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易俗改姓推汉制
拓跋宏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个皇帝，即魏孝文帝。他是个开明君主，在促进民族融合、互学先进经验、推动历史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从而推动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使鲜卑族进一步汉化。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想改变北方旧的风俗，于是下诏禁止臣民穿胡服，但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北魏皇太子在太庙举行加冠之礼时，孝文帝召见文武群臣，问他们：“你们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想让朕连汉、晋都比不上呢？”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群臣们都盼望陛下能超过前王。”孝文帝接着又问道：“那么应当改变风俗习惯呢？还是因循守旧呢？”拔跋禧再回答：“愿意移风易俗，圣政日新。”又问：“只是愿意自身实行呢？还是希望传之于子孙后代呢？”回答说：“愿意传之于百世万年。”于是，孝文帝说道：“那么，朕一旦下令开始实行，你们一定不得有违。”拓跋禧回答：“上令而下从，有谁敢违抗呢？”孝文帝又说：“‘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能兴。’现今朕想要禁止使用鲜卑语，全部改用汉语。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由于习性已久，可以宽容他们不能一下子就改换过来。但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凡在朝廷中任职者，不能允许他们仍然还讲过去的语言，如果有谁故意不改，就一定要降免其官职。所以，各位应当严加自戒。对此，各位王公卿士同意不同意呢？”拓跋禧回答：“无不遵从圣旨。”
孝文帝接着说：“朕曾与李冲谈过此事，李冲说：‘四方之人，言语不同，故不知应该以谁的为是；做皇帝的人说的，就是标准。’李冲此话，其罪行应当处死。”孝文帝又指责出巡时留守洛阳的官员们：“昨天，朕望见妇女们还穿着夹领小袖衣服，你们为什么不遵行朕的诏令呢？”这些官员们都磕头谢罪不已。孝文帝继续说道：“如果朕说得不对，你们可以当廷争辩，为什么上朝则顺从朕旨，退朝后就不听从呢？”
第二年正月，北魏孝文帝发布诏令，认为：“北方人称‘土’为‘拓’，称‘后’为‘跋’。魏朝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以土德而称帝，所以姓拓跋。土，乃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应该改姓为‘元’。诸位功臣旧族中凡从代京迁来的，其姓氏有的重复，要一律改变。”于是，开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姓氏，不可胜数。此后不久，北魏又改变旧有的度量衡制度，改用长尺、大斗，实行《汉书·律历志》的规格制度。8月，北魏在首都洛阳设立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小学。12月，拓跋宏在光极堂召见文武百官，赏赐汉人的冠帽、衣服，要他们不要再穿鲜卑服装。在此以前，北魏人民从未用过钱币，这年，拓跋宏才下令铸“太和五铁”钱。待冶炼设备初步完成以后，拓跋宏下诏：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以后的商品交换，一律用钱币作为流通媒介。
孝文帝拓跋宏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使得鲜卑族进一步汉化。魏孝文帝不囿于民族偏见，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冲破阻力，接受先进的文化，学习先进的政策制度和统治经验，改造少数民族中落后的地方，促进了当时以鲜卑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和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因此，孝文帝不仅是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宏的改革者，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长河中的积极推进者。
庾亮专权反苏峻
庾亮是东晋外戚，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任西曹掾，颇受器重。后以庾亮妹妹为皇太子（晋明帝）妃，庾亮侍讲东宫，与太子交好。明帝即位，任中书监，为王敦所忌，托病去官。公元325年，明帝卒，庾亮为中书令，与王导共辅六岁太子司马衍（晋成帝）继位，庾太后临朝，政事决断于庾亮。
东晋庾亮辅佐朝政时，刑罚严酷，颇失人心。历阳内史苏峻对国家有功，威望日益显赫，拥有精兵万人，军械精良，朝廷把长江以外地区交付给他治理。但苏峻颇有骄纵之心，轻视朝廷，招纳亡命之徒，人数日渐增多，都靠国家供给生活物资，陆运、水运络绎不绝，稍有不如意，就肆无忌惮地斥骂。南顿王司马宗因为被人弹劾谋反，庾亮派人拘捕，司马宗拒捕被杀。司马宗的党羽卞阐逃走，投奔了苏峻。庾亮发下朝廷符令让苏峻把卞阐送回来，苏峻却把他藏了起来。司马宗被杀，晋成帝司马衍并不知道。很久之后，司马衍问庾亮说：“以前那个白头发老公公在什么地方？”庾亮回答说，因为谋反已经被诛杀。司马衍哭着说：“舅舅说人是反贼，就把他杀了。如果别人说舅舅是反贼，该怎么办？”庾亮害怕，脸色都变了。
