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样说，那么，持前种观点的人指的是什么呢？他们那样说，是不是因为多数人觉得有用的人才是朋友呢？享得福祉的人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因为他自身拥有所有的善。同样，他也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快乐的朋友。因为他的生命自身就令人愉悦，无需另外的快乐。由于他不需要这两种朋友，这些人便认为他不需要朋友。但是这种看法并不真实。因为首先，亚里士多德在一开始就说过，幸福在于实现活动，而实现活动显然是生成的，而不是像拥有财产那样地据有的。如果幸福在于生活或实现活动，并且一个好人的实现活动自身就是善的和令人愉悦的；如果一物属于我们自身是令人愉悦的；如果我们更能够沉思邻人而不是我们自身，更能沉思邻人的实践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实践，因而好人以沉思他的好人朋友的实践为愉悦（因为这种实践具有这两种愉悦性），那么享得福祉的人就需要这样的朋友。因为他需要沉思好的和属于他自身的实践，而他的好人朋友的实践就是这样的实践。同时人们也都认为，幸福的人的生活应当是愉悦的。然而一个孤独的人的生活是艰难的。因为只靠自身很难进行持续的实现活动，只有和他人一起才容易些。如果一种实现活动也自身就令人愉悦，享得福祉的人的实现活动就必定是这样（因为，好人由于善良而喜欢合于德性的行为，并厌恶出于恶的行为，正如一个乐师喜欢好的音乐而厌恶坏的音乐），它就会更为持久。此外，和好人相处，正如塞奥哥尼斯所说，会使一个人变得有德性。
假如从事物的根本处考虑，一个好人自然是其他好人欲求的朋友。因为，如所说过的，本性善的事物自身就令一个好人愉悦。动物的生命为感觉能力所规定，人的生命则为感觉与思考能力所规定。而每种能力都与一种实现活动相关，并主要存在于这种实现活动之中。所以，生命主要就在于去感觉和思考。生命自身就是善的和愉悦的。因为，它是限定的，而限定性是善的东西的本性。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恶的、腐败的和充满痛苦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生命是无限定的，正如它的属性是无限定的一样（痛苦的这种无限定性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更加清楚）。如若生命自身就是善的和愉悦的（它似乎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欲求它，公道的人和享得福祉的人尤其欲求它，因为他们的生命最值得欲求，他们的生活有最多的福祉）；如若一个人看他就感觉到他在看，听就感觉到他在听，走就感觉到他在走；同样，在进行有其他活动时也都有一个东西感觉到他在活动，因而，如果感觉就感觉到自己在感觉，思考就感觉到自己在思考，而感觉到自己在感觉和思考也就是感觉到自己存在着（因为我们把存在规定为感觉与思考）；如若感觉到自己存在着本身就令人愉悦（因为生命本性上就是善，而感觉到自己拥有一种善自身就令人愉悦）；如若生命就值得欲求，并且对于好人尤其值得欲求，因为存在对于他们是善的和愉悦的（因为那些自身即善的事物的感觉使他愉悦）；如若好人怎样对待自己就怎样对待朋友（因为朋友就是另一个自身），那么，正如他自己的存在对于他是值得欲求的，他的朋友的存在也同样或几乎同样值得欲求。但是，存在之所以值得一个人欲求，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好，是由于这种感觉自身就令人愉悦。所以，一个人也必须一同去感觉他的朋友对其存在的感觉。这种共同感觉可以通过共同生活和语言与思想的交流来实现。共同生活对人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交流，而不在于像牲畜那样的一起拴养。所以，享福祉的人的存在自身就值得欲求。因为，它在本性上就是善的和愉悦的。如果其朋友的存在对于他也几乎同样值得欲求，那么朋友对于他就值得欲求。而对他而言，凡值得欲求的东西就必须拥有，否则就存在匮乏。所以，亚里士多德总结道，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就必须要有好人朋友。
十五、朋友需要限量
朋友不是愈多愈好，朋友的数的限定，就是一个人能持续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个最大数量。因为一个人很难与许多人共享快乐，也很难对许多人产生同情。一个人往往拥有少数几个朋友就能得到满足。
