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了追求真理之光而信赖和委身于魔鬼，为了冲出中世纪知识的迷雾而走一条带有中世纪迷信色彩的道路，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和悲哀。正因为如此，浮士德在走出书斋之前的整个故事，才被称作知识的悲剧。在这个悲剧中，也艺术而典型地反映了时代的矛盾和悲哀。欧洲的文艺复兴明明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向前看的运动，却不得不穿起古装，掉回头去寻找楷模典范。明白了这点，浮士德的举动似乎又不那么大惊小怪，他的悲剧又并不多么可悲。
第二幕：爱情的悲剧
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把人从神的绝对统治下解放出来，砸碎套在人身上的禁欲主义的枷锁，恢复人的本性。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人们以欢乐在人间的口号代替了在天国获得永生、在来世享受幸福的宗教信条，渐渐地使纵酒欢歌、谈情说爱从被容忍而变成时尚。这不仅激发了市民阶级生活的乐趣、创业的勇气和积极性、还推动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开始弥漫欧洲，并统治它至今达数百年之久。
魔鬼靡非斯托自然是个深谙世道时尚、人心人性的家伙，在诱使老博士浮士德离开书斋进入小世界以后，他首先以酒色之类的享乐来诳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浮士德说出那句决定他们赌赛输赢的话。然而，狡猾的魔鬼犯了两个错误：一，他把抱负高远的浮士德博士当成了一般的平庸市民；二、他把北方的德国等同为了南方的意大利。
德国尽管也在16世纪进行了宗教改革，在17-18世纪出现了受文艺复兴影响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及启蒙运动思潮，但是以教会和贵族阶级为支撑的封建统治仍十分强大，市民阶级则极其软弱无力。几百年来的进步运动都半途而废，有的甚至造成了相反的结果，如宗教改革引起三十年战争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倒退，便是一例。外来的健康的东西常常不是被扼杀，也会变了质。甚至到了年轻的歌德写作《浮士德》第一部初稿的18世纪70年代，整个社会情况和风习与中世纪相比较，也没有本质的不同。
魔鬼带领都博士光顾的奥厄尔巴赫酒店，便具有浓厚的德国色彩。这儿缺少意大利市民的欢快，却多出一份德国容克的鄙俗、粗野，让人一见便想起莱比锡那些常常酗酒斗殴的恶名远播的大学生团体。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享乐，不用说只会令老博士厌恶和回避。
但老博士没有的回避异性的美色。不独没有回避，还深深地被它吸引，以致在魔鬼帮助下返老还童去追求它。这样，他便邂逅了美丽单纯的少女格利琴，便经历了第二个悲剧——爱情的悲情。这样的悲剧于彼时彼地相当典型；于歌德塑造的浮士德，有它的必然性。
从《浮士德》剧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可以看出，当时教会对一般市民心灵乃至肉体的控制还多么强有力，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还多么陈腐，小市民的习气又何等盛行。这几个东西结合起来，便扼杀了自由的合符人性的爱情，造成了纯结善良的格利琴的悲剧。说这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相当典型，是它在歌德生活的德国确实累累发生，不少的年轻女子因此惨死在了火刑堆上。面对着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与青年歌德同为“狂飙突进”运动干将的作家瓦格纳写出了影响很大的剧本《杀婴女》（1776）。处理同一题材的“格利琴的悲剧”，更加震撼人心。
说与格利琴的爱情不能使浮士德满足，相反只能造成他的悲剧，除去上述社会原因外，还有他主观的因素。这位博士先生心性高卓、善良诚恳。他不能象靡非斯托那样把男女之爱仅仅看作是感官享乐和肉欲，不能象魔鬼与邻女那样把谈情说爱当成为填补空虚的逢场作戏，不能容忍把爱情降低为送了礼物就“银货两讫”的交易或买卖。因此，他对格利琴爱得真诚。对格利琴的不幸深感内疚和痛苦。他在淫乱喧嚣的瓦普吉斯之夜仍念念不忘他的爱人，他在格利琴神经失常之后还冒险去狱中救他，他在不得抛下她时悔恨、痛苦得昏死过去，都表明爱情在浮士德是严肃而神圣的。格利琴的不幸——还有浮士德本身的痛苦——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人性对爱的渴求本来无可厚非。基于此，某些论者对浮士德“自我主义”的谴责似乎过分苛刻。基于此，我认为说浮士德的第二次追求为“感官享乐的追求”，称他的悲剧为“感官享乐的悲剧”也有失允当。浮士德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爱情悲剧。在与格利琴相爱的过程中，因为有一个魔鬼的阴影步步跟着他们，头上又悬着教会禁条和道德舆论的利剑，欢娱的时光短暂得几乎等于没有，结下的苦果却大得难以下咽。可是，在痛苦的熬煎中，浮士德对人生加深了认识，灵魂得到升华，作好了从充满小市民气的“小世界”进入“大世界”的准备。
