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1961年第1版《编者的话》是这们说的：“为什么的问题很多很多，各门各类，五光十色。我们把它们归纳为五类，因此这套书也就分五套出版。1、物理部分；2、化学部分；3、天文气象部分；4、农业部分；5、生理卫生部分。书中的每个题目，力求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这些为什么的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和各门有关科学知识的基本定律和原因，作生动形象的说明。这里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趣的试验和一些耐人思考的难题。这些题目，不仅启发我们积极思考，大胆想象，更巩固少年们在课堂上学得的知识，帮助少年朋友了解这些知识与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又应该如何掌握这些知识，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改造大自然，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设服务。”
《十万个为什么》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点：一是它的知识性。科学小品的社会功能在于它能传播人们急于知道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他们不但需要知道河外星系，而且要知道他们周围的事物。火箭是怎样上天的？为什么车轮装上了滚珠轴承，就会变得轻便了？橡胶轮胎上，为什么要刻上花纹？为什么雪会保护麦子？作品满足了读者对知识的渴求，因此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从红领巾到须发花白的干部、工人。二是它的趣味性。《十万个为什么》，说古道今，趣味盎然。人们并不喜欢语言无味、扳着脸的说教和枯燥无味的叙述。它写得形象、生动、活泼、轻松，在读来饶有趣味中接受有益身心的知识。同志们不要忽略或看轻书籍的趣味性，特别是给青少年看的书籍。高尔基认为有趣味的叙述和愉快乐观的内容，是儿童书籍必需的艺术手段之一。他说：“我们的书不应该是满篇教训的，不应该带着粗鲁的倾向的。它应该以生动的语言来叙述，应该有艺术性。我们也需要能够发展儿童幽默感的快乐的有趣的书籍。”三是它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们的科学小品，从基本粒子到宇宙星空，从石刀石斧到火箭飞船，有的可能讲到艰深难懂的相对论的原理，有的可能讲到神奇的遗传学工程。作者可能是这一方面学问的专家，而读者却有千千万万，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方面的学问，也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认真地做深入浅出的通俗化的工作。《十万个为什么》做到了老少咸宜，不能不承认它在通俗化上所下的功夫，因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正象郑文光同志在《科学文艺杂谈》一文中所说：“好的科学小品，或则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或则娓娓陈述，细腻动人，或则清闲隽永，委婉有致或则文章敦实，风格粗犷”。从创作的角度讲，要根据作者各人的气质、修养，写多种风格的科学小品；从编辑的角度说，我们要对作家的作品做比较充分的研究或了解，有的替他们出版专集，有的出合集，有的可以根据一个题目或主题来挑选，把那些知识的精品，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4.科学家传记
在科学文艺中，有一个尚未为人们所充分注意，而我们却应该大力提倡的品种是，要有计划地组织出版科学家的传记。
俄国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伟大人物的好的传记是一种优良的书籍。他非常赞赏克·波列伏依写的罗蒙诺索夫的传记。他说：“伟大人物的生活景象常常是很美丽的景象。它能扩大胸襟，整顿生活，鼓励活动！”别林斯基还说：“我们特别向青年一代推荐这本伟人传记，这可能在他们当中培养出人类思想领域的未来的活动家；他们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宝贵的教训，可以从罗定诺索夫的生活里看出他们的义务和使命，他们可以认识到只有进行正直的和无私的活动，才谈得上人的品格，只有具备意志的力量，才能在所选择的岗位上取得成就。”
在这里，我们还想提及高尔基给罗曼·罗兰的信，希望他写儿童读的贝多芬传。高尔基这样写道：“我殷切地希望您写儿童读的贝多芬传。我同时也希望H·G·威尔斯写《爱迪生生平》，请F·南森写出《X·哥伦布生平》，我写出《加里波的生平》。”
“我想依靠现代优秀作家的帮助，创作一套世界伟人传记的儿童读物。这些书都有将由我自己出版。”