庾亮认为苏峻在历阳，迟早会酿成祸乱，便想下诏征召他入京，于是询问司徒王导的意见。王导说：“苏峻猜疑阴险，必定不会奉诏前来，不如暂且容忍他。”庾亮在朝中说：“苏峻狼子野心，最终必会作乱。今天征召他，纵然他不听从上命，造成的祸乱也还不大。如果再过些年，就无法再制服他，这就如同汉时的七国对朝廷一样。”朝臣无人敢诘难，只有光禄大夫卞壶争辩说：“苏峻拥有强大的军力，又靠近京城，路途用不了一个早上便可到达，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出差错，应当深思熟虑。”庾亮不听。卞壶知道庾亮必会失败，写信给温峤说：“庾亮征召苏峻的主意已定，这是国家的大事。苏峻已表现出骄狂的样子，如果征召他，这是加速祸乱的到来，他必定会挺起毒刺面对朝廷。朝廷的威力虽然强盛，但不知道能擒获他否，王导也同有此意。我与庾亮争辩十分恳切，但不能拿他怎么样。我本来想让足下在外任官作为外援，现在反而恨足下在外，不能与你一同谏止他，我或许会追从你的。”温峤也多次写信劝阻庾亮。满朝大臣都认为此事不可，庾亮全然不听。
苏峻听说此事，派人对庾亮说：“征讨贼寇，在外任职，无论远近我都惟命是从。至于在朝内辅政，实在不是我能胜任的。”庾亮拒而不受。苏峻上表说：“昔日明皇帝拉着下臣之手，让我北伐胡寇。如今中原尚未平定，我怎敢贪图安逸！乞求给我青州界内的一个荒远州郡，让我得以施展朝廷鹰犬的作用。”又被拒绝。苏峻整装准备赴召，但又犹豫不决。参军任让对苏峻说：“将军您请求处居荒郡都未获允许，事情已发展到这样，恐怕已无生路，不如领兵自守。”阜陵令匡术也劝苏峻造反，苏峻便不应从诏令，举兵反叛。次年正月，苏峻的叛军攻入京城，挟持天子。庾亮乘坐小船逃走，与温峤一起起兵讨伐苏峻，苏峻战败被杀，残部于次年2月被全部剿杀。
唐太宗励精图治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为帝，改年号为贞观。太宗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任用贤良，从谏如流，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终于促成了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消灭强盗的问题。有人主张制订严刑峻法，太宗不以为然，认为百姓之所以做强盗，是因为赋役太重，官吏贪暴，以至于饥寒交迫，才铤而走险，所以应该减轻赋税和徭役，整顿吏治。随后，太宗依此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此过了几年，果然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客商行旅可以在野外露宿。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侍奉君主，就像割下身上的肉来充饥，吃饱了人也死了，君主虽然富足而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是来自于外界，往往在于自身。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税繁重，赋税繁重则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则国家危殆，国家危殆则君主不保。朕经常考虑这些，所以不敢放纵欲望。”
公元631年，河内人李好德得了心病，胡乱说话，妖言惑众，太宗下诏审理此事。大理丞张蕴古上奏说：“李好德生病有证据，依法不应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说：“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李厚为相州刺史，张蕴古为了讨好李好德，所以弄虚作假。”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斩首，事后很快又后悔了，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凡是死罪，即使下令立即处决，也要三次复奏后才能执行。”当年12月，太宗因为自己虽然下令死刑犯被处决前要经过三次复奏，但有关部门往往流于形式，在片刻之间完成三次复奏，于是颁下制书，增加复奏次数。结果很多被冤枉或是判刑过重的人，因此而免于死罪。第二年年底，太宗亲自审核监狱囚犯，见到应该处死的人，心生怜悯，就放他们回家，但是要求到秋天就回来受死。并且下令，把全国的死刑犯都放回家，让他们到期赶往京师。过了一年，当初放回家去的死刑犯，全国共有三百九十人，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都自己按期来朝堂上报到，没有一个人逃亡。太宗把他们全都赦免了。
太宗曾经问身边的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建国之初，我们与群雄一起举义，以实力相竞争，然后使之臣服，创业难啊！”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是从艰难中夺取天下，在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夺取天下，出生入死，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与我共同安定天下，经常担心因为富贵而生出骄傲奢侈，因为轻忽而生出灾祸变乱，所以知道守成的艰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各位慎重面对。”房玄龄等人叩拜，说：“陛下这样说，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
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朕自从立李治为太子，遇到事情就趁机教诲。看到他吃饭，就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才能经常吃上饭。’看到他骑马，就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要耗尽它的力量，就能经常骑它。’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看见到他在树下休息，就说：‘木头经过墨线矫正则直，君主接受劝谏才能圣明。’”
从太宗的话可以看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等等，正是成就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它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