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
开学了，我仍是六年级的班主任。当班主任一月有五块钱的津贴，校长常常很随意地更换。一学期一换。这次他没换。
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口臭气，学生娃刚从地里拱出来，一个个土头土脸的。过去，我曾强调过要洗脸，当学生了，要洗脸。可乡下活太多，十几岁的学生也算是半劳力了，忙了一夏天，整日在田里扑腾，头脸就顾不上了。顶多擦一把，马马虎虎。说也无用，这是一种习惯。我没有强调刷牙，在乡下，刷牙很奢侈。我也是在县城上高中时才开始刷牙的。说句心里话，我如果有钱，会让学生们都刷牙，一人发一套牙具，把牙刷得白白的，教室里就不会有口臭气了。可惜我没钱。
这是头一天，学生仅来了七七八八，不齐。看看地很脏。假期里有人借教室办酒宴，一地烟头。房角里净蜘蛛网。窗户上还钉着隔年的塑料薄膜，烂了的塑料薄膜被剥蚀得像小孩尿布一样。我吩咐学生们打扫卫生，学生说没条帚。就去找校长要条帚。
校长室在东边，门虚掩着。推开门，见校长光脊梁，在逮虱。校长放下汗衣，忙净手。尔后问：“干啥呢？文英。你干啥呢，也不言声？”
我说：“领条帚呢。校长，我来领条帚。”
校长说：“没条帚。今年经费紧张，没钱买条帚。”
我看着校长。校长身上没多少肉，筋巴巴的，皱儿多。校长说：“将就吧。”
我回到教室，对学生们说：“散吧。明儿带条帚来。”
学生们就散了。
九月三日
今天正式上课。
我清点了人数，班里有四十一个学生，空了三个位置。王小丢没有来，王聚财没有来，王大花也没有来。
我问：“谁知道他们为啥没来？”
同学们嚷嚷道：
“老师，王小丢他爹不让他上了。”
“王聚财去给他家老母猪配种了。”
“王大花帮她娘生孩去了……”
学生们哄然大笑，亮一片黄牙。我严厉地说：
“不要笑！”
这时，王钢蛋站起来说：“不诳你，老师。王大花去新疆帮她娘生孩去了……”
阳光从门外射进来，晃得人眼花。我无话可说，就说：“上课吧……”
王大花的娘，论辈份我该叫一声婶。乡下没别的，就是想生男孩，好传宗接代。她又怀孕了，生了三个妞，还想要娃。王大花在家里是老大，才十四岁，就跟她娘到新疆去了，去躲避计划生育。此去千里，多大的云彩呀，就拉着大妹，抱着小妹，还要护她娘的肚子，学也不上了……
王聚财去给他家老母猪配种，连假也不请，准是又挨他爹的破鞋底了。他家的老母猪一年生三窝猪娃，很能挣钱，是他爹的“命”。你要给他说，上学重要，还是老母猪重要，他爹肯定会说老母猪能挣钱。他爹是个“咬断筋”，有理扯不清。
王小丢不该不上。虽说他家最穷，可这孩子聪明，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不上可惜了……
中午，我去了王小丢家。小丢爹见我来了，扔出一个小板凳，说：“坐。”
人没坐，苍蝇先坐了，一屁股下去，砸死两只。觉得湿，欠起屁股，小丢爹大手一抹，说：“坐。”
只好坐。小丢爹依树蹲着，说：“闲了？”我说：“闲了。”
院里很脏，撒一地鸡屎。苍蝇在头顶“嗡嗡”飞，很亲热人，赶都赶不去。一只小克郎猪在脚边“哼哼”着拱，得用脚踢着。蚊子一团一团地从灶屋的浓烟里卷出来，四下撞。有公鸡在淘菜、洗碗用的瓦盆上立着，不时啄一下，像敲钟。水缸呢，紧挨着粪坑，缸还是烂的，上边趴一层蟓虫……
我问：“小丢呢？”
小丢爹说：“丢卖烟去了。俺不上了，上也是白上。识俩字算了。”
我说：“让小丢上吧。咱村多少年没送出去一个，孩子聪明，不上可惜了……”
我说了一堆好话，讲了很多道理。小丢爹像蔫瓜一样，眉头蹙着，一锅子一锅子吸烟。他额头上趴着一只金色的苍蝇。阳光下，脸很重，苍蝇很明亮。
灶屋里，风箱一嗒一嗒响着，忽然就静了。烟雾里探出一头柴草，是小丢娘。小丢娘说：“你看俺这一家，你看俺这一家……”紧着就咳嗽起来。尔后叹口气，哑着喉咙说：“他爹是个榆木疙瘩，地也种不好，又不会做个生意。盖房吧，拖一屁股债……家里缺人手。”
我说：“要是学费有困难，我给学校说，给他免了。这行吧？”
小丢爹说：“日他娘，日他娘哩！”小丢娘说：“买起猪，打起圈；娶起媳妇，管起饭。国家的事，咱也不能欠人家。就是人手紧……”
我不能松口，我又说：“十几岁的孩子不上学，长大了又是个文盲，还不是照样受人欺负。”
这句话很吃紧，老实人最怕受人欺负。小丢娘转着圈说：“那、那……要是能上出个名堂，就让他上吧。”
小丢爹哄了苍蝇，白了小丢娘一眼，说：“毬哩，能上个啥毬名堂？”
我赶忙说：“能上出名堂，让他上吧。”