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向青年推荐《罗蒙诺索夫》，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亲自组织人写《爱迪生生平》，要出版伟人传记，因为他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许多同志读过《居里夫人》，看到这本书在青年中的影响，在指引鼓舞青年向往科学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高兴地看到徐迟同志的特写《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以后，又看到有人写《爱因斯坦》、《李四光》、和《高士其爷爷》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写李时珍、张衡、沈括……有更多的出版社出版牛顿、伽利略、马可尼等科学家的传记。青少年们通过这些书籍不但将扩大他们的视野，直接间接地增加对科学的了解和培养对科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功夫。他们将从这些科学家传记中，看到献身科学的那种可贵的精神，看到攀登科学高峰的那种百折不挠的毅力，看到钻研科学的那种乐趣，从而产生一种责任感和迫切感。我们并不能担保看过我们所出版的科学家传记的读者，将来会出现多少祖冲之或者阿基米德，但是通过我们的出版物，将招墓到一批献身科技的新兵是肯定无疑。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的祖先在科技领域里，曾经为人类作出过辉煌的贡献，在四化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新时代的华陀和李冰不会少吗？
（原载1981年第4期《编创之友》，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年轻人火热的心
在那金色的五十年代，青年中有一首最流行的歌曲叫做《青年团之歌》，开头两句的歌词是：“年轻人，火热的心……”那时，我唱着那首歌离开了大学的校门。唱着那首歌从珠江之畔到了既古老又年轻的北京，又唱着那首歌走进出版社的大门。除了政治运动，年复一年，在我们忙着组稿，审稿，编辑加工，发稿，制订选题计划和出书计划……，三十年的时间，匆匆地流逝。现在，一批批的年轻人，又朝气蓬勃地跨进了出版社的大门，参加我们的队伍，接替我我们的工作。每当我欢迎新同志到来的时候，在我的心底深总是涌起了那首五十年代青年之歌的旋律，它是那么热情欢快，有理想，有朝气，鼓舞年轻人奋发向上。
谁没有自己的青年时代，谁没有自己闪光的理想呢？记得那年我离开中山大学到了团中央，因为懂几句英语，想到国际联络部；跟我一起到北京的一个同学，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报》，我又想跟他一样去当一名记者；谁知道我被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搞少儿读物，整天跟猫呀，狗呀，小松鼠呀，啄木鸟呀打交道。我脑子里的思想活动难道还会少么？但那时强调服从组织分配，个人主义在那时是不合法的。我只好把什么理想呀，前途呀，兴趣呀埋在心底，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
我最初的编导是儿童文学家贺宜和仇重，后来是江晓天同志（现任全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他们耐心地帮助我，教育我，更重要的是带领我一起工作。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团中央关于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通过我们的出版物，宣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帮助青少年学习她的革命英雄主义；宣传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这些青年英雄，宣传他们为了解放，为了祖国英勇献身的高贵精神。我们还宣传卓娅和舒拉，宣传保尔·柯察金和马特洛索夫，出版《牛虻》，出版《勇敢》，出版《伏契克文集》，出版《红旗飘飘》，出版所谓“三红一创”。……祖国在前进，人民共和国如旭日东升，我们用文学艺术这个武器，去武装青年的头脑，努力去培养一代新人。我从来没有听见江晓天唱过歌，贺加宜和仇重也总是埋头在那里看稿写出稿。我从他们对待工作那种火一般的热情，仿佛触摸到他们那一颗火热的心。他们带动我去工作，千方百计去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我们最亲爱的读者。我也在那些需要付出全付心力的工作中，抛弃自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当一个人把他的兴趣融汇进工作中，在勇敢豪迈的事业胜利开展中仿佛看见自己个人的理想和前途，他的心中该有多么高兴！
金包的五十年代是我们祖国的第一个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又仿佛听到了巨人前进的步代。我们的队伍又增添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有的当校对，有的搞编务，有的虽然当编辑，但只做一些看来是琐碎的工作。在他们开始从事这个既平凡又闪光的事业之际，我祝福他们有一颗火热的心！
（原载1982年月12月12日《文学书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的职责
有些青年同志写了稿子喜欢送给作家去看，准备拿着作家的意见或信件来找出版社。当然，有一些作家会象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认认真真地替他们看了稿子，为它写了序言或意见，把稿子介绍给出版社。但是，由于作家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有时作家实在无力提出意见，只好把稿子直接转给编辑，请编辑审阅定夺；或者从鼓励出发略写几句热情的意见，也还要经过编辑审慎的研究，决定作品的取舍。
