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菲兹（Hafis，1320年前生，1389年卒），14世纪的波斯诗人，20岁时已显露过人的才华却不肯应召去做为君主效犬马之劳的宫廷诗人，因为他生性酷爱自由，同时不愿离开自己美丽的故乡设拉子。诗人一生穷困潦倒，中年虽结婚生子，两个孩子和妻子不幸都先他而逝。他的祖国波斯14世纪正处于蒙古人的异族统治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1387年，即他逝世之前两年，当帖木尔可汗的大军占领设拉子时，诗人已沦落为一名贫贱的托钵僧。尽管一生坎坷，他仍“像小鸟似的歌唱”，不知疲倦地歌唱，歌唱春天和欢乐，歌唱鲜花和夜莺，歌唱美酒和爱情。诗人以此抒发对幸福光明，对真、善、美的热切向往，呼唤人性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美好的生活，同时向黑暗的社会现实发出愤怒的抗议。哈菲兹富于浪漫色彩和激情的创作，不但表现出驾驭语言的惊人天赋，还大大拓展了原本纯粹为爱情诗的“加宰里”（Ghaselen）的题材范围，把这种波斯传统诗歌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也使自己成为了伊朗乃至世界诗坛一颗光耀千秋的巨星。[122]
1814年，歌德通过友好的出版商科塔（Cotta）得到奥地利人约瑟夫·封·哈梅尔刚译成德文的哈菲兹诗集，一读之下立刻与波斯歌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感到自己和哈菲兹简直就像是对“孪生兄弟”！
生活的时代相隔四百多年，一个在东方的阿拉伯，一个在西方的德意志，文化传统更是迥异，却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共鸣，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奇迹。面对这个奇迹，我们自然会问：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两者与生俱来的相似的诗人秉性和气质，是他俩都热爱生活向往自由、欢乐、幸福，却同时又一样地身处乱世。
说到歌德的禀赋气质，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在将他与席勒比较时的相关评价：“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123]正因为太“过于富有血肉”，正因为“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这实际生活又很可怜，所以一当听到哈菲兹对爱情、对美酒、对美好人生的热情歌唱，他便不禁心旌摇荡，便对诗中描写的阿拉伯世界产生出热烈的憧憬，便为了“摆脱鄙俗气”和“很可怜的”生活环境而开始了逃亡。在歌德心目中，东方原本就是“人类的故乡”（Urheimat der Menschheit）！他这次的东方之旅不仅是追求理想的人生之旅，也是还乡之旅；而这还乡之旅，在歌德有着精神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D.“还乡之旅”——西方与东方、现实与幻想的交流易位、融合。
1814年7月，歌德确实踏上了旅程，虽然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阔别故乡17年之后他第一次西行，回到了莱茵河、美茵河和涅卡河地区，回到了自己出生和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时值万物兴荣的早春季节，旅途中所见所闻引发了诗人许多美好回忆。“他在眼前看见了过去，把近旁化为远方：于是麦因河变为伊发拉底河（Euphrat），威斯巴登的温泉变为基色泉，韦蕾美尔夫人——即后文的玛丽安娜——变为哈菲兹诗中所歌咏的美女苏来卡，保鲁斯变为从诗人口中领受了人生智慧的酒童，困于莫斯科的拿破伦变为严冬中的帖木儿……”[124]也就是说，我们的诗人尽管并未真正长途跋涉前往阿拉伯，却去那儿作了神游。在同为“还乡”这点上，精神之旅和现实之旅统一起来了，而且都达到了目的，即帮助诗人恢复了青春活力。歌德称其为“又一个青春期”（eine wiederholte Pubert？t，并在后来把它视作识别天才人物的标志之一。）[125]
自从踏上以哈菲兹作向导的“还乡”旅程，诗人歌德真正叫青春焕发，创作力空前旺盛，有时一天便能完成好几首诗。在1814年夏天和次年秋天接着进行的两次旅行期间，他做诗多达200多首，构成了《西东合集》的主要内容。[126]