每个人的朋友应该有多少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既不要太多，也不要过少。对于有用的朋友，这话是十分中肯的。因为，一个人很难回报许多人，且人生短暂也令我们回报不及。由此，朋友过多也就成为多余，会妨碍高尚高贵的生活。所以亚里士多德建议，人们最好不要有过多的朋友。快乐的朋友也是有几个就可以了，就像一顿饭有点甜食就够了一样。但是，好人朋友是应当越多越好呢，还是应当像城邦的人口那样，有个确定的数量？十个人构不成一个城邦，但是若有十万人，城邦也就不再是城邦了。恰当的数量也可能不是某一个数量，而是某些限定的数量中间的一个。所以，朋友的数量也有某些限定，它也许就是一个人能持续地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个最大数量（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共同生活似乎是友善的一个主要标志）。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与许多人共同生活或让许多人分享其生命，这毋庸置疑。其次，一个人的朋友们相互间也必须是朋友，如若他们也要彼此相处的话。但是如若有许多朋友，这件事就比较困难。第三，一个人很难与许多人共享欢乐，也很难对许多人产生同情。因为一个人可能在与一个朋友一起欢乐的同时，又需要与另一个朋友一起悲伤。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不要能交多少朋友就交多少，而是只交能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么多的朋友。
实际上，一个人也不可能与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友爱。正因为这一点，一个人不可能对许多人产生性爱。因为性爱往往是极端的友爱，只能对某一个人产生。强烈的友爱也同样只能对于少数的人产生。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看法可由事实得证。伙伴的友爱只包括少数几个人。常为人们歌颂的友爱，都只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与许多人交朋友，对什么人都称朋友的人，就似乎与任何人都不是朋友（除非说同邦人都是朋友），这主要是指那种被看作是谄媚的人。当然，一个人可能同许多人都有同邦人的友爱而仍然是一个公道的人且并不谄媚。但是，一个人却不可能是许多人的朋友，并且都是因他们的德性和他们自身之故而爱着他们。因德性和他们自身之故而交的朋友，有少数几个就可使人满足了。
十六、好运中的朋友与厄运中的朋友
我们在好运和厄运中都需要朋友，在厄运中，朋友的陪伴会使我们的痛苦少一些；在好运中，朋友的存在则更令我们愉悦。而朋友中遭受厄运的，我们应主动帮助；处于好运的，我们则不必太过于主动。
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需要朋友，好运还是坏运？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朋友。在厄运中人们需要帮助，在好运中人们需要有人陪伴，需要有人接受善举，因为人们可能希望这样做。所以在厄运中，友爱更重要，更需要有用的朋友。在好运中，友爱更高尚高贵，更需要有公道的人做朋友。因此，对公道的人行善举和与公道的人相处更值得欲求。其次，无论在好运中还是在不幸中，朋友的在场都令人愉悦，朋友的同情使痛苦减轻。所以，很多人有时候竟弄不清，他们的痛苦是因朋友们真的分去了一份，还是因朋友们的在场使他们愉悦或因他们感觉到了朋友们的同情而得到减轻。痛苦的减轻到底是由于这两种原因的一种，还是由于别的，亚里士多德没有做过多的讨论。
不管怎样，亚里士多德所说明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不过，朋友的在场似乎既给人们以快乐，又令人们痛苦。因为一方面，见到朋友这件事本身令人愉悦，尤其是当处于厄运之中时。这的确有助于减轻痛苦，因为，一个朋友如若是体贴的，他的目光和言谈都使他们宽慰。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品质，知道什么使他们快乐，什么使他们痛苦。但另一方面，看到朋友因自己的厄运而痛苦又令他们觉得痛苦。因为，每个人都不愿意让朋友因为自己而痛苦，所以，一个有男子气慨的人总是尽力不让朋友分担他的痛苦。除非对一切都感觉不到痛苦，否则他就无法忍受朋友为他的痛苦而痛苦这件事。他也不愿意让朋友与他一起悲哀，因为他自己从不悲哀。但是女性和女性化的男子却喜欢别人与自己一起悲哀，并把他们当作朋友和同情者来爱。然而，人们在每件事上显然都应当按照较好的人的样子去做。在好运中，朋友的在场总是使人们过得愉快，并且看到朋友因自己的善而快乐也使得他们感到高兴。所以，在好运中人们似乎应当邀请朋友们来分享（因为行善举是高尚高贵的），但是在遭遇厄运时，人们必定对是否要让朋友知道而感到犹豫，因为，人们应当尽量少让朋友分担恶的东西。正如俗语所说，“厄运就都让我来承担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需要朋友帮助对他们费力很小，对我们却意义重大的事情。反过来说，对于遭受厄运的人，人们应当不请自到，乐于帮助（因为做朋友就应当帮助，尤其是当对方需要而没有提出请求的时候，这样的帮助才对双方都更高尚高贵，更令人愉悦）。对于交好运的朋友，人们也要乐于合作，因为他们需要朋友合作。但在分享好处时则不要那么主动，因为急于分享好处不是高尚高贵的举动。但是，也要注意避免因执意推却而产生不快，有时候这种情形的确会发生。所以说，朋友的在场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