说着话，院里似有了风，有了蕴润的生气，有了一片肉色的明亮。扭头一看，王小丢回来了。这孩子走路一点声音也没有，倏尔就站在院子里了。静静的，黑脸上淌着一层热汗。
王小丢看见我，眼一亮，亲热地叫了声老师。
小丢爹问：“烟卖了？”
王小丢说：“卖了。”
小丢爹问：“几级？”
王小丢说：“三级。”
小丢爹喷一嘴唾沫，骂道：“日他娘！二级烟卖三级……”
王小丢不吭，很懂事地立着，脸上的汗一滴一滴往下落。
小丢爹唠叨说：“咱不认识人家，要是认识，三级烟能卖一级。日他娘吔……”
王小丢仍不说话，就那双眼睛亮着。仿佛知道骂也无用，就不吭。
我对王小丢说：“小丢，下午去学校上课吧。给你爹说了，不交学费，上吧。”
王小丢的目光从爹娘脸上扫过去，头慢慢转着，似喜非喜，脸上竟带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沉稳。见他爹还在唠叨着骂“烟站”里的人，就说：“晌午了，老师，在这儿吃吧，叫俺娘擀蒜面。”
小丢娘慌了，忙说：“你看，你看……也没啥好的。”
我说：“不了。记着下午上课，我回了。”
小丢娘见我站起来，说：“吃嘛，在这吃嘛……”又说，“好好上，别负了老师的心意。”
当我走出院子的时候，王小丢默默地跟在后边，仍是无话。可我感觉到了，身后有两条细杆腿举着一双黑亮的眼睛，那眼睛很重。
九月十一日
上午，校长女人堵在学校门口大骂。
校长女人跟我同岁，才三十八，已苍老得叫人不敢看。黄刀条脸，龇着一嘴猪屎牙，头发乱麻麻的，立在学校门口拍腿大骂：
“郭海峰，你个挨千刀挨万刀的，你出来！见棵嫩白菜就想甩了老娘，你休想！老娘给你吃给你睡给你生娃，老娘哪一点对不起你……”
校长是许昌人，早年在城里教学，五七年打成右派，贬到乡下来了。那时候，校长是村里唯一的国家教师。后来娶了老支书的女儿做老婆，成了村里的老女婿。
“老女婿”趿拉着鞋从办公室里跑出来，慌慌地说：“干啥呢？干啥呢？有话回家说。”
校长女人上去拎住校长的耳朵，说：“走，上村街里说，哪儿热闹咱上哪儿……”
校长说：“国灿他娘，国灿他娘……”许是怕学生们笑话，就乖乖地跟着女人出校门了。
昨天，学校来了个城里姑娘，穿飘裙。跟校长在办公室谈了半日，尔后就走了。校长送到门口，一脸光气。回头给人说是他一位同学的女儿，大学毕业，分在县教育局工作，依母亲的吩咐来看看他。校长说，这姑娘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校花！”校长说，“那时候，上师范那时候……”
不知哪位多嘴驴报与校长女人，女人就骂到学校来了。
放学的时候，见校长女人在地里种萝卜，校长跟在女人身后点种，裤腿绾着，一步一挪，一步一挪……校长女人还不依不饶地抡着锄说：“……郭海峰，你要有外心，我死也不饶你。我死了变个厉鬼，天天站你床前头！”校长一边点种，一边陪礼说：“这多年了，这多年了……”
记得二十六年前，年轻的郭海峰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王文英同学，好好学习吧。我当人梯，一定把你送出去。世界大哪！”
他没把我送出去，自己倒留下来了。
九月十三日
午后去镇上给娘抓药。三剂中药五元八，带洋五元，不足，又携鸡蛋十个，卖与镇人。
多日不来，镇上日见繁华。人多、车多，卖东西的多。女人身上有很多颜色，穿飘裙，走路簸箕样，不由多看两眼。
路过乡政府门口，碰上了老同学孙其志。昔日在县城上高中，孙其志曾与我同窗三载。那时候孙其志与我同坐一个桌，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上下铺）。有一次，他夜惊尿了床，尿水从上铺流到下铺上，第二天早上我们俩又一块晒被子……孙其志头大，常被同学们戏称为“孙大头”。现在“孙大头”当官了，是乡里的民政助理。他与乡长一干人又说又笑地从门里走出来，像是刚吃了酒，脸上油光光的，有桃色。既是老同学见面，自然要打个招呼。我忙下车，迎上去喊：“孙其志，孙……”
谁知，孙其志明明看见我了，脸上的笑还像胡椒面一样撒着，却忽地转过脸，巴巴地去拍乡长肩上的土，像不认识一样。可叹哪，我已张口，忙闭嘴，就觉得人贱。木木地站了两秒钟，狗一样推着车往前走。走了几步，只觉秋阳如虎，浑身蝎蜇。刚刚卖了鸡蛋，这会儿又卖了脸皮，厚颜无耻也只有到我这种地步了。于是我又折身拐回来，正对着孙其志一帮人。孙其志见我回来，一下子愣住了。我说：“孙大头，孙其志，孙助理，你不认识我么？你就是不认识我？我文英再穷，拉棍要饭也要不到你门前哪！别说你当个驴尾巴吊蚂蚁样个小助理，你就是县太爷，就是国务院总理，我穷是我的，穷气也粘不到你身上哇？！狗眼看人低！”