浮士德与格利琴的爱情悲剧对17-18世纪德国社会的黑暗作了十分有力的揭露和探诉，是诗剧里最富于在现实主义感染力的催人泪下的一个片断。它和歌德差不多同时写成的《少年维持的烦恼》一样，堪称整个德国文学中爱情文学的绝唱。
第三幕：从政的悲剧
这一幕的德国特色和时代气氛，比之前一幕还有过之。从靡非斯托带领浮士德进入的那个乌烟瘴气的皇宫，谁都一眼能看出三十年战争后裂成的三百多个德意志小邦的典型：为君者糊涂懵懂，不理政事；为臣者愚蠢无能，祸国殃民；小丑术士之流倍受宠信；大主教兼任宰相，左右朝政。结果是民不聊生，内讧不断，奸人横行，骑士沦为强盗，商旅胆颤心惊，再加诸侯拥兵自重，贡赋和税收断了来源，国库已空虚到借高利贷撑持门面的地步。可是，就在这样的危急情势下，郡臣们还不忘享乐游戏，各种排场仍竭尽豪华骄奢之能事。这可悲可笑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恰恰就是18世纪德国的政治现实。浮士德被靡非斯托带领到这样一个宫廷来从政，充其量只能是参加一场化装游行似的闹剧而已。而且，在他们到达后宫里所进行的活动，所发生的种种意外，都是受着魔鬼操纵。
能把浮士德的这一经历称作事业的悲剧吗？我看不能。因为在彼时彼地，与那样一些昏愦的人们在一起，为他们的骄奢淫逸效犬马之劳，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事业。靡非斯托引诱浮士德来宫中，显然是希望他沉迷于权势和富贵荣华。至于浮士德，进入宫廷——从原著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充其量只是他的总的人生追求中的一个尝试，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填补了格利琴的悲剧给他造成的心灵空虚。所以，对他为宫廷效力的这一段叫人失望的经历，我认为还是就事论事地称之为从政的悲剧为好。他真正的事业的追求和事业的悲剧，将出现在全剧结束时并构成他一生追求的高潮。
这么讲，并不含有丝毫贬低从政这一幕在全剧中和浮士德一生中重要性的意思。对诗剧而言，它不仅是内容和结构两方面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最集中、最直接、最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的政治现实，揭露了德国的种种社会弊病；《浮士德》这部剧作的其他部分，离德国的现实就不这么近。就浮士德而言，从政这一幕是他认识社会、人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正是为了满足皇帝的享乐，他才被逼着去冥界的群母之国取回宝鼎；正是出于对乌烟瘴气的宫廷、对政治现实的失望，他才更加着迷于那由宝鼎的香烟幻化成的古代幽灵——古希腊倾国倾城的美女海伦，从而导致他那新的、更加高远的追求。
在浮士德从政的悲剧有一些重要的情节，富于近代意味的情节，说明时代已经向前推移，主人公已不象第一、二幕那样生活在中世纪结束前后或16-17世纪。矿山的开掘、纸币的大量发行、银号钱庄（现代银行的雏型）的兴旺发达，以及在化装游行队伍中人们对财神普路图斯即金钱化身的狂热崇拜，都表明资本主义的威力已经侵入封建统治的大本营。事实是，随着英国特别是毗邻的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在封建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的德国，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蓬勃生长。可是，资本主义的财神爷不仅会给人们带来欢笑和富足，还会造成争斗与罪恶，甚至引起一场大火灾。当然，资产阶级的革命之火将不会象剧中似的只烧掉皇帝的胡须和游行布景，令上上下下一场虚惊，而是要烧毁封建主义的整个腐朽建筑和黑暗堡垒。这个差异，说明浮士德的从政悲剧毕竟是以德国为主要舞台的；在德国，许多政治运动都虎头蛇尾，形同游戏；在德国，资产阶级就这么软弱，政治现实就这么可笑，可悲！
第四幕：寻美的悲剧
这一幕一般也称作“海伦的悲剧”，包括着原剧第二部的第二、第三幕，内容十分丰富，但中心情节主要讲的是浮士德寻觅并与海伦结合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和这过程相比，他俩在世外仙境中幸福相处的时光实在短暂得如同一场春梦，随着他俩结合的产物欧福良像慧星般地殒逝，海伦消失了，浮士德寻美之梦也破灭了，留给他的又只是失望和悲哀。
