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年轻的歌德来说，向赫尔德尔学习并不轻松。身体上的病痛使他的这位导师脾气变得很坏，歌德常常遭到他靡非斯托式的冷嘲热讽。平素狂傲任性的富家公子这时却表现得虚心、隐忍而有耐性，不能不认为是歌德在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个近似天赋的优点和长处。正是靠着这样的优点和长处，歌德一生中有过不少的好老师和好朋友，从这些老师和朋友处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教益、帮助、推动、激励，如此才终于出类拔萃，成为本文一开始说的那样一位可称举世无双的大文豪和大思想家。对这一点歌德颇有自知之明，因此自诩为“集体性的人物”。正是在他这“谦虚”中，我们越发体会到了他的伟大。
歌德，特别是诗人歌德，除了师友之外还有一个获得激励和助益的重要源泉，那就是爱情，那就是他一生中爱过的一个个女性。
在斯特拉斯堡的郊外，有一座宁静的村庄叫塞森海姆。1770年10月，大学生歌德乔装改扮后随一位同学去拜访村里的牧师布里翁，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他先和牧师独自坐在房里交谈，谈着谈着突然眼前一亮，“好似在这乡野的天空中升起来一颗美丽耀眼的明星”，原来是牧师的小女儿弗里德莉克走进了屋子。对这位身材苗条、容貌姣好、性情温柔的农村少女，年轻的大学生一见之下就“心花怒放”，两人很快亲密起来。[3]
在返回斯特拉斯堡之后的10月15日，歌德写信给弗里德莉克倾诉了对她的爱慕，月底再次骑马去到塞森海姆，受到了姑娘一家的热情款待。这样，两个年轻人都沉醉在青春勃发的爱情里，一直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他们不只在塞森海姆相聚，而且同游莱茵河两岸的美丽风光，参加大大小小的聚会。在此之前，歌德虽然也曾单恋过故乡一个叫格莉琴的比他年长的女孩，也曾在莱比锡和凯特馨相恋过，但真正尝到爱情的甜蜜和幸福这却是第一次。于是，随着自然界的春天的来临，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到来了！在火热的爱的激情的驱动下，歌德写了一组被称之为《塞森海姆之歌》的抒情诗，其中就有十分脍炙人口的《五月歌》、《欢聚与离别》和《野玫瑰》等等。
《塞森海姆之歌》不但是年轻诗人真情的流露、迸发，而且是他在赫尔德尔影响下向古典杰作和民歌学习的具体实践，因此有了崭新的风格和音调，既带有民族和民间的特色，也富于诗人个性的音调、韵律，可以称得上是他一生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里程碑。
大地多么辉煌！
太阳多么明亮！
原野发出欢笑，
在我心中回响！
万木迸发新枝，
枝头鲜花怒放，
幽幽密林深处，
百鸟啭鸣歌唱。
……
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这在《五月歌》中唱出的生命的春天和自然界的春天真是太美丽可爱啦！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夏天到来时，歌德已渐渐疏远弗里德莉克，并在不久之后完全断绝了来往和书信联系。原因是他发现在自己和这位农村女孩之间，实在还有着教养和习俗方面的种种差异。他不得已抛弃了心爱的弗里德莉克，使这个单纯、善良的少女痛苦终生，以致再无心恋爱和嫁人。歌德自己也深感内疚；他后来一系列作品中的负心男子都遭到了严厉惩罚，少有善终，可以看作是他的自责和忏悔。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一年半后，为遵照父亲的愿望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歌德完成了一篇论立法者的责任的论文，可是由于有“基督教的教义并非出自耶稣”等批判教会的提法而未获通过。作为弥补，他经特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关于“法的地位”的答辩，最后总算在8月6日勉强得到一个法律博士的头衔。8月底，歌德离开斯特拉斯堡返归故里，因为没能带回一份“正式打印的论文”而令父亲耿耿于怀。可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在斯特拉斯堡得到的已经很多、很多。
三，狂飙突进的“旗手”
回到法兰克福，二十二岁的歌德受命成为市陪审法院的律师。但对这个职务他仍然虚以委蛇，四年中只办了二十来件讼案，令父亲颇为失望。与此同时，他却积极投身到正在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中，成为了运动初期的主将和旗手。
狂飙突进运动大体发生在1770至1785年的十多年间。它得名于年轻作家克林格尔的一部叫做《狂飙与突进》的剧作，可以说是此前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发展、提高和一定意义上的反拨。它反对一切现存秩序和规章的束缚，鄙弃干枯的理性，以“自然”和“天才”为其口号，实际上是要求感情自由和个性解放。它呼喊“自然”，意在否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压迫人性的陈规陋习；它的所谓“天才”，即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个性和潜能的独立特行的个人，推而广之，则主张焕发民族精神，在文艺作品乃至思想行为中反对对外国的模仿。
