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总会留有遗憾，这是它的珍贵之处
梦想是一朵破碎之花
奥黛丽·赫本最初的梦想并不是成为电影明星，而是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赫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芭蕾，即使是在食物短缺、整日为活命提心吊胆的二战期间也没有中断。“战争把人变成囚徒，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我周围有同龄人，且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和我不一样。我不知怎的，在枪炮和杀戮面前，始终坚持着我自幼的梦想——音乐、芭蕾。”赫本说道。
战争一结束，赫本就回到伦敦继续跟随玛丽·兰伯特学习。玛丽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芭蕾舞教师之一。一天，赫本找到她，问如果自己继续刻苦努力，有没有机会成为首席芭蕾舞者。玛丽非常恳切的回答，赫本是她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她已经错过了联系芭蕾的年龄，不管多么努力训练，已经定型的动作基本不会再改变。而且，当时的芭蕾男舞者个头都比较矮小，他们需要身材娇小的女搭档。而赫本身高170公分，是班上最高的女孩。与赫本搭档时，那些男伴无法完成最基本的托举动作。玛丽建议赫本选择第二女演员可能会更好。并且，她还邀请赫本在芭蕾舞学校里兼职当老师，多一份收入，赫本和母亲的生活会好一些。
“但是我的梦想怎么办？”年轻的赫本忍不住尖叫起来。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大了。二战期间，长期的忍饥挨饿影响了她的发育，与那些同时期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并保持系统训练的女孩相比，赫本在身体条件上没有优势。可以说，是战争摧毁了她的梦想。
赫本后来对肖恩说，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她回到宿舍，感到对未来毫无憧憬，只想躺在床上等死。“那些在战争和饥饿时支撑她活下去的梦想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赫本没有去拜访其他的芭蕾舞老师。这就是她的性格，当她认定某个人是值得信赖的，就会听从他的建议。赫本认为玛丽是对的，她还要继续生活下去，虽然梦想已经不在了。如果不能成为最好的芭蕾舞演员，那么她宁愿放弃、改行，而不是退而求其次去当一名老师。她要努力成为其他领域里最出色的那一个。
赫本需要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所以她开始接模特的工作，也参加舞台剧和小成本电影的演出。从那以后，赫本找到了方向，走上演艺之路。
梦想就是那样的存在，能支撑着一个人度过最困难的时刻，让一个人不断超越自己的极限，直到心中描绘的那张图画变成现实。人生如果没有梦想就等于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和活下去的意义。怀抱着一个梦，在感到快要不行的时候，想想那个梦，即使再辛苦，也要拼命撑过去。梦想的力量，实在是大得惊人吧。
在芥川奖最年轻的得主绵矢莉莎的畅销小说《梦女孩》有一段夕子和经纪人之间关于“什么是梦想”的对话：
“现实中的工作既单调又辛苦，工作的人所有心力都放在工作上，自己本身并不会那样发光发亮……让观众觉得这种事说不定也会发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而这，就是带给人们梦想的人的工作。”
“那么，那样的梦不就是假的梦吗？不就是谎言吗？”
“没错，就是谎言，所以才叫梦想。”
“梦想=谎言”。这样的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事实往往差不多就是这样。只有极少一小撮人能百分百地实现当初的梦想。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梦想与其说是一个想要达成的目的，不如说是一个支撑着自己，让自己相信人生的存在，一个能够产生能量，但本身无法在现实中出现的存在。
拥有梦想是好事，否则人生就是没有目标的灰暗的人生。但是，当意识到这个梦想也许无法实现的时候该怎么办？是就此消沉下去，还是仍然坚持非得达成既定目标，或者是需求另一条路，在合适的领域发热发亮？
我们会佩服那些为了梦想坚持在坚持的人，对于那些转投另一领域的人，有些人会觉得他们不够坚定，在逃避。但是，这些即使掉转方向的人，恰恰是头脑清醒，意志坚强，并且对未来仍然保有希望的聪明人。他们清楚自己的长处，更承认自己的短处。在这样的前提下，认准目标，抓紧时间把一件工作或一门学问刻苦、认真地做下去，久而久之，自然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将梦想照进现实。也许，这个结果与最初的梦想有差别，但至少已经做成了一件事。比起那些“坚持家”，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很多人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们充分了解自己的长处，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进行定位。如果不充分了解自己的长处，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趣和想法，那么定位就很不准确，有很大的盲目性。如果歌德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当画家的梦想，那么绘画的历史会埋没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匠，而世界文坛损失了一名天才的诗人。
梦想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词。因为美丽，所以遥远而脆弱。正因为如此，才会让人一直保持着前进的动力。就算到了最后也无法完全实现心中所盼，但那些为了梦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的日子，所留下的美好回忆，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最要紧的，还是要分清楚梦想与现实。梦想只有建立在自身的实际条件下才能照进现实，否则就只有“梦”了。当着一个梦想破碎的时候，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去寻找另一个未知的自己吧。那扇门被关上了，新的梦想之光会从原来不曾注意到的窗户照进来。
那个最渴望的男人始终无法走近
