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与艾克曼的谈话，远非歌德论及世界文学这个当时尚属崭新概念的唯一一次，也不是最早或最后的一次。在此之前，在他自己办的《艺术与古代》杂志的第六卷第一期中，歌德就曾写道：“……我坚信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而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十分光荣的席位……”[300]随后，在1827年1月27日给友人施特莱克福斯的信中，歌德又写道：“我深信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学，深信所有的民族都心向往之，并因此而做着可喜的努力，德国人能够和应该做出最多的贡献，在这个伟大的聚合过程中，他们将会发挥卓越的作用。”[301]如此等等的事实，说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在歌德并非偶然提了出来，而是经过长期、深入的思索，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相当系统的思想。[302]
那么，为什么歌德，或者说恰恰是歌德，首先产生和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伟大思想呢？
客观条件略而不论，只讲歌德个人的主观原因。简言之，就是他有着思想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超前的眼光，就在于他不是站在狭隘的德国人的立场上观察问题，而是胸怀着全人类和全世界。他说过：“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诗人会爱自己的祖国。然而，他在其中施展诗才和进行创造的祖国，却是善、高尚和美。”他还讲：“广阔的世界，不管它何等辽阔，终究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祖国。”[303]所以他格外关注和重视诸如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以及建造第一台机车这类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有积极影响的大事，而对自己国家反对拿破仑的所谓解放战争一点不感兴趣。正因此，歌德虽然生活在分裂落后的德国，困居于小小的魏玛城，目光却能超越德国乃至欧洲的界线，密切关注着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并且实际参加因为人类的进步而开始的那个“伟大的聚合过程”——由民族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世界文学的过程。总之，诗人歌德乃是一个以全人类为同胞、以世界为祖国的胸怀博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事实上的世界公民，同时又是一位深深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诗人和思想家。这，就是他产生世界文学这一光辉思想的世界观基础，亦即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所以，对歌德来讲，产生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写到此，我们自然会进一步问，歌德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具体是个什么样子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听听歌德自己的回答吧。
1827年，他在《德国的小说》一文中写道：“既让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点，同时又坚信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这样，就准保能实现真正的普遍容忍。”第二年，在《艺术与古代》杂志第六卷第二期，他又写道：“这些杂志正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将最有力地促进一种我们希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只是我们得重申一点：这儿讲的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民族的思想变得一致起来，而只是希望他们相互关心，相互理解，即使不能相亲相爱，也至少得学会相互容忍。”到了1830年，歌德已八十高龄，关于世界的文学思想仍萦绕在的他心中。在为卡莱尔的《席勒生平》一书写的序言里，他又道：“好长时期以来我们就在谈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而且不无道理：须知各民族在那些可怕的战争中受到相互震动以后，又回复到了孤立独处状态，会察觉到自己新认识和吸收了一些陌生的东西，在这儿那儿感到了一些迄今尚不知道的精神需要。由此便产生出睦邻的感情，使他们突破过去的相互隔绝状态，代之以渐渐出现的精神要求，希望也被接纳进那或多或少是自由的精神交流中去。”
歌德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解说，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首先，歌德认为“人类取得进步”，“世界和人的生活前景更加广阔”，乃是世界文学得以产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宣言》把世界市场的形成看作出现“世界的文学”的前提，基本精神一致。
其次，歌德认为世界文学形成的最起码条件和最重要结果，就是实现各民族之间普遍的容忍。为此，各民族应通过包括文学交流在内的精神交流，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关心，相互尊重。歌德这种以容忍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文学思想，是一种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真诚情感在文学观中的反映。它发展了歌德与席勒过去提出的以美育改造人性的理想，将启蒙思想家倡导的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宽容，扩展为了各民族之间的宽容或者说容忍。
再次，歌德坚信，“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应该为人类服务，被人类所理解和接爱。文学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真理。正由于各民族都贡献出了数量不等的这样的作品，世界文学在今天早已成为现实。歌德之所以能写出《浮士德》这样的不朽杰作，之所以能成为各国人民共同景仰的世界大文豪，正由于他有着为全人类而写的明确意识。因此，歌德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它不仅仅属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所以他深信，“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但是与此同时，歌德又讲要“让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点”，讲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要求各民族思想变得一致”——这就是歌德对世界文学解说的第四层意思。作为一位德国作家，歌德不只一次强调“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十分光荣的席位”。正因此在创作实践中，他一方面努力吸收其它民族文学的优点，奉行“拿来主义”，但同时却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他创作的《西东合集》也罢，《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也罢，其基调仍然是西方的，德国的，歌德的。他的浮士德，这位人类杰出的代表，仍然是一个德国男子。总而言之，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思想以及实践，都绝无抹煞民族特点和否定历史传统的意思。
整个看来，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既富于博大、积极、进步、乐观的人文精神，也充满深邃、超前的辨证精神。[304]
