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光明未来的卓越歌者
——歌德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在人类思想文化史的天幕上，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无疑是一颗灿烂明亮的巨星。今年的8月28日，已是他的250周年诞辰。歌德虽然生活在两个多世纪前的德意志大地上，他的精神、思想的光辉却穿越浩瀚时空，照耀着生活于今天的我们，照耀着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整个人类。
对人类思想文化史作一番客观的检视、分析，像歌德一样的大哲人和大思想家实在不多；他所倡导的“浮士德精神”，可谓浓缩了肇始于十六世纪的欧美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影响不但至今犹在，并且遍及于整个世界。在德国和德语国家，歌德更是像我们的孔夫子似的被看作民族精神的代表，被看作圣人。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小小魏玛城，一个多世纪以来不仅一直享有德国民族文化圣地的光荣，而且早在几年之前，已被欧盟正式确定为1999年的“欧洲文化之都”。
歌德一生辛勤写作，为后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作品，搜集最广的魏玛版《歌德全集》多达143卷，西方的文学史家惯于把他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但是，歌德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人；尽管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德国杰出哲学家那样创建庞大而完整的体系，他高瞻远瞩的思想，却不只影响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歌德也有许多在当时堪称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发现和创见。
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一批既思想敏锐、性格坚毅又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学者；一身兼为画家、诗人和数学家的达·芬奇可算其中的杰出代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他们，称他们为“巨人”。[2]两百多年后诞生在落后的德意志土地上的歌德，同样是这样一位“巨人”，与达·芬奇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既高瞻远瞩又博学多才、多产而且影响深远这一点上，通观整个人类文化思想史，几乎找不到什么人可以与歌德相比。
然而，歌德并不是“神”，并不是无因和偶然地产生的“天才”，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产儿。在《诗与真》的序言里，歌德自己就说过：“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为其时代所裹挟、所定性、所造就，可以讲，一个人只要早生或者晚生十年，从他的教养和对外影响看，都可能成为完全另一个人……”
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的1832年2月17日，歌德还告诉爱克曼：“归根结蒂，我们都是集体性的人物，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我绝不把我的作品仅仅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而是还归功于除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千千万万的事件和人物。”
故尔，在阅读歌德的一部部代表作之前，在深入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结合着叙述他的生平，概括地谈谈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介绍一下那些在不同时期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事件和人物。
一，市民之子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德国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其时，德国和整个欧洲一样已经受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只是在为祸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它不幸分裂成为三百多个小邦，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相比在各方面都显得十分地落后了。在这个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下名存实亡的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兰克福是一座商业发达和享有一定自治权利的“帝国自由市”。