骂完，我返身上车，扬长而去。孙其志满脸潮红，结结巴巴地追着喊：“文英，文英，你听我说……”
痛快！痛快！痛快！
车是借洪魁家的，脚踏蹬坏了，修后还了人家。
九月十五日
白眼狼。
我是在学校厕所里发现的。厕所墙坍了一半，还有一半，能遮住屁股。就在那爬满绿头苍蝇，能遮住屁股的一小半土墙上，孩子们书写着“白眼狼，好尿床”的粉笔字。字写得不好，枝枝叉叉的，很阳壮。只不过狼字少了一点，成了“白眼狠”。
尿完了，眼望着远处那排破旧不堪的校舍，望着操场上那对歪歪斜斜的篮球架，望着天上那块燠热的白云，听着学生娃那念经一般的读书声，倏尔，我明白了：白眼狼就是我，我就是白眼狼。
我眼里有块白斑，是娘胎里带的。村里人叫得好听些，说是“棠梨花”。我左眼里有个“棠梨花”，孩子们就说是“白眼狼”。
从厕所里走出来，在一排教室的砖墙上，我又看到了粉笔字。教室墙上有很多“大×白眼狼”“××白眼狼”的粉笔字……
时光倒回去了，我看见时光一点一点往回到。我是从三年级开始接这个班的。这个班的前任老师是王明顺。王明顺老师是村长的兄弟，他初小毕业，识字本就不多，给村长言一声，就来教学了。他是拿了他娘的老花镜戴着来给学生上课的。王明顺老师往讲台上一站，很神气地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唰唰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算式，尔后夹着腰大声问：“同学们，4×0等于几？”座中有学生举手，王明顺老师指头一点：“好，你说。”那学生说：“老师，4×0=0。”王明顺老师手一挥，“不对，不对！坐下吧。”接着又问：“还有谁知道？”再有学生举手，王明顺老师咳嗽一声，再点道：“说吧。”那学生说：“4×0=4。”王明顺老师一拍腿：“对了嘛……”我并不想贬低王明顺老师，是校长实在看不下去才让我接这个班的。都上三年级了，班里竟有很多学生不认识被子的“被”字。那时，王钢蛋在班里学习还算好的，我指着黑板上的“被”字让他认，他说不认识，老师没教。就是这样一个班，我接过来了。我天天给他们补习，讲着新课，补着旧课，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期望着能送出去一个两个。我要求严，我是要求严……
站在讲台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无话可说。我看见老鸹黑压压地从我头顶上飞过去，拉了我一头白屎。我看见树叶绿了又黄了，树叶是很容易褪色的。我看见村街里漾溢着猪屎马屎的气味、一片一片的大海碗和机群一样的苍蝇。我看见了婴儿的啼哭，看见了破剪刀“咔咔”剪着脐带，我看见戴着红兜肚的娃儿摇摇地走向田野，手里提着一只瓦罐。我看见我的乡邻们背着锄下地，又扛着锄回来，一日日背老日头。我看见在老鼠撒欢的黑夜里，娃们睁大眼睛，默默地看爹娘在床上做那种事情……我想说：同学们，我把心扒出来吧，我把心扒出来给你们看看！
学生们都默默地望着我，像举着一把把鲜艳的黄土。黄土也会褪色，我知道黄土也会褪色，到那时候就晚了。孩子们没出过门，学的知识有限，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孩子眼里满是惶惑，那惶惑像大水一样朝我漫过来……
这一刻，教室里静极了。我在黑板上写了“白眼狼”三个字，我说：“叫我白眼狼吧，就叫我白眼狼算了。别用粉笔往墙上写，粉笔长价了，二分钱一支。”
同学们笑了。
我也笑了。
白眼狼就白眼狼吧。
九月十八日
梅来了。
背上热，我知道是梅来了。
我说，别看我，别偷偷看我，我改作业呢。
梅说，谁偷偷看你了，你心不专。
我说，我丑，我不经看，我眼里有“棠梨花”，孩子们都叫我“白眼狼”。
梅笑了，梅笑起来很柔，一点声音也没有。
梅很勤快，来了就扫地。扫了地就坐在床沿上补衣裳。梅不爱多说话，总是我一个人说，她听。
我说，梅，你不嫌我，真不嫌我？我是个穷教书匠，还是民师，一月才四十二块钱。娘的眼瞎了，病殃殃的，常年抱药罐子。这个家，你看看就知道了。听说这些年做生意能发财，我要去做生意也许能多挣些钱，可我喜欢教学。我在县城里上过六年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那时候就我一个人考上了县城里的中学。那时候不光右派老师郭海峰说我是才子，村里人也都说我是才子。要不是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也许能上大学。后来我就回来了，在村里教小学，一教教了十八年。教惯了，不站讲台心里空。