歌德与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和出身、经历也很不一样的哈菲兹心心相印，视他为“孪生兄弟”并在诗中与他进行思想感情交流；歌德之将现实与幻想易位、融合，在幻想和诗歌创作中获得从现实无法得到的满足——所有这些，都给文艺心理学和比较文学提出了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他在这交流、易位和融合的兴奋喜悦中写成的《西东合集》，更可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生动范例，“世界文学”构想的有力依据。
E.内容和格调看似丰富、庞杂，仍为统一、和谐的整体。
《西东合集》分成12篇，内容可以讲十分丰富甚至庞杂。但是依据主题，12篇可以正好3篇一组分成4组：第一组《歌者篇》、《哈菲兹篇》和《爱情篇》，可统称“现世篇”，涉及哈菲兹诗作的主要题材，即赞颂爱情、美酒和歌唱；第二组《观察篇》、《郁愤篇》和《格言篇》，可统称“思辩篇”，都是对人生的种种问题做形而上的思考；第三组《帖木尔篇》、《苏莱卡篇》和《酒童篇》，可统称“人物篇”，每一篇都有一个诗人与之对话的中心人物；第四组《寓言篇》、《拜火教徒篇》和《天堂篇》，可统称“信仰篇”，说的都是有关灵魂归宿的问题。[127]
上述四篇尽管内容和格调都差异明显，《西东合集》却仍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它之能于丰富、庞杂中做到统一、和谐，靠的是：1，诗人歌德始终是贯穿全书的主体，尽管他有时侨装改扮成了旅行者和商人，骨子里仍然是个情人和歌者；2，全书都弥漫着浓郁的阿拉伯气氛，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加宰里”诗体格律[128]；3，对一些重大的主题如诗艺、爱情、人生和信仰等等，在各部分反复抒写、咏唱，于循环和螺旋状的运行中一步步加深，一步步提高，逐渐结晶、升华，直到臻于佳境极致，例如序诗《赫吉拉》最后两节表现诗人的自信、自尊以及对诗艺的近乎神化的推崇，在其他各篇特别是最后的《天堂篇》中，便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可是，《西东合集》毕竟色彩班驳，内容纷繁，加之包裹着阿拉伯的伪装，充满宗教的神秘，读起来仍然相当费解。冯至先生把它与歌德以前各个时期的诗作了比较后说：“但是到这里，却有些不同了，诗好像与读者发生了距离，读者若还是居于被动的地位而不肯多费一些力，他便会从诗的旁边走过，有如从墙外走过一座蕴藏丰富的宝殿。因为这里的语言可能比以前的诗里面的语言更为简练，文字也更为朴素，但是每一个字都越过了它一般的意义而得到更高的解释；这里的自然，一草一木，一道彩虹，以及一粒尘砂，都是诗人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但又无时不接触到宇宙的本体；这里的爱和憎，以及对生命种种的观察，都是诗人自己的，同时又是人类的：所以有些粗率的读者、眼界狭窄的读者、追求辞藻的读者，往往在朴素的文字前感到枯涩，在诗人所写的种种对象前觉得表面的描写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而里边所含的深意他们又无从领略。——更加以在这些诗里出现的人名、地名、风物、人情，多半是东方的，尤其是波斯的，这些生疏的名词更使一些对此感到陌生的读者望而生畏。”[129]
F.深邃的哲理之书，伟大的爱情之书。
对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东合集》，笔者不惴浅陋，在此做一点探讨的尝试——
就诗说诗，先谈《西东合集》有关诗歌的内容。
如上所述，通过到阿拉伯的神游和现实的还乡之旅，歌德迎来了精神和创作的又一个青春。他青春焕发的表现之一，就是勇敢地“拿来”，实现了诗歌风格和观念的更新。比较集中地探讨诗艺的为《歌者篇》和《哈菲兹篇》；《歌者篇》中有一首题名《诗歌与雕塑》的短诗，更形象地阐明了阿拉伯东方的诗歌与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包括诗歌的本质区别：后者是坚硬凝固的、轮廓分明的、易于把握的，就像雕塑；前者是流动柔滑的、无定界的、无法把握的，就像幼发拉底河中的水。然而歌德在结尾唱道：诗人纯洁的手掬水，/水会凝成球状。这说明他相信水一样的东方诗艺并非不可把握；只要诗人有一颗赤诚火热的心，只要他用“纯洁的手掬水”，就会捧得一个圆匀、光洁、透明、晶亮的美丽球体。
歌德创作《西东合集》时已六十五岁，但仍不失赤子之心。他对东方的憧惊是那样热烈，对阿拉伯诗艺的追求是那样真诚，在《哈菲兹篇》的《无限》一诗中竟唱道：让整个世界尽管沉沦吧，/哈菲兹，我要同你竞争，/只有你与我是孪生兄弟。正像当年在与席勒的相互激励下完成了大量杰作，在与哈菲兹的竞争中歌德也写成不少好诗，捧得了不少晶莹闪光、异采纷呈的水晶球，使《西东合集》成了歌德乃至整个德语文学的诗中上品。