诗人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是该市一位非常富裕的市民，学问也很好，只是由于出身微贱——诗人的祖父是一名裁缝——，受到贵族社会的歧视，终生未获公职，仅仅花钱从帝国皇帝处买了个皇家顾问的空头衔，在不满和愤懑之余怀着“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十分重视对儿子沃尔夫冈的教育和培养。他内心充满对子女的慈爱和温情，外表却显出“铁一般的严峻”。
父亲的诱导和严格要求，不但使歌德在家庭教师带领下完成了一般学业，掌握了法、英、意大利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等多种外语，而且养成阅读的爱好。歌德10岁时已开始读伊索、荷马、维吉尔和奥维德等的作品，还有《一千零一夜》、《鲁滨逊飘流记》以及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浮士德博士》等等，更是十分喜欢。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父亲郁郁寡欢的处境，也很早便引起歌德的注意，使他对世道的不公进行思考，养成了观察生活和遇事问一个为什么的习惯。1775年11月，传来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才六岁多一点的歌德便对容许这一惨剧发生的上帝是否真如教会讲的那样仁慈、公正，产生了疑问。
诗人的母亲是该市市长的女儿，由于家境清寒而下嫁有钱的市民约翰·卡斯帕尔·歌德。她比丈夫年轻整整二十一岁，性格刚好与他相反，活泼开朗，善讲故事，早早地启发了儿子的想象力，使他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757年新年，歌德才八岁，就写了一首贺年诗，献给自己的外祖父母。他十五岁时写的一首题为《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的诗长达160行，登载在了故乡的一家刊物上，虽然他自己当时并不知情。这首诗，极有可能就是歌德最早发表的作品。
诗人还有一位非常慈祥的祖母。歌德4岁那年过圣诞节，她专门请人来给孙儿孙女演了一场木偶戏，在孩子们眼前展现出一个奇异的童话世界，使小歌德产生了对戏剧的喜好，此后便尝试着自己演戏、编戏。
1756年，在德国版图上爆发了英国支持的普鲁士和俄国、法国支持的奥地利之间的七年战争。战争中法兰克福被法国军队占领，歌德的家里遂住进来一位法军少尉多兰伯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伯爵和伯爵带到家里来的艺术家，小歌德不仅接近了绘画艺术，而且常获得赠券去看法国剧团的演出，欣赏到了狄德罗、莫里哀等的名剧。他因此对戏剧艺术更加痴迷，十一岁时已自己根据神话编写成一个剧本。
总之，从自己的家庭，歌德为后来的成长和发展获益甚多。他下面的诗句可以看作是对此作的一个总结：
父亲给我强健的体魄，
还有立身行事的谨严，
母亲给我快活的天性，
外加喜欢把故事杜撰。
曾祖父生来爱好美色，
他的幽灵也忽隐忽现；
曾祖母喜欢金银首饰，
这同样流贯我的血管。
所有因素形成
不可分割的整体，
你能说什么是
此人禀性使然。
歌德的这一节诗不无调侃意味，但却坦率而符合实际。
二，放浪在“小巴黎”
1765年，十六岁的歌德离开家乡，遵从父亲的意愿去莱比锡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学习法学，然而他自己却对文学和造型艺术更感兴趣。在当时盛行的绮靡轻佻的罗珂珂文风影响下，他写了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抒情诗和剧本。在号称“小巴黎”的莱比锡，年轻的歌德像出笼的小鸟似的无拘无束地生活三年，颇过了些放浪形骸的日子，法律没学好，对该校名重一时的一批文学教授，如德国启蒙运动早期的权威理论家哥特舍特和寓言作家格勒特等，也深感失望。不过，收获仍然有，那就是结识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一位挚友恩斯特·沃尔夫冈·伯里施。
伯里施年轻而富有才华，却不得不以作贵族的家庭教师糊口，因而变得愤世嫉俗，脾气古怪，性格乖僻，以致最后丢掉了差事。他十分器重歌德，不仅用自己优美、工整的书法把歌德的诗汇抄成册，成为歌德流传下来的第一个诗集《安内特之歌》，还认真告诫他：“写诗这件事不意味着用鹅毛笔和墨水在荷兰纸上信手涂抹，时间、才华以及精力都很珍贵，绝不可以虚掷”。伯里施还教歌德对事、对人更多地持批判态度，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后来歌德在《诗与真》中回忆起这位朋友时满怀感激，认为他身上有着靡非斯托的某些气质，既机智聪明，又玩世不恭和尖酸刻薄，是自己的诤友和老师。
除去伯里施这位挚友和诤友，歌德在莱比锡还结交了美术家约翰·米歇尔·施托克和亚当·弗里德利希·奥塞尔。他向施托克学铜版雕刻和蚀刻，向奥塞尔学绘画。特别是身为莱比锡画院院长的奥塞尔，更成为了他艺术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带领他接近以温克尔曼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艺美学，从而厌弃了轻佻雕琢的罗珂珂风格。
随后，年轻的歌德还专程去参观著名的曼海姆博物馆，见识了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家和旗手莱辛在其理论名著《拉奥孔》中谈及的古典雕塑杰作；去造访闻名遐尔的德雷斯登画廊，目睹了伦勃郎等尼德兰现实主义大画家的风采。同时，在莱比锡的剧院里，他还观赏到莱辛的著名喜剧《明娜·封·巴尔恩海姆》，以及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代表作《伪君子》的演出，大大地开扩了眼界。