歌德在差不多180年前形成的世界文学构想，已有了近乎于文学、文化领域中的“全球化”思维；他就此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诸如为迎接“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力主各民族之间“实现真正的普遍容忍”，认为民族仇恨乃是“文化水平”低下的产物，希望“让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点”，亦即在正视全球化、强调世界性的同时仍尊重和保持多样性等等，不只其超前性质不说自明，而且对我们思考当今引发了诸多困惑和矛盾的所谓“全球化”问题，仍不无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歌德大胆而超前的思想不胜枚举。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他那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形变理论，他在《浮士德》中对Homoculus（人造人）的描写更可谓有趣而惊人，因为不只让人想到我们今天的试管婴儿，而且在德国已有学者把它与基因工程和克隆人的论争联系了起来。[305]至于在社会和家庭伦理方面，小说《亲和力》表现的婚姻、恋爱观，在十九世纪初超前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而在今天的西方乃至我们这里却正好时兴。
结语：在人类社会产生的思想家中，歌德无疑占有一个独特而显眼的位置。他思想的卓越、深刻，堪与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媲美；他的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却几乎无人可及。中外古今，像歌德似的兼为大作家和大思想家者屈指可数，甚至可以讲只有一个，正如“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恩格斯语）只有一个。
由此想到百年来我国包括我本人的歌德译介和研究，主要还只着眼于歌德的文学创作，忽略了他留给我们的更加丰富、巨大的思想遗产。因此我们仅仅把歌德看成一位作家和诗人而忽略了他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使我们见木不见林，使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仍停留在作家生平及其作品文本的局部和表面，而没有深入他思想家的本质做总体精神的把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在此情况下，比较全面、深入地做思想家歌德这个题目的研究，笔者以为在今天便有了迫切的补课意义。
2003年初稿
2008年改定
永远的歌德永远的伟大
——代结束语
1999年是德国大文豪和大思想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逝世160周年。[306]作为师从冯至先生研究歌德的及门弟子，我自觉应以这位人类文化史上永远为人景仰的巨星为对象，以冯至老师自称最喜欢也对他影响最大的异国诗人为对象，[307]撰写一篇既含纪念意义又不乏学术价值的文字。然而一百多年来，学者对歌德的方方面面已经谈得很多，好不容易搜索枯肠，我才拟定出题目，试图探讨一两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那就是：
一、歌德为什么伟大？
二、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歌德是否仍然伟大？
这两个对于研究和评价歌德具有总体、宏观意义的问题，我们似乎早已了然，可实际并不如此。因而对它们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解答，就成了本文努力要完成的任务。
跟古今中外的所有歌德研究者和崇仰者一样，我们谁也不怀疑歌德作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后的一个世界性的‘通才’”[308]，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作出过极为杰出的贡献，占据了十分崇高的地位。我们也早已习惯把歌德的名字与但丁、莎士比亚并列，与我国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并列，视他的代表作《浮士德》等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和经典。我们更牢牢记着恩格斯盛赞歌德的话，坚信他确是“最传大的德国人”，“最伟大的德国诗人”；确是诗歌王国中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因此，歌德是否伟大，对我们自然已不成问题。
可是，要问歌德究竟为什么伟大，回答就不会这么干脆，这么简单。
歌德生活和进行创作性劳作的时代和国度，离我们毕竟太遥远；歌德备受推崇的《浮士德》等不朽巨著，又实在不合我们的文学欣赏习惯和审美标准，让不少作家、评论家读起来也感觉勉强。而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恩格斯在他那篇写成和发表于1847年的论述歌德的著名文章中，又囿于论题，只对歌德身上渺小和庸俗的一面作了相当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却几乎完全没有说明“最伟大的德国诗人”究竟伟大在何处——这一片面性的产生，诚如恩格斯所说，“完全是格律恩先生的罪过”。[309]
由于以上三点以及其他更多的原因，我们对于歌德究竟为什么伟大这一问题既缺少现成的权威性答案，又难于或者说懒于通过钻研思考寻求自己的解答，因而在歌德之为歌德，歌德之为“最伟大的德国诗人”和世界大文豪大思想家这一点上，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上面这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结论，当然只是概而言之。在我们研究歌德的先辈中，尤其是本世纪二三年代当中国掀起“歌德热”的时候，自然也有不少人苦思冥索，穷根究底，力图弄清歌德伟大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儿，我只想举一位杨丙辰为例，其他如宗白华、郭沫若、周辅成等一大批歌德研究者和译介者，就略而不论了。
关于杨丙辰先生，今天就在我们的德语界知道的人恐怕也已经不多；这应该讲是很不应该的。笔者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了解到，他二三十年代任教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当过系主任，并且被冯至先生称作自己在北大学习德国文学时的“恩师”。[310]这就是说，杨丙辰先生是笔者恩师的恩师，无疑地属于我国正规的大学德语和德国文学教学的开山祖师之列。而且，在教学之余，杨先生还从事著译。而且，仅仅以歌德而言，仅仅就笔者所见，他便向自己的同胞贡献出了长篇小说《亲和力》的第一个完整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在1932年纪念歌德逝世100周年前后，他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因此，在开大学德语专业认真研究、译介歌德和德语文学之风这一点上，杨先生也功莫大焉，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在追本溯源时很好地缅怀、学习和纪念。
在杨先生论述歌德的文章中，有一篇题名为《歌德何以伟大？》，探讨的正好是笔者眼前这篇文章所企图回答的问题。它系“为歌德殁后百年纪念作”，可是“因为一个消息底误会，硬要马上出歌德百年纪念专刊”，被提前于1931年发表在北平的《鞭策周刊》第5期里。第二年，经过一点补充，文章又收进宗白华、周辅成编的《歌德之认识》一书。这本书虽说意义重大，也富有学术价值，编成后却没出版商肯接受，只好由宗白华自费出版，于1933年交南京钟山书店发行。可是，人们终于认识到它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大作家的论文集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将它再版、重印。[311]
在《歌德何以伟大？》一文里，杨先生一开始便指出歌德超出“其他伟大德国人”如卑斯麦、康德、黑格尔以及席勒等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指出他不仅使全德国而且使全世界“折服崇拜”。紧接着，便提出“他的伟大究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杨先生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要再犯着我们马虎的老毛病，而随声附和的瞎捧”歌德——这种态度，今天不也值得我们很好学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