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尽管如此，正如浮士德整个征服自然、为大众造福的事业都以为封建皇帝效力为前提，都有造成苦难的阴暗的一面，他心中关于人类的光明蓝图也产生于一个错觉。他把靡非斯托指挥死灵为年已百岁的他掘墓的声音，当成了民众围海造地的劳动的声音，并因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对眼前的一瞬说出了“你真美啊，请停一停！”这句生死攸关的话，事实是，他眼前的一瞬既不可喜，也不美好。所以我们说，浮士德对事业的追求仍然以悲剧告终。当然，与前边的四幕悲剧完全不同，这事业的悲剧并不令人伤感、失望，却是异常悲壮的，能给人以鼓舞，使人对人生充满希望，对未来产生美好的遐想。
通过对《浮士德》故事内容的概括总结，我们具体而扼要地分析了伟大诗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指出了它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它那杰出的主人公的一生追求和五幕悲剧，分别反映的正是欧洲从文艺复兴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也即从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这三百年间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的追求，时代的痛苦，以及时代的悲剧。当然，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它让我们看见的只能是历史沧桑的艺术缩影，它所表现的只能是时代的精神，而不会是历史和时代的本身和全部。
《浮士德》在缩影历史沧桑、表现时代精神方面，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登峰造极之作，能与它相提并论的世界名著仅只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屈指可数的几部而已。恩格斯曾经把但丁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211]我以为，歌德在富于时代代表性方面是不逊色于但丁的；他那公认为“欧洲三百年历史总结”的伟大诗剧《浮士德》，也许已使他当得起欧洲从近代到现代这个过渡时期最杰出的诗人的称号。
贫瘠的土地天才的硕果
——《浮士德》诞生始末
在前文我们将《浮士德》的内容概括为了五幕悲剧，一世追求，并沿用前人的话，称它为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沧桑的艺术缩影。但是，这部巨著毕竟孕育在德国的土壤中，诞生于歌德的笔下，又不会不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作家的个性。可以认为，《浮士德》整个所表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18、19世纪西欧新兴资新阶级的理想与德国的鄙陋现实的冲突。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也不同于在前和在后的任何浮士德，而是一个打上了作家本身精神烙印的德国男子。
在歌德创作《浮士德》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德国邻近的尼德兰、英国和法国已相继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德国尽管也受到一次次外来的革命洪流冲击，但由于本身的封建势力特别根深蒂固、市民阶级格外软弱和缺乏行动能力，整个社会状况仍然可悲之极：
……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212]
恩格斯对十八世纪末处于封建割据下四分五裂的德国的描绘，真是全面而深刻。面对着这一“简直没有一线好转希望”的现实，最感失望乃至绝望的无疑是可称作民族的先知先觉者的知识分子。自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他们经受过一次次新思想的洗礼，心中怀抱着人道、理性和自由、平等的理想。仰望着邻近的天穹中升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杲杲丽日，他们越发感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既无法容忍，又毫无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逃向无限广阔和自由的精神世界，到那里去尽情追求光明和理想。于是，就出现了恩格斯在同一文章中紧接着指出的情况：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
恩格斯所描绘的德国状况，在它统一之前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并无多大变化。他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与精神创造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和各个别的，也不局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正是在“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的德国，康德、黑格尔们建构了耸立千秋的哲学体系的大夏，正是在万马齐喑的黑暗里，贝多芬们创造了一个辉煌灿烂的音响世界；而与此同时，生活在局促渊隘的魏玛小宫廷中的歌德，也纵目古今，放眼世界，神驰未来，像一个脚踏山岳头顶兰天的巨人似的，唱出了他的理想之歌，追求之歌，未来之歌。这些歌中最悠长、最雄壮、最美妙的一首，便是《浮士德》。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说歌德的这部伟大悲剧，乃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无法调和的产物。德国的鄙陋现实，乃是它生长、发育的土壤，与欧洲三百年历史演进的大背景这个生态气候一样不可或缺。意大利、荷兰、法兰西不可能产生悲壮深沉的《浮士德》；十六世纪的英国作家马娄尽管在早得多的时候已用了相同的题材，但他的浮士德远非歌德笔下的那位德国奇男子。正如饥饿的灵魂能无比生动地想象出美味佳肴，越是严寒的北国圣诞节的灯饰越发火红明亮，《浮士德》这颗鄙陋现实生长出的精神之果，也格外硕大、丰美。
世界上的事物是极其复杂的，产生《浮士德》这样一部巨著的根源和条件绝不会例外。以上所讲的时代历史大背景和德国的现实状况，只是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我们在研究和欣赏《浮士德》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问，曾经准备写和已经写了浮士德这同一题材作家非常多，为什么偏偏的是歌德完成了其中最伟大的、旷世不朽的一部呢？