你看我胡子拉碴的，其实我才三十八，虚岁三十九。不是我不想成家，是没女人愿进这个门。我不埋怨女人，女人也有难处。刚回来时，也有人说媒，人家看看家，看看房子，看看娘，就不说了。我不瞒你，我跟女方见过面，一共见过三个。头一个是大李庄的，有文化，人才也说得过去。见了一次面，换了换“手绢”，人家也没说别的。后来媒人捎话说，能在城里瞅个事做，给她也安上个城市户口，就嫁。她以为我是国家教师呢，可我不是，往下就没法说了。又见一个是扁担村的，胖些，人也丑些。见面时，娘给她封了五十块见面礼，媒人领她看了看宅子。她说，都是穷人，也不稀图啥，看能不能给她兄弟盖所房子，订一门亲，往下就好说了。我没有这多钱，人也相不中，罢了。再后见一个是坡张村的，叫张秀月，她跟我一个学生同名，就记住了。人长得蛮好，眼大，响快，笑也甜，就是腿有点瘸，是个跛子。进门来娘先给她打了一碗鸡蛋茶，她看了看，没喝。出了门给媒人说：“瞎瞎瘸瘸的，还有个‘棠梨花’，这日子怎么过呢？”一跛一跛走了。媒人说，路上她还夸了一句呢，说这家怪干净。往下就没人说了。我也不愿叫人说了。村里人都说我有病，说我神神道道的。其实我没病，我一点病也没有，只是不愿再叫媒人说了。
梅，你烦不烦？你要烦，我就不说了。我独个也惯了，我不怕夜长。我常听蛐蛐叫，夜静时蛐蛐叫得很响，这边一叫，那边就应了，蛐蛐的话真多呀！
梅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梅走到我跟前来了，梅就站在我身后。可我不敢扭头，我一看她心里就怦怦乱跳，都是些淫狎的念头。梅脸嫩，我不能吓她。梅说，你心好。可我知道我身上有野气，很野，常常不能自抑……对梅，我不能撒野。
梅轻声说，你的褂子烂了，肩上有个三角口。
我说，那是掰玉米时挂的。掰玉米时我脱了，挂在树上，光着脊梁掰的，脊梁不怕挂。走时，手一勾，在树上挂烂了。
梅说，我给你缝缝。你别动，我给你缝缝。
我就不动，闻到了一股棉花样的吹气。
梅说，闭上眼。
我就闭上眼。
梅说，咬根秫杆，秫杆能避邪。
我就咬根秫杆。梅的手在我背上动着，很软。线儿很长，我感觉到线很长，一扯一扯的……
缝完了，梅的手伸了过来，轻轻地伸了过来，梅抱住了我的头。梅的手很润、很细、很白，带一股淡淡的女人的香气……
梅说，你哭了？
我说，没哭，是风。
好梅。
九月二十三日
三秋大忙，请假的学生越来越多。今儿只有七名学生上课，王小丢又没来。
虽然只有七名学生，课还是要讲的。学生娃子说，算了，老师。人老少，你回去拾掇玉米吧。我说，放心吧，同学们，来一个我也讲。
课后，我找了校长。想再说说给王小丢免费的事。上次我给校长讲了，校长说研究研究。这回，校长说：“经费老紧哪！”我说：“再紧也不在乎这一个孩子的学费呀？”校长说：“庄里穷户多，这个免，那个也免，都免了这学还咋办呢……”
我把王小丢的作业本拿出来了，一本一本掀着给校长看。王小丢的作业本是废烟盒纸钉做的。这孩子有心劲，作业本不向家里要钱买，拾些废烟盒纸自己钉做。一百张废烟盒纸一本，张张都在石块下压过，抻的很平展，钉得也整齐。我说：“还有比王小丢家更难的么？”
校长拿过废烟盒纸做的作业本，一张一张翻着看，嘴里啧啧响着，眼也亮了，说：“这孩子成绩不错嘛。”
看着，校长脸上有了光气，校长一下子显得年轻了。我又看到了当年的郭海峰老师，戴右派帽子围驼色围巾的郭海峰老师。那时，郭海峰老师脸很白，讲话时脸上总带着激动的红光，还习惯甩一下围巾，甩得很潇洒。我觉得我慢慢缩回到童年里去了。在童年里，年轻的郭海峰老师时常对我说：“不要考虑别的，好好学习吧。我喜欢有志气的学生，我给你当人梯。”当年，郭海峰老师给我买过不少作业本……
看着看着，校长眼湿了，像是回忆起了什么，怔怔的。尔后，校长慢慢伸出一只手，去挠胳肢窝。挠了两下，就挠了两下，校长停住了。他抬起头，望着远处的田野。
这时候，校长突然说：“还有洋烟纸呢。”
我无法理解校长这一瞬间的变化。他看到了什么哪？他就挠了两下胳肢窝，挠胳肢窝的时候仍然激动，似乎还想说一点什么。接着，他脸上的光就暗下来了，一点点暗下来，耷着两只灰里泛黄的眼泡，看上去十分苍老。他把烟盒纸做的作业本交给我，干干地说：“经费确实紧张。”
我说：“他家不想让他上了，是我说给他免的，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校长沉着脸，不满地说：“学校的事，哪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人家……”
我说：“你扣我的工资吧，扣我下个月的工资。”
校长不看我，又用手去搓腿上的灰，搓了两下，说：“听说你投稿了？挣了不少钱吧。”
