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走近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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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走近歌德(12)

在德国和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维特》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莱辛和克洛卜斯托克的努力,德国的戏剧和抒情诗在歌德之前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小说的创作成果却非常分乏,即使有也多为消遣性的流浪汉小说和“飘流记”式的小说,格里美尔豪生的《痴儿西木传》(1669)虽然比较出色,但卷帙浩繁,且长期被湮没。与歌德同时而稍长的维兰写的长篇小说不少,却几乎都用的是东方异域的和古代的题材。他的代表作《阿伽达》(1766-67)和格勒特的《瑞典伯爵夫人》(1764)一样,都写得冗长乏味,远离现实,充满了说教气。因此,《维特》可称是第一部直接反映德国现实生活而富于真情实感的长篇小说。它把理查生和卢梭热情奔放、长于心理刻画的特点,与菲尔丁和哥尔斯密对社会生活作现实主义描写的特点结合起来,开了德国近代长篇小说的先河,使欧洲长篇小说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揭露社会矛盾和针砭时弊这点上,卢卡契更称《维特》为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问题文学”的前驱,认为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等小说大师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它的传统。在德国,受了《维特》影响和启发的小说更多不胜计,其中最重要的是荷尔德林的《徐倍利昂》(1979-99)、J·M·棱茨的《林中兄弟》(1979)、蒂克的《威廉·罗维尔先生的故事》(1795-1796)和伊默尔曼的《一个隐士的纸窗》(1822)……直到托玛斯·曼的《绿蒂在魏玛》(1939),等等。

在本文引言中,已提到《维特》对于整个德国文学发展的划时代意义。卢卡契甚至认为:“《维特》问世的1774年,不只在德国文学史里是一个重要年头,在世界文学史上亦然。由于《维特》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德国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虽然短暂但意义异常重大的霸主地位,以及法国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暂时丧失,才第一次明显地表现了出来……”[91]

总之,《维特》这本“小说”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那反映了它巨大影响的久已消退的“维特热”,时至今日也仍在世界上一些地方欣起余波。二十世纪,法国还三次把《维特》搬上银幕。1973年,东德出版了现代版的《维特》——乌利希·普伦茨多夫的中篇小说《青年维某的新烦恼》,在当时的两个德国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到目前为止,东方的日本已有《维特》译本四五十种之多。[92]

五《维特》在中国

相传早在《维特》问世后五载的1779年,就有德国人在一艘商船上看见几幅中国绘画,画着维特的故事。又有人自称在中国皇帝的宫中,亲眼见过一些绘有维特和绿蒂肖像的瓷瓶。这些传说本身虽未可置信,但是,从17世纪初德国已派传教士来中国,十八世纪便设立了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机构,传教士和商人们在传教与做买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德国并为歌德所接触到等等情况看,中国人反过来了解一点德国文学,听到一点在德国乃至欧洲家喻户晓的维特的故事,也并非全无可能。至于后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歌德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讲的情况,就比较可靠了。他写道:“……在广州地方,特别为外国人预备瓷器,所谓客货那类东西,上面的图画是照欧洲人的嗜好绘的,所以画上作维特与绿蒂等人的像……”[93]据冯至教授讲,他1980年赴瑞典讲学时,就在博物馆中见过类似的中国古瓷。

总之,歌德在生前已听见他的维特远游中国的消息,不仅深信不疑,而且引以自豪,为之神往。下面四句歌德写于1789年的诗,就间接反映这个情况:

德国人摹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憔悴的客人;

可对我又有何益啊,甚至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画上镜屏……[94]

维特来到中国文字可考的最早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903)。当年七月,上海作新社译印了一本《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亦名《德意志先觉六大家列传》),其中就有一篇《可特传》(《歌德传》)。译述者为赵必振,所据原书系日本大桥新太郎于1893年所编。《可特传》除较详细地介绍歌德生平和著作外,也谈到了《乌陆特陆之不幸》。这位乌陆特陆并非别人,就是我们的维特。《可特传》中称《乌陆特陆之不幸》为一篇“传奇”,说“其用材料概自(歌德)自己之阅历而来”,并略述了《维特》的成书始末和巨大影响,最后感叹道:“可特之势力,不亦伟哉!”

在与《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出版的差不多时间,我国著名诗人马君武已译述了贵推(歌德)的《威特之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一个片断,题名为《阿明临海哭女诗》,收在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诗稿》中。译者介绍歌德说,“贵推为德国空前绝后之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笈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一书,实其自绍介社会之最初杰作也。”紧接着便节译,或者说节写了维特与绿蒂一起读“莪相”之诗的情景,以及诗中阿明哭女的一段。

《维特》在我国真正产生影响,是在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了一本《三叶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影响。集中收着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1920年初的通信数十封,集前由三人各写了一篇短序。田汉的序说:“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Werthers Leiden(《维特的烦恼》),Goethe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Wertherfieber(维特热)大兴!Kleeblatt出后,吾国青年中,必有Kleeblattfieber大兴哩!”[95]宗白华序说:“刊行这本书的动机,乃是提出一个重大而且急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简括言之,就是‘婚姻问题’;分开言之,就是:(一)自由恋爱问题;(二)父母代定婚姻问题……”其实,书中还谈了很多文学和哲学问题,如关于诗歌,宗白华和郭沫若都认为诗人应“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就从上面这些,已可看出《三叶集》的作者们从《维特》中汲取了多少营养。此外,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的信中,表示要对歌德的著作“尽量地多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胁迫时代’(狂飙突进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

