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叹一问，道出了维特的多少苦闷、辛酸，宣泄了他对人世的多少绝望、不满！而联系着前边那封充溢着生气的长信来读，更可看出维特一年来的变化有多么地大呵！
这同一封信，也可说明歌德语言的含蓄精炼。不过，叙事行文的简洁含蓄这个特点，更集中地却表现在“编者致读者”的冷静纪实中。例如，对维特最后一次离开绿蒂后的痛苦情状，书中仅有如下粗线条的交代：
他走到城门口。守门人已经认熟他，一声没问便放他出了城。野地里雨雪交加，他一直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家叫门。佣人发现他头上的帽子不见了，也不敢多问，只侍候他脱下全部湿透的衣服。后来，在临着深谷的悬崖上，人们拣到了他的帽子。
这一段百来字的白描，看似平平淡淡，实则内涵丰富，留下了很多让读者自己用想像去填补的空白，比用一大串诸如“神思恍惚”、“痛不欲生”、“雨夜在危崖深涧狂奔”、“回到家中面色怕人”之类的刻意描绘和渲染，更加形象，更堪玩味。
又如，全书结尾写维特死后下葬的情形，更简洁含蓄到了无以复加：
老人和他的儿子们走到维特遗体的后面，阿尔伯特没能来，绿蒂的性命让人担忧。几名手艺人抬着维特的棺木；没有一个牧师来给他送葬。
寥寥数语，隐藏着无数的潜台词，我们读完禁不住会向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把维特与来送葬以及没来送葬的各种人的关系都思考一遍，以致咀嚼回味全书的内容，直到悟出这个似乎漫不经心地写出的结尾的深刻含义。有学者认为，这几句话“就像榔头敲击棺木似地”咚咚有声，“歌德从此以后再不曾写出像这么沉重有力的句子”。[72]
歌德曾对爱克曼说，《维特》包含着他“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73]从《维特》的结构严谨、剪裁精当和行文含蓄看，歌德这话并非夸大。
上述两方面的优点，再加上丰富多彩的典故、生动新奇的比喻等等，就使《维特》这部“小书”的形式十分恰当和成功，因此具有了格外巨大的艺术魅力。
四《维特》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
《维特》写成于1774年初，同年秋天在莱比锡匿名出版。现在一般流行的是1786年的修订本。与原本相比较，修订本增加了那个不幸的青年长工的故事，把前此显得庸俗而冷酷的阿尔伯特的形象改得和缓了一些，加强了对绿蒂矛盾心情的揭示，对语言也作了一些润饰。[74]
诚如歌德所希望的那样，他通过写《维特》摆脱了痛苦而狂乱的心境，自称“像办完了一次总告解一样，心里又感觉愉快而自由，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生活的权利”[75]。有人说，“维特救了浮士德”[76]；我以为不妨讲，维特救了歌德。试想，要是歌德不曾克服他早年的精神危机，又哪儿来日后的伟大成就？
可是，《维特》这本“小书”产生的空前巨大的社会影响，却是作者万万不曾料到的。
《维特》问世后当即风靡了德国和整个欧洲，“一夜之间，主人公维特便成了几代人崇拜的偶像”[77]。人们不仅争相读它，而且纷纷摹仿主人公的言论思想、风度举止、穿戴打扮，青衣黄裤的维特装于是风行一时。原本冷冷清清的耶鲁撒冷的墓地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成了维特的同情者和崇拜者们凭吊和聚会的场所；而“拒不为维特送葬的牧师”，则遭到了千千万万人的唾骂。人们对维特的故事深信不疑，甚至“有几个傻瓜忽发奇想，趁此机会也开枪自杀”[78]，而且在这样做时还把《维特》翻开来摆在桌子上，精心地模仿着小说主人公自杀时的姿势……
但对《维特》的问世最感欢欣鼓舞并真正理解它的，却是当时积极参加狂飙突进运动的青年作家们。弗·亨·雅可比一口气把它“反反复复读了三遍”，施托贝格夫人“很快就背熟了我的《维特》”，威廉·洪堡读它“彻夜不眠”[79]。进步诗人舒巴尔特在一篇评论里写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坐在这儿，心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淌，因为——我告诉你吧，读者——我刚刚读完我亲爱的歌德的《维特》……读吗？不，吞噬！我想评论它吗？要是我真这样做了，我这人就没有心肝……我宁肯终身贫困，一辈子睡干草，饮清水，吃草根，也不愿失去体察这位多情善感的作家的心曲的机会……”[80]
是否只有青年一代才这么如醉如痴地读这部小说呢？不是，在它的推崇者中，还有德高望重的德国大诗人克洛卜斯托克，还有瑞士神学家拉瓦特尔和德国教育改革家巴塞多夫，以及法国吒咤风云的拿破仑一世皇帝。特别是后者，读《维特》竟达七遍之多，并于1808年在埃尔福特会见歌德时与他畅谈这本书达数小时之久，足见其对它的喜爱与重视非同一般。
反之，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形形色色的卫道士则站在反动立场上，视《维特》为大逆不道，诬指它为“淫书”、“危险的书”、“不道德的书”、“该遭天谴的书”，等等。牧师们从布道的讲坛上猛烈攻击它；德国的一些地方和丹麦都禁止它发行；它的意大利文译本一出现在米兰，即被教会搜去全部销毁。甚至维特装也变成了危险之物，直到1825年，莱比锡还明令禁止穿这种“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尽管如此，仍阻止不了《维特》的流传和产生巨大影响。在德国《维特》不到两年便重印了十六次，各种各样的模仿、改编和戏拟之作也大量涌现，并且搬上了舞台。在民间和市集上，还流传开了一些讲维特故事的说唱和歌谣、俚曲。[81]而在英法等国，情况也一样甚至还有过之。