三十年前，意大利之行使歌德倾心于希腊古典主义，创作成功《罗马哀歌》等一批不朽诗作；眼下的东方之旅使他对诗艺有了新的追求，与意大利相联系的过去已如一张旧皮从诗人身上蜕掉了。因此也不妨讲，正是从《西东合集》起，歌德的诗歌创作完成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变。
再说《西东合集》丰富而深邃的哲理；它不只集中体现在极富思辩色彩的《格言篇》、《观察篇》，而是渗透了全书。例如《歌者篇》中的《幸福的渴望》，便是一首极为脍炙人口的哲理诗。诗中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火焰这个意象，显然从哈菲兹的以下诗句获得了启示：灵魂在爱情的火焰中燃烧，/像蜡烛一样光明，/我曾以纯洁的心情献身。/你不像飞蛾因渴慕而自焚，/你就永远不会得救，/摆脱爱的苦闷。然而，《幸福的渴望》表达的不断更新自己，超越自己，为了实现理想而不畏艰险、不惧牺牲，以及欲通过死而达到“变”的思想，却是歌德所固有的，是他那带有进化论特征和辨证色彩的自然哲学，以及以自强不息的浮士德精神为核心的人生观的表现。因此可以说，这首诗在借用阿拉伯的形式外壳，弥漫着伊斯兰教信仰的神秘气氛，满含东方哲理智慧的同时，也和谐地、圆融地吸纳进了西方诗人歌德的思想和精神，使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枚可以透视宇宙人生的水晶球，一篇形神兼备、玲珑剔透的艺术杰作。
脍炙人口的《幸福的渴望》，可算是《西东合集》最富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因为这整个诗集都是以东方的艺术形式表现东、西融合的思想精神，都成功地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精神、哲理智慧融溶在了一起。难怪奥地利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和戏剧家霍夫曼斯塔尔（Hugo Hofmansthal，1874-1929）谈《西东合集》的文章劈头就讲：“此书整个儿都是精神（Dieses Buch ist v？llig Geist）”[130]。这儿的精神指智慧，指哲理。霍夫曼斯塔尔的意思是不管写什么题材，诗意诗情都完全为哲理渗透，都表现着智慧。
事实确乎如此，在歌德这个篇幅有限的诗集中，不论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还是男女两性的对话，不论是咏叹人生的无常与来世的飘渺，还是赞颂现世的欢乐和信仰的诚笃，《西东合集》都无不蕴涵着神秘的玄想，深邃的哲思，堪称是一部“智者之书”。
《西东合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它同哲理一样贯穿全书，更构成了《爱情篇》和《苏莱卡篇》的核心；不同的是对于诗人来说，它更加地实在、具体。
1814年7月26日一早，歌德乘着马车出了魏玛城门，在清晨的薄雾中看见一道奇异的乳白色虹霓，心中油然升起幸福的预感，当即吟成一首题为《现象》的诗。这诗的结尾道：所以，快活的老人，/你也别灰心；/尽管你头发花白，/还是会有爱情。
歌德的预感没有错。在法兰克福，他幸遇老熟人韦勒美尔的养女玛丽安娜。这位外秀慧中的女子对大诗人歌德怀有深深的景仰，在他面前表现得十分谦卑；对于温柔美貌的少妇，本来就渴望爱情的歌德自然也不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两人尽管相处时间不长，心弦却已开始了轻柔微妙地振颤与应和；待到第二年春天歌德再去故乡旅行时，已如奔赴心上人的热恋者一般地激动，途中便写了一些诗献给玛丽安娜，还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阿拉伯名字苏莱卡，而自己则变成了阿拉伯歌人哈台姆。这次在离法兰克福不远的一处乡下别墅里，歌德和玛丽安娜朝夕相处了四个星期。两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了互诉衷肠的热烈唱和，身心完全沉缅在了由爱情的陶醉和创作的亢奋混合成的绝妙境界中，可随之而来则是更加难堪的离别。只好在第二年9月，玛丽安娜又匆匆赶到风光明媚的古城海德堡，与逗留在那儿的歌德重温旧情。但由于她年前已嫁给韦勒美尔，歌德自己的妻子也还健在，两人便不得不再次忍痛分手。其间种种酸甜苦竦的况味，诸如相聚的幸福，相思的痛苦，重逢的欢乐，离别的感伤、绝望等等，统统都化作一首一首富于真情实感的、优美动人的抒情诗。它们总共40余首，全收在《苏莱卡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