歌德完成《海伦的悲剧》的时间，已是19世纪初的1826年。在此之前，欧洲已经历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变，德国——当时还包括奥地利——却一仍其旧，在战败拿破仓之后的复辟年代又成为封建反动势力的一个顽固堡垒，广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失望和悲哀心情，不言而喻。逃避现实，向往古代，把对实际事物的追求变成形而上的追求，以虚无缥缈的梦幻代替真实的生活。歌德、席勒曾提倡过美的教育，幻想建立一个所谓美的王国；东方的阿拉伯和中国都充当过歌德逃避现实的避难所；19世纪初出现的德国浪漫派，更把目光转向了中世纪，做起了恢复古日尔曼传统的美梦。《海伦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产生的，它那对于我们来说离奇怪诞的情节，寓意地表现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往。
歌德不是浪漫派，他那健康的心中容不下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重要根源；比起阿拉伯和中国来，古希腊对他无疑更亲近。海伦是古希腊美的化身，浮士德不畏艰险地追寻她、与她结合，表现了北方的德意志心灵渴望南方漫暖明亮的阳光，渴望将古希腊的健康精神引入它病体中的梦想。对于以德意志骑士面目出现的浮士德，我看不一定象某些论者似的说他是德国浪漫派的代表，而以视他为一般德意志精神的化身为好。
至于德意志骑士浮士德与古希腊美女结合所生的儿子欧福良，这手握金琴、永远腾跃、热情奔放、自由不羁的美少年，却真象个浪漫主义诗人。一般都认为，歌德创造这个形象并为他的殒逝而唱的挽歌，意在纪念为希腊的独立献出年轻生命的英国天才诗人拜伦。对这一几乎已成定论的看法，笔者转述一下只是要加强总的论点，即《浮士德》中即使最离奇的故事、最古老的传说，也与产生它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再者，欧福良的缺少生命力和遽然殒逝，我以为也形象地表明让德意志精神与古希腊精神相结合是个非现实的幻梦，到往古寻找理想、寻找美只会是个悲剧，只会落得一场空。当然，在经历寻美的悲剧后，浮士德在精神上又得到进一步提升，等他再回到现实世界时，眼光将更加开阔，心志将更加高远。
第五幕：事业的悲剧
如果说，在上面那如梦如幻、充满往古情调的一幕中，仅仅通过为19世纪“最伟大的天才诗人”（歌德语）拜伦竖立一面纪念碑而加强了现实性和现代性的话，那么，在第五幕里，更加明显、有力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说明《浮士德》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或影响深远或带有本质特征的重大事件，而且已敏锐地、高瞻远瞩地在思考着整个人类的未来。
我们不能说这一幕里未曾正面描写的伪帝就是在革命胜利后自己也当起皇帝来的拿破仑。但是，从那一场持久而激烈、几几乎就推倒了原来皇帝的宝座的大战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曾席卷欧洲，危及整个封建统治的拿破仑战争的影子。不然，歌德似乎也就用不着将战争本身渲染得那么淋漓尽致，花费那么多的笔墨，而仅仅作为浮士德获得赏封土地的过渡情节，几笔带过可矣。
至于浮士德率领民众征服自然、变沧海为桑田的奇迹，则反映了荷兰成功地围海造地和美洲开掘巴拿马运河的大胆构思；靡非斯托作为船长的言语和行为，则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随着航运业大发展而兴旺起来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本质——这些分析，可以说已为学术界公认，不用笔者多讲。值得一提的是，歌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即19世纪20-30年代，已经既看到它创造的奇迹，也看到它引起的苦难，既感到鼓舞、喜悦，也深觉惶惑、忧虑。也正因此吧，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才让忧愁吹瞎了眼睛。
伟大的浮士德，永不安于现状、永远心向高远的浮士德，他眼睛瞎了，现实已从他眼前消失。可他头脑里思考着人类的未来，心中更加光明。他所构想出的“自由的土地上生活着自由的人民”的美好蓝图，尽管带有乌托邦的幻想性质，却预示着人类的发展前景，十分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