以上所述，就是文学史家和歌德的传记作者们历来津津乐道的所谓“维特热”。现在，本文则准备探讨一下与此几个有关的问题，即：“维特热”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罕见的文学和社会现像？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维特热”的产生，原因应该说是复杂多样的；但归纳起来，大致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维特》一书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顾名思义，“维特热”乃是它的成功与影响的表现，那么，《维特》又以什么取得成功的呢？海涅认为是“由于它的题材”。[82]威廉·洪堡则说：“既不是他的爱情，他的感伤情调，他的绝望心情，也不是归根到底对他的命运的同情深深吸引着我；吸引我的，是他用以包容一切的感受力和思想，他对人类、生活和命运所作的品评，还有美妙的自然描写，直截了当闯进心中来的真情实感，最后再加那不容摹仿的表现手法，细腻入微的性格刻画，以及那如此真实、如此纯净、如此动人、如此富于魅力的语言……”。[83]所有这些论断，都有一定道理。
笔者认为，《维特》取得成功的凭借，可以概括为：1，故事内容、人物形象和思想情感的高度真实性；2，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精神；3，精湛高超的艺术处理。正是这三者的和谐结合，赋予了作品以震撼人心的巨大威力。很难设想，这三者中有任何一点缺少了，《维特》还会成为一件杰作，还能引发席卷欧洲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维特热”。二、《维特》取得巨大成功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本身充满了《维特》中所表现的矛盾和危机。歌德在《诗与真》中讲得好，“这本小册子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轰动一时，主要就因为它出版得正是时候，如像只需一点引线就能使一个大地雷爆炸似的，当时这本小册子在读者中间引起的爆炸也十分猛烈，因为青年一代身上本已埋藏着不满的炸药……”[84]
的确，如果没有时代和社会的内因，“维特热”可能根本不会产生，或者至少不会来得这么猛烈和持久。因此，对于引起“维特热”来讲，在《维特》这部作品本身的上述三个特点和优点中，它所表现的狂飙突进的反抗精神，所包含的全面自由地发展人性的人道主义理想，又是主要的。正是这种反抗精神和理想憧憬，道出了时代的心声，在千千万万渴望“个性解放”、“感情自由”和不满社会的限制和压迫的一代青年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至于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维特热”这个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问题，我们在分析其产生原因时似乎已作了回答。
有人称“维特热”是一种“时代病”或“世纪病”。其实呢，它只是那个时代所患的严重疾病的一种病征；病根存在于社会的肌体内，《维特》只是起到了把病征引发出来的作用而已。
有人说“维特热”表现了一种“颓废倾向”，甚至称代表这种倾向的维特为“垮掉的一代”的先驱。笔者认为，“维特热”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不能一概斥为“颓废”，而且就在某些消极的形式里面，也隐含着不满现状的积极内容。以争穿维特装为例，赶时髦者固然大有人在，借此向社会抗议和挑衅者却也有的是，不然统治阶级不会明令加以禁止。
以上对于“维特热”这一文学史上著名的现象的探讨，可以给我们几点有益的启示。首先我们看到，一部文学作品要真正取得成功，要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就必须做到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三者的和谐统一。一切缺少真实性的文艺，一切脱离时代、没有思想的“为艺术的艺术”，一切艺术力量贫乏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统统不会真正取得成功，遑论引起巨大的震动。
其次，我们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在影响特别强烈时就会表现为“××热”。因此，作家在写作时，完全有必要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维特》刚出版，莱辛就认为书后“还必须有一篇简短、冷静的结束语，以使这部热情的作品多带来些好处，少造成些祸患”。[85]也出于同样的认识，1775年《维特》再版时，歌德才在第二编前加了一节序诗，劝人们勿步维特后尘，而要“做个堂堂男子”。这些，都是作家考虑社会效果的先例。