暑假里我写了篇短文，寄给在报社工作的一位高中同学，后来发表了。统共才寄来了五块钱，校长问了几回了。我不想再说，推门走出去了。
中午，在路上碰见了小丢爹，小丢爹正拉玉米呢。我问：“小丢呢，咋不来上课？”小丢爹吭吭哧哧说：“在地里呢。快掰完了。”我说，“晚上让他来，我给他补课。”小丢爹也不吭。
到了晚上，王小丢背着书包来了。人在院里站着，黑黑的一个影儿。那黑影儿吐一口气，叫了声老师，吓我一跳！
知道是王小丢，就说，上屋吧。王小丢悄没声地进了屋，仍然立着。油灯下，我看见王小丢光着脊梁，身上有一道道玉米叶挂出的血痕，那血痕漫出一股股玉米汁液的涩香，屋子里扑满了玉米汁液的涩香。我本想给王小丢说说学费的事，可我不敢看这孩子的眼。不知怎的，就怕看这双眼。那眼像阳光下的玉米粒儿一样，光很毒……
补完课，王小丢走了，仍是悄没声的。人走路是应该有声音的，可这孩子走路就是没声儿。
人走了，屋子里仍残留着玉米汁液的香气……
我给梅讲了王小丢的事，梅也说这孩子眼重。
九月二十九日
今儿是阴历八月十五，我给娘买了块月饼，是个意思。
路过代销点，洪魁家女人招呼说，才拉的月饼，买块吧，给你娘买块吧。我摸摸很硬，她说是才拉的，就给娘买了一块小的。月饼长价了，小的也五毛钱一块。
回到家，我把月饼拿给娘。我说，娘，今儿是八月十五，我给你买了块月饼。娘眨着眼说，可十五啦？花那钱干啥。操心成个家吧。娘说着，接过月饼闻了闻，一掰两半，尝了尝，嘴慢慢磨着，说：冰糖老甜哪。又举着另一半让我吃，说你尝尝，还有青红丝呢。我说，我不吃，你吃吧。娘硬把半块月饼塞到我手里，那瞎了的眼一眨一眨的说：文英，你黑晌跟谁说话哪？我说：我没说话，我啥也没说。娘不吭了，眼像井一样深邃……
回到我住的小屋，我把半个月饼给梅，梅也舍不得吃。月饼就在土桌上放着。
八月十五，月满满的。月饼只有一牙儿。梅看着我，我看着梅……
十月一日
今天是国庆节。
校长说放假十天，让学生们回家拾掇庄稼。
庄稼是养人的，却拖住了学生娃的腿。
十月九日
洪魁他爹死了。
头天，他爹还在地里摇耧呢。夜里脱了鞋，就没有再穿。
这是个很值得骄傲的老头。他一辈子生了两个儿子，盖了两所房子，娶了两房媳妇，又生了两个孙子。村里人都说他有福。
乡村里礼教多，葬人也是热闹事儿。洪魁家开着代销点，有钱，点两班响器吹奏。村里人有送缎子被面的，有送太平洋单子的，也有的扯一两丈白布……都是给活人用的。
我一月四十二块钱，一个老娘，二亩半地。除了交土地税，水管费、电管费（电也不经常有哇！）、机耕费、教育费、干部提留费，还要买化肥、农药、薄膜……已所剩无几。给娘看病抓药又花去不少，亲戚也得串。实不知该送点什么？
路过代销点，见我的学生王小丢拿了六个鸡蛋，换了两刀烧纸。知道再穷也逃不过礼数，也赊了两刀烧纸，和我的学生一块去祭。
进了洪魁家，见院子里挂满了“礼数”，红红白白，一派喧闹。两刀烧纸就显得分外羞涩。硬着头递上两刀烧纸，洪魁刮我一眼，收下了。洪魁跟我自小要好，又常借他的自行车骑，两刀烧纸薄了，一时就觉得人情比刀厉，欠不得呀。洪魁接了王小丢的烧纸，说：“响午叫你爹来吃桌！”王小丢自然明白是让他爹来吃丧宴，却不说话，就看着洪魁，洪魁转身忙去了。
人一拨一拨地来，“礼数”都很重。站在院里碍事，我拉了拉王小丢，说，上屋吧。
屋里却静。死去的老人在灵床上躺着，头前点着一盏长明灯。我望着老人，老人成了一张皮，死去的老人成了一张皮。记得老人的脸红堂堂的，终日在日头下转。有时背着一捆柴草，有时扛着锄、挎着粪筐，有时在坡上赶牲口……看着老人，就觉得太阳真像一面火鏊子，它在熬人的油呢，用温火一点点熬、一点点熬；那日子就是柴火，柴火一点点续、一点点续，续着续着油熬干了，人就成了一张皮……
忽然想起王小丢跟着我呢，赶紧扭头，怕吓了他。却见王小丢目不转睛地看着老人，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就默默地看着。见我扭头，王小丢说：“老师，他还笑哩。”
我呆住了。一个死去的老人怎么会笑呢？我怎么就看不出哪？老人死得安详，他静静地躺在灵床上，像是睡去了。他的嘴角上有一丝斜纹，仅仅是有一丝斜纹，那能算是笑，死人的笑？
我突然想逃出屋子。心说，这孩子怎么就不怕呢？他一点也不怕。
出了屋，又看见校长在西屋里忙火。他一会儿进，一会儿退，一会儿弯腰，一会儿作揖……细看，原来是校长在教洪魁家的女婿们行“二十四叩礼”。校长一边上三步、下三步做着示范，一边说：“不难，不难。”洪魁家的女婿们一个个傻愣愣地看他做。