仅仅以时代和社会条件，已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就在与歌德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中，就有包括莱辛和克林格尔等杰出之士在内的不少人写过以浮士德博士为主人公的剧本和小说。显而易见，歌德之写成功《浮士德》，还有他本身的许多别人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的条件和原因。探索一下这些更加直接具体的原因，也许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作家，理解作品，而且还能让我们窥见它形成、产生和成功的奥妙，领会出一些个文艺创作的规律或原理。
歌德被革命导师恩格斯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天才诗人”。除去时代的大前提之外，使歌德成为天才诗人的一个重要条件，恐怕还有他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养。
1794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在这座相当繁华但仍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和种种封建陋习的“帝国自由市”，诗人的父亲托斯帕尔·歌德是位非常富有的市民。他年轻时上过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曾游历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可是，尽管广有家财，学识渊博，他身为一个普通市民，仍受着城里占支配地位的贵族社会的蔑视，想以不领薪俸为条件在市政当局谋取一官半职而不可得，一气之下才花钱直接从帝国皇帝处买了个皇家顾问的空头衔。[213]然而从此他也被迫赋闲在家。以收藏书画和用意大利文写游记消磨时日，养成了孤傲、抑郁的性格。后来他与该市家境清寒的市长的长女结了婚。他的妻子是位富有教养的女性，非常会讲故事……
对于歌德之成为天才诗人，对于他之能写成功《浮士德》这样的巨著，他的家庭出身和环境至少有以下三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富有的家庭保证了歌德不曾有过温饱之虞，使他能早早开始和长期安心文学创作，在经济上对封建贵族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在仅仅以写作还不能维持生存的时代和国度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熟悉德国文学史的都了解，与歌德同时代的大作家几乎都受过贫穷的煎熬，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要么像莱辛、赫尔德尔似的被迫为统治阶级所役使，要么像席勒、棱茨似的早早夭亡，哪能如歌德一样以数十年的时间、精力和心力去完成一部《浮士德》呢？
其次，学识渊博、怀才不遇的父亲把实现抱负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对诗人进行了异乎寻常的严格教育和精心培养。幼小的歌德学习和掌握了多种外语，练习过钢琴和绘画，养成了读书作文的习惯，八岁写出第一首诗，十岁已从父亲丰富的藏书中阅读到《伊索寓言》、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以及维吉尔、奥维德和笛福等的作品，使他不仅早早地陶冶于欧洲以及东方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也受到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熏染。十六岁时，歌德便被送进大学学习，中途虽因病辍学，却终于在五年后结束学业。
对于歌德来讲，上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他在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两地的经历和交游，却对日后天才诗人的成长和崭露头角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吹拂着来自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之风的斯特拦斯堡，他结识了堪称他年轻时的导师的理论家赫尔德尔。也在这个时期，歌德开始了创作《浮士德》的最初尝试；不过他之接触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时间，却还要早得多。四岁那年过圣诞节，外祖母就送给他一套演浮士德戏剧的木偶；稍大一点，他又在家里读了讲浮士德奇异经历的民间故事书，在故乡的市集广场上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悲喜剧演出。
最后，歌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特别是他被迫赋闲在家而变得来性情孤傲、愤世嫉俗的父亲，还培养了他市民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不满，造就了他富于反抗精神和自由不羁的个性。六岁时，他听人讲起里斯本发生了城毁人亡的大地震，便对上帝是否真的仁慈提出疑问。稍长，他与城里的下层青年交往，代人编造情书和情诗，险些卷入讼事。在莱比锡念大学，他不仅厌恶陈腐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临壁题诗讽刺权威教授，受到校方申斥，而且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搞坏了身体。在家养病期间，他钻研炼金术和神秘主义哲学，读《教会和异教徒史》。病愈后到斯特拉斯堡复学，在准备博士论文时竟声言耶稣并非基督教教义的开创者，引得全校哗然，他因此几乎失去答辩的权利……
歌德这从小养成的自由不羁和离经叛道的性格，不仅使他二十来岁便写出《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1773）、《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和《普罗米修斯》（1774）等一系列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震动了德国乃至欧洲文坛，成为了“狂飙突进”这一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的旗手和急先锋，而且使他对浮士德这个奇人异士和与魔鬼为伍者产生了同情心和亲近感，仿佛在他俩之间存在所谓的“亲和力”似的。因此毫不奇怪，他在完成上述作品之后，紧接着便写成了《浮士德》初稿。从此，浮士德的形象使他魂牵梦萦六十载，就像他在二十多年后的1897年重新开始续写《浮士德》所作的《献词》中描写和慨叹的那样。越接近晚年，《浮士德》的创作越被他视作了毕生的“主要事业”。
简言之，在使歌德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天才诗人”这一特定意义上，他的家庭出身和环境真正是得天独厚。是它，为歌德完成《浮士德》创作这一非同一般的艰巨事业，奠定了物质条件、文化素养和精神性格等几个方面缺一不可的基础。
当然，仅仅在家庭影响和教育的基础上，还长不出精神的参天大树，结不出天才的丰美果实。歌德之能成为《浮士德》这一划时代杰作的作者，还有一些足令世世代代的文艺家们艳羡不已的独特际遇。这儿仅举两个方面的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许甚至能悟出一点产生大作家、大作品和繁荣文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