另一方面，同当时一般都放荡不羁的年轻大学生一样，歌德在莱比锡也没少干“傻事”。多年以后，他的同学回忆起这位发式独特、穿着怪异的“天才诗人”时，总忘不了讲两件事：一是他在酒馆的墙上提诗嘲笑权威教授，受到校方申斥；一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宣扬“耶稣并非基督教的创立者”，差点引起轩然大波。
当然还少不了谈情说爱：从1766年开始，年轻的歌德经常光顾一家酒店，很快就迷上了店主薛恩科普夫的漂亮女儿安娜·卡特琳娜。他昵称她凯特馨，为她写了不少情诗，可后来却发现她对自己并不理解，在他与她的心理和精神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可以说是17岁的歌德第一次倾心热恋，然而从中尝到的主要是痛苦。收获也不会没有：由此产生了他第一部完整的剧作《恋人的乖僻》。这个作品虽然从形式到内容还纯粹是一部罗珂珂风的牧歌剧，却起到了使歌德恢复内心宁静的作用，让他从此有了一个解除心灵伤痛和不安的累试不爽的办法，如他许多年后在《诗与真》中所回忆：
就这样，我染上了一种终生不曾抛弃的癖好，就是把使我快乐和痛苦抑或激动的事情化作一幅画，一首诗，以此了结过去，纠正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想法，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生性使然，我常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更加迫切地需要有这种能力。我的所有作品，都不过是一篇巨大自白的一个个片断，这本小书（指《诗与真》——作者）就是企图使我的自白变得完整的一个大胆尝试。
对于理解、认识歌德的作品乃至整个创作活动，他的这一段话都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有着至关重要的导向意义。
身心两个方面的恣情放纵和过度消耗，歌德终于垮了。1986年7月，他严重咯血，病倒在床，一连好多天生命垂危。不得已回到故乡，疗养了差不多一年半才算度过危机，获得康复。在养病期间，受母亲的女友封·克莱滕贝格的诱导，歌德接触到了德国路得教虔信派的原始基督教理论，读了《教会和异教徒史》和《魔法与犹太神秘哲学和接神论大全》之类的神秘主义著作，还搞了些炼金术的试验。这些看似荒唐的活动，一方面舒缓了他心灵的紧张，另一方面为他日后创作《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积累了经历和素材，并激发了他探索自然奥秘和进行科学试验的兴趣。
三，斯特拉斯堡的春天
1770年春天，歌德病愈后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这座当时还属于德国的城市地处南方，与法国交界。它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大教堂，而且也受到来自法国的启蒙思想之风更强劲的吹拂和影响。在歌德眼里，它那大教堂则是德意志民族艺术的一座伟大纪念碑。
1770年至1771年间，斯特拉斯堡的市民们常常发现在大教堂高耸入云的钟楼平台上，迎着从阿尔萨斯平野里刮来的阵阵雄风，兀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这只鹰就是歌德！
他一次次攀登钟楼，既为了欣赏艺术和亲近自然，也为了锻炼刚在康复的体魄。他特意立在没有遮拦的钟楼平台上，为的是克服自己常常犯的晕眩毛病。他生来讨厌看令人恶心的东西，却偏偏去上解剖课。他一直怕听嘈杂的声响，却偏偏常跟在军乐队的鼓手身边行进。青年歌德就这样顽强地磨练自己的身体、意志和性格，为的是将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年轻的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身心都很快获得了健康。不过，他仍然没有多少心思去上法学课，而是把精力花在研究历史、哲学、神学和社会学，并对医学和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同时，学习之余，他还结识了不少进步的学者和作家。其中，与当时正在斯特拉斯堡治眼疾的赫尔德尔的邂逅和交往，更是作家和诗人歌德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赫尔德尔虽只比他长五岁，却已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被公认为当时正在掀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纲领制订者。在赫尔德尔的引导、鼓励下，歌德阅读荷马的史诗、品达的颂歌等等有价值的古典作品，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钻研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还搜集、整理民谣民歌，从而接近了文学的真正源泉，认识和理解了文艺的本质和意义，找到了自己应该学习和仿效的楷模，彻底摆脱了在莱比锡沾染的罗珂珂文风，克服了在养病期间所受的神秘主义哲学影响，思想和创作开始走上一条健康、自然和面向现实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