做个中表夫妻。金声正嫌韩子文是个穷书生,当初许配他是出于无奈。程元想了这一招,告姐夫赖婚,又贿赂了衙门,以为这样很容易断给程元之子。告状后又听说韩子文一方写了息词,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三人也没有商量怎么回话。想不到堂上露出马脚,韩子文胜诉,三人被罚打各三十大板。韩子文终于完了婚,后又登了甲第。

吴太守明断此案,他能抓住案情中的矛盾,审问时单刀直入,使三人难以自圆其说;采取分别审讯,防止了串供;执法严明,使衙门中受贿者帮不上忙。

神殿察凶手

四川省成都汉川县有一农民井庆,妻子杜氏,长得有些姿色,嫌丈夫粗蠢,不相投合。一天夫妻发生口角,杜氏回了娘家。经家人劝说,杜氏平了气,回夫家去,路上遇到大雨;附近无躲避之所,去不远处一座寺院暂避。僧人见她长得漂亮,劝她进了房间。师徒两人与她勾搭成奸。不料师徒发生争风吃醋,老僧杀死了妇人,将尸首埋在后院。

娘家惦着女儿巳走两三天,不知与丈夫是否和睦,差人去探望,井家也叫人去接媳妇。两家都扑了空,互相责怪,最后各写了状子告到县里。县里只有一个断事林大合。林断事堂上问了情况,判断途中可能出了差池。林断事找了一个犯过错误的当差,要他将功赎罪,让当差的假装得罪了他逃出去,各处进行密访。当差的这样出去,到处探听,也没有引起人的疑心。一日到大平寺,小和尚与老和尚都看中了这个长得标致的小伙子,为争着晚上谁先与他同榻睡觉,漏出了话。晚上乘小和尚兴头上,当差的又引他说出了秘密;第二天从小沙弥那里打听到,那天确实来过一位妇女,与老和尚、小和尚混了两夜就不见了。当差的回去将情况报告了林断事。

第二天起早,林断事率了随从,打轿到寺中烧香。寺中集合了众僧,都来迎接。他下轿拜神烧香完了以后,立在两旁的众僧,见他走下殿阶,仰面对天看着,好象在听什么话似的。过了一会,忽然对着空中打了个躬,说:“我已知道这事了。”再仰面,又打一个躬,说:“我已知道这个入了。”突然急匆匆走上殿,大喝一声:“当差的在哪里?快给我捉拿杀人凶手!”当差的吆喝着应声。林断事目光一扫,众僧虽然有些惊异,但都仍恭敬肃立着,只有那个半老的和尚,面如土色,牙关打颤。林断事指着他,令当差的把他捆起来,对众僧说:“你们看见了吗?上天告诉我,杀井家妇人的就是他!”这老和尚冷不防这么一下,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又听说是上天显应,吓得两腿发软,只得从实招认。小和尚也招认子。又找到了妇人的尸首。

林断事选择了合适的密访人,既避人嫌疑,不会打草惊蛇,又因是立功赎罪,遇到困难能忍辱。在掌握了可靠线索的情况下,乔装烧香,借用神意,突然点出凶手。罪犯没有思想准备,心理上受到强烈震惊,必然在神态上表现出来。

计除弊政

刘荫枢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位能吏,他在担任地方官时,革除了不少弊政,很受百姓的称道。

有一次,朝廷委派他出任赣南道道员(清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当时,驻扎在赣南的清军军纪败坏,不少部队私自设卡收税,肆意对过路行人敲诈勒索,成为当地百姓的一大祸害。刘荫枢到任后,决心革除这一弊政。然而,如果按官位的晶位而论,刘荫枢要低于管辖当地驻军的总兵。因此,革除这项弊政显然不是下一道公文就能解决的。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一天,刘荫枢发出请帖,邀请当地的军政长官到自己的府上来赴宴。请帖发出之后,他又叫过道台衙门里的两名办事人员,要他们一人携带布匹,一人携带小麦,在中午时分通过城门驻军设的税卡,叮嘱说:“如果他们收税,就把布匹与小麦抵押在那里,赶快回来向我报告。”二人点头称是,领命而去。

道台府内会聚着赣南的文官武将,宾朋满座,杯盘交错,好,不热闹。正当大家吃喝到兴头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向刘荫枢报告说:“大人买的布匹小麦全被抵押在城门的税卡了。”刘荫枢愤怒地说:“城门收税人太蛮横无理了,连道台衙门的人买的东西都敢抢夺,就知道他们对老百姓是怎样的了。”他故意问:“是哪一位税官敢于这样胡作非为?”来人回答说:“道台衙门的税官倒还不敢胡来,只有驻军设的关卡无人管束,胡作非为的事都是他们干的。”这时,刘荫枢站起身,向坐在旁边的一位总兵深深行了一礼,说:“驻军设卡收税本身就不合法,趁机对过路人敲诈更是错上加错。我知道,这些都是您的手下人背地里干的,希望您明察秋毫,下令取消这些不法的税卡。”这么一来,在座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总兵身上,目光中带着谴责、气愤的神情,把总兵弄得十分窘迫。他红着脸,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同意革除。第二天,总兵发出命令,取消了驻军在城门设的税卡。

刘荫枢设计除弊政在赣南的百姓中一时传颂。人们不仅感谢他勇于为民除弊,而且对他善于使用谋略赞口不绝。

王士俊弹劾田总督

清代雍正年间的田文镜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的官,十分厌恶科举出身的官员。对于手下出于科举的官员,他总是排斥、刁难,另眼相看。