但是，“维特热”也表明，一部作品产生多大的影响和怎样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和时代方面的原因一般说来更为主要，文学作品往往只起着“引线”的作用。这作用固然万万不可忽视，但也不宜夸大。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分析，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本末倒置，视“引线”为“地雷”，当“病征”作“病根”。
最后，作品的客观效果不一定总符合作家的主观意图，“维特热”之于歌德就是明证。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来判断作者的“居心”和评定其功过的作法未必可取。
随着欧洲进入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高潮，广大青年变成了举着“剑与火”进行斗争的战士，“维特热”也就逐渐消退了。海涅1842写的《倾向》一诗间接反映出，当时的激进青年已不愿“再像维特那样呻吟，因为他的心只为绿蒂燃烧”。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更直截了当地称维特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傻瓜”。[86]年轻的恩格斯在1847年初写成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把维持仅当作一个“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
但尽管如此，《维特》这部作品却远远没丧失其意义和价值；不论在歌德一生的创作中，还是在德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它都占着一个显要的地位。
歌德一生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与《维持》有着内在联系。在体现狂飙突进的反抗精神和矛盾这一点上，《葛兹》与《维特》被称作是“同一枚银币的两面”。[87]雅·米·莱·棱茨认为维特乃是“被钉上了十字架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他也是一位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失败了的英雄。[88]歌德曾称《塔索》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却又同意塔索是“提高了的维特”，因为在《塔索》中更尖锐地提出了《维特》的各种问题……到于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与《维特》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两位主人公的形象乍看起来似乎存在天渊之别，事实上维特与浮士德是一对“孪生兄弟”。[89]浮士德也有着维特的烦恼，也感觉他生活的环境无异于一座牢狱，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维特则是个浮士德型的人”[90]，也有着浮士德式的憧憬和追求；维特渴望“成为无尽的自然的一面镜子”；浮士德更进一步，决心“把握住无尽的自然”。
总之，歌德的所有重要作品，包括抒情诗和两部《威廉·迈斯特》在内，全部通过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与《维特》联系在一起，即都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渴望使个人从社会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同的只是，青年歌德在《维特》中追求的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理想，在现实社会里根本无从实现，只好让他的主人公含恨自戕；晚年，他让浮士德借助于神秘的外力，在幻想的大世界里进行更勇敢的追求，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智慧的结论”：
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和自由。
才能获得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这就是说，人类只要自强不息，坚持斗争，就能在那个生活着自由人之民的“自由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因此不理解《维特》这部书，便不能深刻理解《浮士德》，不能全面理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歌德及其创作。
《维特》是狂飙突进运动最成熟的果实，它的出现给了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运动以极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