村里有规矩，埋老丈人新女婿必须行大礼，老女婿教新女婿。记得十五年前，校长曾为这事做过大难。那时的郭海峰老师刚结婚没几年，也算是新女婿。老丈人死了，按规矩新女婿必须行大礼。可郭海峰老师坚决不作，他说他不会，让他学他嫌丢人。于是女人又哭又闹，说我爹把我的身子都给你了，你是右派我爹不嫌你是右派，他死了你连个礼都不行……缠得郭海峰老师没有办法，又想想老支书生前待他不错，只好推托说，不是不做，我戴着“帽子”呢，怕人家找事。女人说，我爹是支书，老党员，他死了，给他行个礼，谁敢找事儿？！郭海峰老师再没有借口了，就说，反正我不跟人家学，你要会你教我吧。女人这才擦擦泪说，难的我也不会，就行个简单的吧，行个“九叩礼”。好人，“转灵”时你替我撑住这个脸，来日我给你当牛做马。于是，郭海峰老师就在床前头跟女人学“九叩礼”。学也没学会，二天“转灵”时就上去了。一村人都看这文静的右派老师行大礼，看得他心慌。他一上去把什么都忘了，拿着一柱香，跌跌撞撞的，该下跪时他傻站着，该进的时候他退，狼狈极了……看得村人们哈哈大笑。他下来时，掉了两眼泪。
十五年过去了，校长成老女婿了。想不到校长居然学会了“二十四叩礼”！时光真能磨人哪。校长不但学会了“二十四叩礼”，这会儿又在教新女婿了……
我怕王小丢看见，赶紧把他拉走了。这孩子太灵。
十月十三日
世人皆有嗜好，我不吸烟，不喝酒，独喜欢闻粉笔的气味。
说来招人笑，粉笔就是我的烟卷。当教师，粉笔握了十八年，握出情份来了，一日不闻，便觉浑身乏力。世人不知，粉笔也是有味的，味辣。那辣不同于辣椒，也不同于芥末，而是有一点点辣，有一点点呛，有一点点甜，间或还能嗅到一点点生红薯的味，是在窖里藏了很久的那种红薯味。总之，是一种很特别的叫人说不出的味。感冒的时候，拿根粉笔放鼻子前闻一闻，立时四体通泰。
说实话，我喜欢粉笔已经到了发痴的地步。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得了“粉笔病”，我一定是得了“粉笔病”了。我只要一捏住粉笔，就会浑身发颤，就会涌出一股无名的激动。粉笔凉凉、涩涩、滑滑，哎呀，那时候我的心就在指头肚儿上绷着，去吮那凉凉、涩涩、滑滑……真舒服啊！有一次，我忍不住把一锭粉笔吃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一锭粉笔吃下去了。我吃了那锭粉笔之后恶心了很长时间，有好一段身子不颤了。但后来又不行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还有个很不好的癖好，喜欢用粉笔头“点”学生。只要一看见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我就用粉笔头“点”他。我“点”得很准，一下子就砸在学生的脑门上了！这不好，我知道这不好。
今天我把王聚财“点”哭了。王聚财在课堂上打瞌睡，还呼噜。隔着六排桌子，粉笔头飞出去正砸在他的光头上。我一共“点”了两次。头一次他没醒，第二次我用了点力，粉笔头又砸在他的光头上了，砸了他两眼泪……
课后我才知道，王聚财夜里去公路上卖鸡蛋了。他爹是个精明人，听说六里外的公路上堵了车，就赶快煮了些鸡蛋让儿子去卖。王聚财着盛鸡蛋的篮子在公路上跑了一夜，他怎能不磕睡呢？
王聚财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很软弱。我不该用粉笔头“点”他。我觉得对不起孩子。
回家后，我给梅说了这事儿。我说，梅，你看我得了“粉笔病”了，我怎么就改不了呢？今天我又把学生“点”哭了。你帮帮我，帮我改了这毛病……
梅笑笑，梅不说话。我知道梅想说什么，梅想说，你真是个“白眼狼”！
十月十九日
我是个很没用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个教师，十八年来，我都给了孩子什么呢？我又能给孩子什么呢？
水旺回来了。水旺十年前是我的学生，是个很好的学生。那时，论成绩，水旺完全可以考上县城中学。可那会儿时兴的是“推荐”。我怕“推荐”不上，可惜了这块材料，就找了郭海峰老师，让他去县教育局跑一趟，介绍介绍水旺的学习情况。郭老师去了，回来后对水旺爹说：县上说了，一村一个，这事儿村支部当家。跑跑吧。我也希望水旺能去县里上学，二叔，水旺灵，是块大材料。要考试，准能考上。如今兴“推荐”，那就难说了……水旺爹听说孩子天分好，就跑着买点心往支书家送。谁料，水旺性烈，一听说要往支书家送礼，当场把点心匣子摔了！点心是花了两块钱买的，他爹心疼东西，拿起棍子就打，水旺一气之下跑了……
现在，水旺回来了，穿得周周正正的，人高马大，也算是衣锦还乡。可这孩子，一个很有前途的孩子，却当了“钳工”（小偷）。