这样,在时代的召唤下,我国终于在1922年出现了《维特》的第一个全译本——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尽管是在问世后整整一个半世纪才来到中国,却仍于正进行着反对封建旧礼教斗争的一代中国青年中找到了知音。不少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与维特同病相怜,被他的故事感动得涕泪交流;一对对决心走自由恋爱之路的情侣,更以《维特》互相赠送,以示自己爱情的忠贞。一时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诗句,在广大青年中流传不息,汇成了一片对封建礼教的示威和抗议之声。据老一辈的人回忆,二三十年代我国确实也兴起过一阵小小的“维特热”。

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的翻译对我国“起于戊戌”的“文学的革新”的推动,具体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说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96]

在《维特》全译本问世后十年,茅盾便把它写进了小说《子夜》里。一本读得破旧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这是女主人公吴少奶奶送给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雷鸣的定情之物——先后三次出现在小说第3章、第6章和全书结尾,对揭露大资本家吴荪甫家庭关系的虚伪和刻画吴少奶奶的软弱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这块碑上刻着《维特》的名字,也证明了歌德这部“小书”在中国发生的影响。

除郭沫若的译本外,我国在30年代前后还陆续出过黄鲁不、罗牧、付绍先等的十个左右译本,译名全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所有这些本子中,仍以郭译流布最广,最受欢迎,仅据1932年一个不完全统计,十年间郭译《维特》已由不同书店重印30版之多。

以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重译、重印次数之多和影响之深之广论,《维特》恐怕是无与伦比的。那么,我们过去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情况又怎样呢?

解放前,特别是30年代,我国学者已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分析评介《维特》的文章,如宗白华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97]以及柳无忌撰写的《少年歌德》一书和其它歌德传记的有关章节。它们大都详细地介绍了《维特》的产生经过、主人公在生活中的原型、书信体小说的特点和作品的巨大影响;但把主题思想往往错误地解释为“心与脑”的矛盾,“感情与理性”的矛盾,因而认为《维特》是“悲剧人生之表现”,是一部“人格的悲剧”等等。倒是郭沫若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序引》,指出了书中体现的泛神思想和狂飙突进精神的几个方面,虽说概略,却也中肯。

解放后,关于《维特》的著述更少了。只在德国文学史和一些介绍歌德的文章中附带地谈到这部世界名著。与解放前相反,论者大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作品的社会意义,正确指出了它反映的是觉醒的资产阶级青年与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矛盾。

在革文化的命的年代,郭译的《维特》自然成了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观念的禁书。但随着我国1978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歌德和《维特》的译介却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重视。从1981年至今,又陆续出版了四五种《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新译本,其中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武能译本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侯浚吉译本最受欢迎,十多年来几乎年年重印,总印数都早已突破100万册。

进入九十年代,名著重译成风,固然也有一些可敬的同行兢兢业业地推出了有特色、有质量的新译本,但粗制滥造乃至“抄译”即剽窃的情况也时有发现。迄于今日,加上解放前的旧译和在台、港等地出版的周学普等人的新译,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在中国总共已有译本粗略统计已有三十几种,远远超过近年来被国内翻译界炒得很热的《红与黑》的译本数量。[98]

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已为帮助读者理解这部世界名著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与《维特》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相比,尽管译本已经很多,研究却还是初步的、分散的,也不够深入。本文就是试图在总结前辈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和系统化的工作,并在《维特》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以及“维特热”的产生原因和性质这几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结语

综全文所述,《维特》是一部在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三方面都取得了高度成就,达到了三者和谐的优秀作品,曾经在欧洲及我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部作品连同表现了它巨大影响的所谓维特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研究它们,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学创作的规律的认识,对文学作品与其社会效果的关系的认识;可以促进我们对于伟大作家歌德的了解,对于德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的了解,对于中德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情况的了解。

《维特》和“维特热”是一个值得文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那么,对于我国今天的广大读者,这部小说是否也有某些意义和价值呢?

有的。首先,书中所宣扬的要使人的全部潜能、全部自然本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于我们并没有过时。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实现“四化”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目的,不就是要创造能使每个人的全部潜能都得到发挥的社会条件吗?其次,《维特》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十八世纪德国和欧洲的社会风貌,了解当时一代青年的感情、憧憬和苦闷。“五四”时期,《维特》曾深得我国处于反封建斗争中的知识青年的喜爱,通过它,我们也可以间接听见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心声。总的看来,《维特》这部作品的格调是比较高的,只要注意不受其感伤厌世情绪的熏染,读一读不无好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维特》这部世界名著可称一个小小的艺术宝库,深入进去,我们定能采到不少珍珠宝石,获得巨大的艺术享受。

智慧之书世象之镜

——关于歌德的两部史诗

歌德的文学创作不但卷帙浩繁,而且丰富多采,样式繁多。除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游记等等今天为人熟知的体裁,他还创作有两部史诗(Epos),即《赫尔曼与多罗特亚》(1796-97)和《列那狐》(1793),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它们不但曾经受到歌德自己的珍视,被同时代的作家视为杰作,很好地表现了歌德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以及他善于向古代学习,向民间学习的长处和特点,而且仍富有相当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