这样一些主张，原本包含着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但囿于德国的封建势力特别顽固而资产阶级格外软弱涣散的国情，狂飙突进运动缺少经济和政治动力，也很少社会群众基础，仅仅成了一场由部分二三十岁的年轻作家和知识精英参加的“文学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运动。尽管如此，这个运动仍具有全德的性质，在德国的文学和思想发展史上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
歌德回到故乡后即和一些年轻和富于叛逆精神的作家来往密切，在思想上自然而然地受到他们的促进和影响，使他的创作第一次突破个人生活和感情的狭小范围，增加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反过来，他又以自己的天才思想和作品，影响了自己周围的朋友，推动了整个狂飙突进运动的发展。
1771年10月14日，他作题为《莎士比亚命名日》的讲演，为狂飙突进运动提供了“文学革命”纲领。稍后，他用六个星期的时间创作了剧本《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不但结构一反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的陈规，而且塑造了一个以暴力反抗现存秩序的“最高尚的德国人”，在1773年一正式出版即引起热烈反响，被被誉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学成果。而歌德本人，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天才”。
在故乡法兰克福的四年，年轻的歌德真可以算是意气风发，创作成果也十分丰硕。他冬季自由自在地盘旋在溜冰场上，其他季节则无拘无束地在山水和自然间倘佯和漫游，因此获得了一个“漫游者”的雅号。在不惧艰险、风餐露宿的漫游途中，他写出了一系列充满战斗豪情的漫游者之歌。此外，他这段时期创作的《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致驭者克洛诺斯》等格调自由豪放的颂歌，更是洋溢着狂飙突进精神的天才之作。
不过，上面举的那些事迹和作品，只表现了青年歌德刚强的一面。与此同时，在邻近法兰克福的达姆施达特城，他经常参加一些以感伤为时髦的青年男女的聚会活动，自己也读英国的感伤小说，创作自然不免也受其影响。
1772年5月，歌德遵父命到威兹拉尔城的帝国最高法院实习，在那儿狂热地爱上了友人克斯特纳的未婚妻夏绿蒂·布甫，内心绝望而又痛苦。9月，他终于接受好友默尔克的忠告离开了威兹拉尔，却久久不能忘情于自己的心上人。后来，又遇上一些其它刺激，特别是听到威兹拉尔一个公使馆的青年秘书为单恋朋友之妻而绝望自杀的消息，歌德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用仅仅四周的时间写成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再次以写作医治心灵的伤痛，获得心灵的解脱。这部小说在1774年的秋季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当即引起巨大的轰动，使年仅二十四岁岁的歌德成了当时德国乃至全欧最享盛誉的作家，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杰出代表和无可争议的“旗手”。
然而，这位“旗手”很快便扔下手中的大旗，离开狂飙突进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他已多少觉察出，德国的腐败现实远非一场缺少群众基础的文学运动所能改变。同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在法兰克福，他不幸又爱上银行家小姐丽莉，并且和她订了婚；可这是一场痛苦多于欢乐的爱情，也促使他努力挣扎着想要逃脱。结果，软弱的市民青年维特为逃离腐朽庸俗的社会和“返归自然”而开枪自杀了，强悍的铁手骑士也在监狱里高呼着“自由，自由”含恨死去，歌德自己却顽强地活下来，决心逃离故乡法兰克福，去探索另外一条改变现实的道路。
1775年11月，歌德终于丢下他十分讨厌的律师工作，也没有如他父亲希望的去意大利学习考察，而是乘上刚继位不久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派来的马车，动身去了魏玛。
四，克尽职守的枢密顾问