水旺回村，还专门来看了我。他说：“老师，我对谁都没说实话，在爹娘、兄弟面前都没说实话。对您，我得说实话……”他说他跑出去十年，先是流浪，万般无奈，后来就做了“钳工”。
我看出来了，他眼黑着。他穿得周正，眼却黑着……
十年流浪，偷儿也是有情份的呀！水旺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放在土桌上，说：“老师，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
我说：“你拿走，赶紧拿走！”
水旺眼里含着泪说：“老师，你嫌钱脏？”
我很冷淡，转过脸不看他。
水旺默默地把钱收起来了，他哆嗦着手说：“老师，学生对不起你。学生也后悔……老师一生清贫，我不能脏了老师。”
听了这话，我心如刀绞。我说：“水旺，你聪明，干什么都行，去学一门手艺吧。别干这了，这是邪路呀！”
水旺摇摇头，说：“老师，十年了，我改不了了。”
我苦苦地劝说：“水旺，你听老师一句话，别干了，别再干了！你要是我的学生，就洗手吧……”
水旺伸出一只手，说：“老师，我也想改。我剁过一个指头……”
我一拍桌子说：“那你滚吧，滚出去！你不是我的学生，永远也别来踩我的门！”
往下，水旺默然，我也默然，还能说什么哪？
临走时，水旺回过头，望了我一眼。我流泪了，我说：“水旺，老师再问你一句，你真的就改不了了？你真的不能改吗？！”
水旺也流着泪说：“老师，你要我下个保证吗？下个保证容易。可我……”
出了门，水旺又回过头来，说：“老师，你放心，我不在本县做活儿，不给你和乡人丢脸。”
天哪，我多希望水旺能回头啊！可他走了，还是走了。我心里叫着水旺水旺水旺……真想放声大哭！哭我，也哭我的学生。
我愧呀！为人师表，不能让该成才的成才，我愧。卖唾沫十八载，不能劝人改恶从善，我愧。俗话说，学生是老师的品行。学生做了偷儿，我还有什么品行？
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跟校长吵了一架。
说起来事儿很小，为一个篮球。
学校经费紧张，买不起别的运动器械，只有两个篮球。篮球一直在校长屋里锁着，上体育课的时候才让拿出来拍两下，过后又锁起来了。学生们都想玩玩，他老锁着。
下午放学的时候，几个学生想打篮球，就围在教室门口窜掇我：“王老师，打篮球吧？”看孩子们想打，我就说：“好，打吧。”于是我就去找校长。校长不在屋，门正好没锁，我就把篮球抱出来了。
不一会儿，校长回来了。看见我和学生们在操场上打篮球，就直钉钉地在办公室门前站着，脸黑风风的，一言不发……
等我去还篮球的时候，校长大发脾气，手指着我说：“你、你……太不像话了！”
我也气了，回道：“咋不像话？一个破篮球，宝贝似的，买回来不就是让打的？！”
校长气得两眼鼓鼓的，口吐白沫，嘴哆哆嗦嗦，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待他缓过气的时候，竟骂起来了：“我我我……日你娘！”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校长会骂人？！校长过去教过我，一直是我尊敬的老师。在我眼里，校长是很文气的。虽然他娶了个乡下女人，生了一堆娃儿，偶尔也逮逮虱子，可他骨子里是文气的。他是从城里到王村来的第一个国家老师。他来时，村里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呀！那时，他总围着一条驼色围巾，走路文文静静的，说话也文文气气的，连甩围巾的动作都显得极有风度。他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一村人都围着看，说：“看那白镜子，看那白镜子，多讲究，还倒白沫哪……”
许多年过去了，为一个篮球，校长竟突然喊出了一句庄稼棵儿里的骂人话：日他娘！
我不知道我当时说了些什么，也许什么也没说。就看着他，一直盯着他看……
傍晚，喝汤的时候，校长女人找上门来了。她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风风火火的，手里端着个盆子，还沾了两手面，气冲冲地问：“文英，你跟您姑父吵架了？”
没等我说话，她一窜一窜地拍着杆子腿说：“您姑父好赖是校长哩，你当着您猫猫些人呛他，叫他还咋领人哩？嗯？！您姑父那些年戴个右派帽子，猫一会儿狗一会儿受人欺负。这会儿平反了，谁欺负俺也不中！这会儿您姑父气得躺床上了，饭也不吃……”
我无话可说。她的辈份高，在村里串着称呼，串来串去我该叫她一声姑，于是校长就成了“姑父”。