于是，有一位业余作者问我：为什么作家对他这本小说热情赞扬，而你这个编辑总是采取审慎的态度，甚至连讲话都那么注意分寸？我对他说，原因是一个编辑和一位作家不同。当然，我们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作家替一些业余作者看稿，帮助、培养出了不少青年作家。但是，他们第一位的工作是写好自己的作品，他并不直接担负出版别人的作品的任务。他的意见只代表他个人的看法，更不要说一些鼓励性的客套话了。而一个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选取最优秀的作品出版。他所面对的既不是一位作家，也不仅仅是一部作品，他面对全国。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不能随便对一部作品表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代表出版社，掌握了一部分的物质力量。他肯定一部作品，就得想到要替它出版，将一部原稿变成几万本甚至几十万本书；而一位作家并不承担这个责任。
另一位业余作者问我，那你取稿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这部稿子你主张接受出版，而另一部书稿你又建议原璧奉还呢？
我告诉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帮助人认识生活，认识他们自己，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对读者有一种特殊的美感作用。而在取稿时，不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出版社，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要求。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因为着眼点是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所以我们当时特别强调作品的思想性，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能够教育人和鼓舞人的作品上。现在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因为这是一家专业的文学出版社，根据我的体会，这要求我们在贯彻“二为”方针的前提下，同时贯彻双百方针，注意不同的流派和不同风格。这几年，不是特别强调要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么？当一个编辑，有两条我是牢记不忘的：一条是我们这个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另一条是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凡是明显地不利于这两条，我是总不好让它通过。至于在艺术上，因为考虑到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思想感情和欣赏趣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我们总希望它在艺术上尽可能完美一些，但这个所谓完美又不是不可企及的。我们既要考虑全国同类作品的水平，又要考虑本社的出书要求，够水准的就应该让它Pass，通过。
编辑是通过他所编辑出版的作品为人民服务的，选取最优秀的作品来出版，是一个编辑最光荣的使命。我们双手欢迎作家向我们推荐稿子，但稿件的取舍还得通过我们审慎的工作。这又是编辑最光荣的职责，我想。
（原载1984年11月8日《文学之窗》）
“马大哈”要不得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两个马大哈，弄出一些令人捧腹的故事，无伤大雅；茶余饭后说说以助谈兴，倒也是赏心乐事。但是，搞出版工作却马克思大哈不得。
天津一家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出版社有一次把“毛主席万岁！”里的感叹号错成问号，5万册的书只好全部报废。
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把作家的姓氏弄错，在封面印刷的过程中被工人发现，印好的一万多张封面变成废品。同是这家出版社的文字编辑，在填写发稿单时，竟漏掉了一位作者的名字。
北京另一家出版社，把一本苏联小说的封面，放在了中国作家的作品内。至于有些重印书，由于没有检查前言后记就发印而造成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就比比皆是了。
对一些新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我总是提醒他们，在填写发稿单时，千万要认真——稿名和作家署名，要准确无误；对于没有把握的字，绝不能想当然，要查一查字典，一笔一画填写清楚；在看封面、扉页、版权面、题词题诗、内容提要的文字时，要一丝不苟；第一本样书装订出来时，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尤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好书籍发行前的最后一关。
有一些重版书假如是多年没有重印，一定要坚持通读，不能看也没看就签上你的大名；就是一些隔两三年就重印的书，发印前假如来不及翻阅，最少前言后记是要检查的，不能轻信自己的记忆。由于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有些前言后记往往由于事过境迁出现差错。当编辑久了的人，谁都有可以告诉你由于马大哈而造成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
你写一填封信给你的朋友，写错了几个字，你的朋友可能只是一笑置之；你写一份材料掉了两个字，看材料的人可能轻声骂你两句。当编辑由于一时的马大哈而造成的差错，会变成几万份几十万份带有缺点错误的产品在社会上流传。十年二十年后，人们还会因为你的粗心大意而责备你。
用严肃认真、极端负责的精神来对待你的工作罢，搞出版工作千万马大哈不得！
（原载1984年第7期《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