有一次,翰林出身的王士俊被吏部选拔为河南祥符县知县。田文镜当时正是河南总督。参见总督时,王士俊由于对田厌恶科举出身的官员早有耳闻,心情格外紧张,回答问话语无伦次。田文镜问他当官出于何途,王士俊吞吞吐吐,故作羞愧之状,迟疑了许久才回答说:“士俊不肖,读书出身,某科的放馆翰林”;田文镜听了这番回答,以为王士俊是在讥讽自己,便恼羞成怒,当场责骂了他一顿,参见总督回来后,王士俊知道自己这个官在田文镜的手下是当不长了,便向手下人移交公事,准备辞官而去。可是他又转念一想,与其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去,倒不如抓住田文镜的一件错事,给朝廷上书,真的捅一下马蜂窝。这样做即使被田文镜罢了官,也能落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名声。

主意拿定后,他就在田文镜讳灾不报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原来那几年间,河南连年遭灾,可是总督田文镜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一直讳灾不报,这样一来,河南给朝廷交纳的赋税便得不到减免,大大加重了河南百姓的苦难。对此,河南地方的民众早已怨声载道,然而,大家慑于田文镜的严刑峻法,敢怒而不敢言,还没有人披露此事。王士俊抓住的正是这样一件牵动万民人心的敏感问题。他在奏折中用激烈的语言揭露了田文镜讳灾不报的过失,请求皇帝免除赋税,救济灾荒,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田文镜得知王士俊上书揭发自己之后,更加愤怒,立即给朝廷起草了一个弹劾王士俊的折子,罗列了许多严重的“罪行”,企图把王置于死地。河南布政使(清代主管一省财赋和人事的长官)杨文乾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官员,同情王士俊的处境。他向田文镜劝解说:“王某人请求免除赋税,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如果把他看得太重,那正遂了他的意愿。您倒不如来一个高姿态,实际上减免赋税,对他的参劾也稍缓一下。他的打算不就落空了吗?”田文镜点头同意。这样一来,王士俊的乌纱帽得到暂时的保全。不久,杨文乾被提升为广东巡抚,临行前保荐王士俊一同前往,并升为道员。

王士俊“得罪”田文镜后,不仅没有逃匿躲避,反而大胆地弹劾田总督,把事情扩大。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会进一步得罪田文镜,遭到更严厉的报复。然而从运用谋略的角度来看,这正是采取的以攻为守的策略。正是由于王士俊以主动进攻的姿态,抓住田文镜的要害问题大作文章,才使田氏不得不有所收敛,出现了转圜的时机。以攻为守往往是弱者自保的一种有效的策略。

陶澍慧识左宗棠

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一位名臣,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具有很强的治世才能。他尤其擅长用人,识别和提拔了不少能人,留下大量趣闻美谈。

有一年,左宗棠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考试后到江南周游,用完了盘缠。听说两江总督陶澍向有爱才之名,又是湖南人,与自己是同乡,他便登门拜访,想得到一些资助返乡,陶澍对于左宗棠早有耳闻,知道此人很有一些才气,但是从未见过面,见他上门求访,便把他留在自己的衙署之中。

为了探试左宗棠的才学,陶澍先不亲自接见;而是派手下的一些幕僚陪伴他,每日与他交谈。古今历史、天文地理、用兵布阵、治水兴农,乃至阴阳八卦,无不是他们的讨论题目。对每一个问题,左宗棠总是旁征博引,口似悬河,说得头头是道,幕僚们听得心服口服。

左宗棠一连住了十几天,尽管每日好吃好喝,有人奉陪,但就是始终未见陶总督露面,心中不免生怨,以为陶澍有意在自己面前摆架子,轻视自己,便提出告辞。正当他准备上路的时候,有人来报说,陶总督亲自登门拜访来了。他向门外望去,果然见到陶澍身着便衣,手持折扇,满脸带着笑容向自己走来。左宗棠迟疑了一下,正要施礼,陶澍快步上前,抓住他的手说:“因为公务缠身,迟迟没有拜访左先生,这是我的过错。”坐定之后,陶澍说:“先生的高谈阔论和远大志向,手下人都已告诉我了。像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志向高远的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将来名位定会远在老夫之上。”陶澍的话说得很诚恳,没有半点虚谦客套,使左宗棠大受感动,消除了对陶的疑虑,把他视为知已挚友。

在陶澍的挽留下,左宗棠留在陶府,一方面担任塾师,辅导陶澍的儿子读书,一方面利用陶家丰富的藏书,继续钻研学问。后来,陶澍还打破当时等级森严的门第观念,把左宗棠的女儿娶进门,嫁给自己的次子,二人结为儿女亲家。左宗棠在陶府居住期间受到多方的提携与照顾,学识、才干大有长进,为他以后从戍典兵,出任封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左宗棠后半生在事业上的成功,是与陶澍的知人之明分不开的。

曾国藩祁门脱险

1861年底,曾国藩设大营于安徽祁门,作为组织湘军围攻安庆的指挥部。突然消息传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领大军逼进祁门。这时的曾国藩已经把主要的兵将都派到前线作战,身边所剩无几。祁门名为湘军屯兵重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座空营。所以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属员十分惊慌,有人还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船上,准备随时逃走。

曾国藩心中也很恐慌,但他意识到,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如果军心一乱,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稳定手下人的情绪,他不动声色,故作镇静,并立下遗书表明自己决一死战的决心。对于幕僚属员,他还采取了这样一个笼络的办法。他听说有人作了逃走的准备,于是传出一令:“现在敌人势大,有想暂时离开大营者,可以支给三个月的薪水;事后如果还想来营供事,我将一如既往地接纳。”属员们接到这个命令后很受感动,觉得曾大帅对自己太宽厚了,于是全都抱定了死战的决心。军心得到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