这是个好女人，我知道这是个好女人。她从十七岁嫁给郭海峰老师，一拉溜生了三个娃，现在已成了这个样子了。她年轻时叫桂花，是很秀气。她跟郭老师是老支书定的媒。老支书对右派老师郭海峰说：“你学问高，好好教娃识字吧，我给你安个家。”那时候桂花跟我是同班同学，老支书言一声，就把女儿嫁给郭老师了，那时候桂花很喜欢比她大十多岁的郭海峰老师，尤其喜欢他那围着驼色围巾的样子，常常偷看他，看得郭老师脸红。二十多年过去了，没人再叫她桂花了，桂花的颜色已经褪尽，人们早就把她的名字忘了，都叫她校长女人。
说句公道话，在村里，没人敢欺负郭海峰老师。纵然是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也没人敢欺负他。他是老支书的女婿，又是孩子们的先生，人们是很尊重的。后来老支书下世了，有这位辣女子护着，仍没人敢欺负他。在漫长的日子里，她对郭老师是体贴的。无论多么困难，她每天都要给郭老师打两个荷包鸡蛋。有时鸡不下蛋，她就跑出去借，村里人都知道郭老师一天吃两个荷包鸡蛋。当然，生娃多了，日子紧巴，家里地里就她一个能干，也免不了磕磕碰碰的。有时，她会把郭老师骂得狗血淋头！但却不容许别人说郭老师一个“不”字，只要听说有人说郭老师什么了，她就会骂上门来……
校长女人脸上灰一块、黄一块的，满是鸡爪皱儿。说话像刀子一样，恶狠狠的。可她心是好的。我说：“咋说也是老师呢，我没和他吵。为一个篮球……”
校长女人说：“我不管啥球，你呛他我就不依你！”接着她突然低下声来，“你姑父上岁数了，脾气有点怪，你别跟他一样。你听他的，他是校长哩。”说着，声儿又低了，说：“文英，你替我看住点，别让那媚狐子把你姑父的魂儿勾去了。那城里的浪女人真不是东西，见天来找她……”
我赶忙解释说：“就来了一回，是看校长的……”
校长女人说：“一回？一回也不中。保不定还来二回哪。你猜你姑父前些时在屋里倒腾着找啥呢？你猜猜？他找那条驼色围巾呢！你看看，多少年了，那烂脏围巾我早撕撕给小孩当尿布了，他还找呢。你替我看住点……”
校长女人走了。我站在院子里，想想，心里竟酸酸的。
校长没有驼色围巾了，校长的围巾当了小孩尿布。
十一月一日
又到发工资的时候了。
我去会计那里领钱，会计说，这个月的工资已经扣了，替王小丢交了学费。
他果真扣了。校长有这个权力，我知道校长有这个权力。我无话说，扣就扣吧。
在我的印象里，校长是爱才的，校长不是扣咬人。可是……
下午，交作业的时候，王小丢走到我跟前，低着头说：“老师，那钱，我将来会还你。”
我说：“学费是学校给你免的，你别管了，好好学习吧。”
王小丢抬头看了我一眼，重复说：“我还你。”
这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
十一月六日
梅跟我藏猫猫呢。她躲在门后头，叫我：“文英。”我扑到门后，却不见人。又听见在窗外叫：“文英，文英。”走出屋门，又不见人。找来找去，一回头，见梅在床头立着呢。
梅说：“怎么就黑着脸呢？”
我心里的话只有给梅说。我说：“梅，我没钱给娘抓药了。”
梅说：“穷是穷。也不能黑着脸呢。”
梅笑了。
我也笑了。
梅说：“去借吧。有借有还，借钱不丢人。”
我说：“梅，门里门外我转了几趟了，不好意思借，张嘴难哪……”
既然梅说了，就去借。
梅是我的胆哪！
十一月十四日
夜里浇地。
夜静了，独一人在田里浇地，清爽是极清爽，只是小咬叮腿。远处有鬼火顽皮，孩儿一样，一时东，一时西，那真是死后的魂灵在打着灯笼走夜路么？
夜浓似墨，人情却薄如纸。
十天前捏的蛋儿，蛋儿上写的是第一名，浇着浇着却名落孙山。我后边还有王小丢家。小丢爹骂了，我为人师表，不好去骂。说来，电工春旺还是我的学生呢。人很精明，知道如何“混”人。最先浇的是支书家；挨着是村长家；开代销点的洪魁家排为第三；第四家是村会计；第五家是计划生育专干；第六家是乡烟站的合同工；第七家是乡粮所做饭的麦囤；第八家是赤脚医生来喜；第九家是泼皮王三……第十四家才轮到他自己（也真难为他了）。三十家后才轮到亲戚；四十家后是近门，五十家后是友邻……人眼是秤哇！倘我辈，实属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人，排在最后又何妨呢？
电工春旺虽说是我的学生，我又能给他什么呢？满打满算才小学毕业。他也有难处哇。电工是支书、村长让干的，不先浇他们的地，又该浇哪家呢？
不能怪春旺。他和他弟弟水旺相比，总算是走了一条正路。乡村的初级教育，实在是很有限。孩子们识些字，大都就烙馍卷吃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