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约有十万居民，面积仅三十六平方英里，只是三百多分裂的德意志小邦中的一个。它的首府魏玛居民还不足六千，是一座非常宁静的小城。在卡尔·奥古斯特年满十八岁主持政事前，公国有十七年之久一直由他寡居的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治理。公国虽然小得可怜，但宫廷的设施、排场、礼仪一样也不缺少，一点都不马虎，而且长期主政的女公爵醉心文艺，在自己小小的宫廷里先后礼聘了为数不少的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她儿子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歌德去魏玛的时候，著名作家维魏兰特、诗人兼作曲家封·艾因西德尔和封·塞肯多夫，以及以“童话之父”著称的穆佐伊斯和《堂·吉珂德》的德译者弗·伯尔图赫等已在那里。以后，经歌德举荐，又来了赫尔德尔等文艺界的名流。
不论对歌德个人或是对魏玛甚至对整个德国文化的发展，他之应邀前往魏玛，都是一件意义巨大和影响深远的事情。此事阴差阳错而终于成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魏玛决定了伟大诗人歌德二十六岁以后的整个人生旅程，歌德则帮助小小的魏玛成为了辉耀古今的德国文化圣地，成了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名城。
初到魏玛，歌德还仅仅是作客，除了陪年轻好动、任性贪玩的奥古斯特公爵骑马野游，参加组织宫中的娱乐活动，就没有什么正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歌德年轻十岁的公爵和他越来越亲密，对他越来越言听计从。歌德本人呢，也为魏玛浓重的文艺气氛所深深吸引，并且发现公爵年纪虽小，却不无抱负，本质就像是“尚在发酵中的名贵的酒”，将来定会有所作为。住到次年二月，歌德已写信给法兰克福的朋友：“我可能要留在此地尽心竭力地起一些作用，时间长短则全凭命运安排。即使只有几年，也总比呆在家里极欲有所作为却无所事事要好……公爵对国事满怀热忱，我完全了解他，对许多事情因此完全放心。”[4]
这段话表明，歌德留在魏玛的初衷确实是想“有所作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他慢慢抑制住狂热的激情，增加了务实的精神。“有所作为”在他不只意味着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抱负，也是一种道德的考验和成长的需要。而小小的魏玛公国，在当时可以讲比较开明，正好让命运安排给歌德作他接受考验和实现理想、抱负的试验场。
1776年6月，歌德正式就任魏玛宫廷的枢密顾问之职，从此便政务缠身，渐渐地把公国的大至外交、军事、财税、林务、矿业、水利、交通，小至防火条例的制定和宫中游乐活动的安排组织等等事情，都通通管了起来。他在两年多以后写道：“我事情多得一塌糊涂……繁忙的压力对心灵大有好处；压力解除了，心灵是可以更加自由地享受生活。但一个人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却再可悲不过，最美好的馈赠也会令他生厌。”
又隔了两年多，他写信给友人说：“我的天性逼迫我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即使在最小的村庄和一座荒岛，我同样必须勤勤恳恳，否则便活不下去……”[5]
在魏玛从政的这些年，歌德也确实努力作了些改革，但都只能是小修小补，既不能根除大的制度弊端，对他所同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爱莫能助。相反，他倒为无聊的琐事和应酬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并且不得不违心地在许多事情上委屈求全，一改自己狂放不羁的本性而变得来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歌德仍不免遭到宫中善于搬弄是非和钩心斗角的男女的攻击、暗算。再说，魏玛实在太小了，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也无补于改变德国鄙陋的现实。
当然，收获也不可忽视。亲身参政扩大了歌德的人生阅历，使他这个市民青年不但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深刻认识，对民间的疾苦也多了几分了解，为他日后的创作例如特别是写《浮士德》积累了重要素材。此外，由于分管矿业和林业，他对矿物学、植物学都有所钻研，同时还花不少业余时间研究骨骼学、解剖学、数学、光学和颜色学等等，并且有了一些在当时来说是重要的发现，促进了他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进化论色彩的世界观的形成。也可以说，歌德在魏玛的特殊环境和地位上，更快地成熟起来，进入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境界。
然而文学创作却大受影响，作品比前四五年少了许多，已开始的《浮士德》、《埃格蒙特》、《塔索》等剧本都没有完成，仅写了一些抒情诗。这些诗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他写给封·施泰因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