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玄奘西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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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赵州桥师徒痛别 大觉寺萌意西行(1)

玄奘自从荆州出来,心情一直很沉重,这不禁令人疑惑。作为一个年青的僧人,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在他之前之后,没有人在他这个年龄上如此辉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喝彩,僧俗两道中不乏崇拜者。那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此时,玄奘所思虑的是两件事:

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派问题。到唐初的时候,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了许多的宗派,其中比较大的就有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天台宗、律宗、禅宗等,每一宗下还有许多的小派,如果把他们列成表系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壮观的。宗派多了按说是好事,可内讧频仍,这无疑消耗了自己的能量,也使广大的俗众无所适从。

二是李唐政权对佛教的态度。李渊父子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裔,李耳就是老子,因为同是李姓,可以为自己的门楣涂上神圣的色彩。这样,李唐王朝就自然而然地抬高道教地位,道教徒备受尊崇,而佛教徒则屡受裁抑。当时李渊在位时,曾在一些人的煽动下颁诏质问僧尼:

“弃父母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意思是说,父母给的须发你都不要了,君臣间相见时应该穿的衣服你都没有,这样合情合理吗?

之后,他就下令减省诸州寺塔、淘汰寺僧。因为当时政权不稳,再加上许多僧人的激烈反对,这一措施未得到有力的执行。

后来有一个叫傅奕的大臣,给李渊上疏,其中讲了许多佛教对国家的危害,还提出了具体的限佛措施。

虽说李渊当时没有采取傅奕的建议,但从中可以看出李唐王朝初期对佛教的态度是不友好的。

玄奘深深感到一种危机,他在荆州时得到的消息比在蜀中要多,屡次听人讲起这些事,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一是佛教内的宗派纷争,对教义解释的杂乱,一是道教的步步相逼和统治者的暧昧态度,一个内忧,一个外患,当时已经将普度众生为己任的玄奘,不能不为之烦恼。

玄奘自荆州继续沿江东下,按计划游历扬州、吴会等地。扬州也是当时佛教中心之一,吴会为南朝涅槃、三论与成实学派的重要地区。玄奘在蜀中所学大都是瑜伽学派的内容,对于其他的学派,他不但不排斥,反而很有兴趣。

在苏州,有一位六十岁高龄的智琰法师,玄奘专程去拜访了他。智琰字明璨,是隋代佛教成实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涅槃》、《法华》、《维摩》等经典的研究非常深厚。当时智琰是东寺的住持。

玄奘来到东寺挂单,了解到智琰每月都要集会一日,建斋讲观,听讲的信徒有五百多人。玄奘和智琰一见如故,一起研学佛典,讨论佛理,相处甚是融洽,没几天,智琰对这位少年僧人的学问有了深刻印象。他积极地组织了一批能“解穷三藏”的名僧一起与玄奘讨论佛学,似乎想试试这位少年才俊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玄奘对此毫无异议,更无惧色,众人执经辩难,玄奘从容应对,还不时妙语连珠,引得众人啧啧称赞。智琰在一旁故作镇静,却是汗不能禁。他发现玄奘确是学问广博,妙辩无极。未等众人辩完走散,他便独自一人回到禅房。闷坐片刻,深感自己难以企及,又想到自己偌大的年纪,怕是一生也难达如此境界了,于是潸然泪下,悲叹自己是“桑榆末光”,而玄奘是“太阳初运晖”,一种老之将至,有心无力的感慨油然而生。从此以后,他对玄奘是“执礼甚恭”。而玄奘对智琰也极尊敬,两人终成忘年之交。

玄奘在智琰处研习佛法几个月,之后他北上相州,相州在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当时这里的佛事很兴盛。相州有个著名的法藏寺,它是隋朝僧人信行创立的三阶教的大本营。信行是相州人,十七岁在法藏寺出家,博览经论,受具足戒后,开始创立自己独具特色的三阶教理论体系,他认为佛灭后第一个五百年是“正法”时期,第二个五百年是“像法”时期,而现世是“末法”时期。在末法时期,众生所住都是“秽土”,因居秽土,所以众生“根性低劣”,因为根性低劣,修行的方法自然也就不能和“正法”、“像法”时期的众生所用方法一样,这时的“法”也不能再分大小,人也不能再分“圣”和“凡”,要普敬一切法,普敬一切人。

三阶教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教义,而是他们修行的方式。玄奘到法藏寺后,所见所闻令他瞠目结舌。

只见寺中僧人,全都从事苦役苦行。他们每天只吃一餐,还不在庙中吃饭,而到外面去讨饭。修头陀苦行,这个头陀行可不好修,就是在路上不管碰到什么人,不管是男女老幼,都要跪下磕头。玄奘来时,信行已经圆寂,只见到了信行的弟子灵琛。这个灵琛和尚苦修的功夫不亚于他的师父,只见他面色黝黑,弯腰驼背,浑身上下皮包骨头,衣衫褴缕。见玄奘来到,还硬撑着要行头陀行,被玄奘一把扶住。再看他身后的那些徒弟们,形容枯槁,面容憔悴,骨瘦如柴。玄奘对他们这种苦行做法虽不赞成,但对他们苦行利他的精神却颇为同情。

后来玄奘回到长安才知道,这三阶教发展却是很快,他们劝人行十六种“无尽藏”行,也就是劝人布施,凡是加入无尽藏的,每天至少要舍“一分钱或一合粟”。这一理论的提倡,使得三阶教的经济实力大增,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在长安就建立了许多新的寺院。他们对财物的大量占有,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之后不久,就被封杀了。

玄奘到相州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师从慧休法师学习《杂心论》。《杂心论》又称《杂阿毗昙心论》。慧休法师是遍读诸经的佛学大师。他的住寺在相州南街的慈润寺。玄奘在这里学习了几个月,对小乘毗昙学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对他后来开创法相宗是十分有益的。

说到这里,我们得提一提大乘和小乘的问题了。这大乘和小乘和玄奘所学佛法关系重大,玄奘所学基本上都是大乘佛教内容,但他对小乘佛教内容也很精通,后来到印度后,在辩经问难中,大小乘都精通的玄奘取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也提到过大乘和小乘两个教派的问题。在描写唐太宗举办“水陆大会”超度众鬼时,各地高僧和京师官民云集长安化生寺,听坛主唐僧讲演诸品妙经。这时化为癞和尚的南海观世音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教法’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正因为这“大乘佛法”,才引出了唐僧的西天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