1964年之前，赫本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是二战刚开始的时候。她在英格兰的一个农场度过了一整个夏天。当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后，赫本的父亲把她送上最后一批从英国起飞前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中的一架。当飞机超低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在赫本幼小的心中，父亲也离她越来越远。当时的荷兰是中立国，所有人都绝的这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幸的是，赫本抵达那里的第三天，德国未经宣战就直接开进了荷兰。
此后的20多年里，赫本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不过，与梅尔·费勒结婚后，费勒一直通过红十字会寻找他——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终于，费勒被红十字会通知赫本的父亲在爱尔兰。费勒立刻给约瑟夫打了电话。鲁斯顿马上判断出他是谁，因为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获知女儿的演艺消息。费勒安排了见面时间，鲁斯顿表示“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语中，这是一句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他们相约在柏林谢尔波恩酒店大堂见面。赫本和费勒从瑞士赶到爱尔兰。刚到房间不久，电话就响了。
赫本和费勒下了楼。鲁斯顿，赫本的父亲等在大堂里。肖恩在《天使在人间》里描述了这场感情复杂的重逢。“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粗花呢大衣，显得有些苍老，不过老头儿仍然气宇轩昂一脸的骄傲。我母亲等了几秒钟，但是外祖父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他根本没有拥抱我母亲的打算。”
终于，赫本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她的父亲。在这次团聚中，所有人都没有喜极而泣。赫本担心那样会让父亲觉得愧疚，所以一直强忍住泪水。他们一起吃了午餐。然后，费勒找了个借口出去，把时间留给赫本和鲁斯顿。等他回到酒店大堂时，只剩下赫本一人，鲁斯顿已经离去了。
后来，赫本又邀请鲁斯顿先生到“和平之邸”住过一两天，她希望父亲能见见他的两个外孙，肖恩和卢卡。
1980年，赫本从医生处得知鲁斯顿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于是她在罗伯特·沃德斯的陪伴下第二次前往都柏林。这一次，她做了长时间的停留。那个时候鲁斯顿已经神志不清，不停地说着自己的马，实际上他已经一匹马都没有了。他只是告诉罗伯特，赫本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他为自己多年来的冷漠无情和不负责任而后悔，而现在，他为女儿感到骄傲。
鲁斯顿先生去世的前几天，赫本和罗伯特离开了爱尔兰。她没有留下来等待参加鲁斯顿的婚礼，因为当时他们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起媒体的关注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赫本一直对鲁斯顿先生给予经济援助，一直到他去世。虽然，在赫本和母亲艾拉最需要照顾的时候，鲁斯顿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赫本没有因此而拒绝赡养他。她有为之坚持一生的原则：每个人都必须做到自己应该做的，无论她曾经被伤害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推卸则分责任。
赫本父亲的离去，影响了她的一生。甚至她的两段婚姻都源于这同一种动力。她一直有一种“情感上的饥饿”。那种从心灵深处渴望被拥抱，被保护的年头一直伴随着她。但遗憾的是，赫本的父亲是一个有情感交流障碍的男人。他能说13种语言，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女儿很好地交流。幼年的经历对赫本后来的感情生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潜在的危害。赫本曾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情感，也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辨别那些潜在的可能会危害到相互之间亲密关系的危险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抱怨的转嫁，痛苦的转嫁。”
受到伤害之后是否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自我，而没有报复性质的动作，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从内心深处包容世界，原谅他人的标尺。尽管被某种伤害伴随着一生，但仍然能够尽到责任，去宽容对方，这样的人实在是值得尊重的有品格的典范。人生总会有不如意，会有猜疑、中伤。也许在那一瞬间，会有想要发泄的情绪，但总能冷静下来，思考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带着忧伤前行，却把这种忧伤深埋心底，努力微笑的人，也许从某种角度说，自有一种别样的优雅魅力吧。
她可能只是忘了说爱
1929年5月4日，赫本出生于比利时王国首都布鲁塞尔。她的母亲艾拉·凯瑟琳·凡·赫姆斯特拉（Ella Kathleen van Heenstra）是荷兰贵族后裔，承袭有男爵封号，家族谱系可以追溯到英王爱德华三世。二战中，赫本的父亲离她们而去。艾拉带着女儿前往荷兰小城阿纳姆，投奔赫本的舅舅。他们租住在祖父的房子，赫本进入阿纳姆音乐学院学习芭蕾。好景不长，德军对荷兰不宣而战，而且由于谣传赫姆斯特拉家族有犹太血统，赫本的舅舅和表哥被纳粹杀害了。祖父的房子被收走，账户也被冻结。赫本和母亲的生活陷入绝境。
1945年冬天的荷兰，许多人因饥饿死去。由于尸体没办法很好处理，不久就爆发了肺结核瘟疫。艾拉拼命给女儿和自己找吃的，但只能找到郁金香球茎和用烘草制成的面包。有时候连这些食物也没有，她们只好使劲喝水，到了下午早早上床睡觉，以保存体力并减少饥饿感。经过漫长的等待，二战终于结束了，美国开进阿纳姆城。但赫本此时的状况非常糟，长期的营养不良摧毁了她的身体。身高168公分的赫本体重只剩下41公斤。贫血、黄疸、和哮喘随时会要她的命。男爵夫人看着女儿就快被死神夺走，无能为力。
但是，贵族的坚强不屈使艾拉强迫自己振作起来想办法。她费尽心思从美国大兵那里弄来烟草，再拿到黑市上换回了救命药盘尼西林。赫本终于得救了。
1948年，艾拉带着100英镑，带着女儿来到伦敦。她认为这里是个深造芭蕾的好地方。她把赫本送进玛丽·兰伯特开设的芭蕾学校，靠着打零工养活两人和支付女儿的学费。
赫本和母亲艾拉之间的感情，可以说是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按常理说，她们一定是一对感情深厚的模范母女。实际上，她们之间常常会有摩擦。这与男爵夫人的性格有关。艾拉是一位典型的旧时代贵族家长。尽管她非常爱女儿，为女儿的成就感到骄傲，却极少表露出来。她在女儿面前永远是一种严肃、刻板、挑剔、强硬的姿态。对于内心敏感、容易受伤并渴望爱的赫本来说，这样的母女关系实在不能让人感到轻松。
不过，母亲的不善表达，并没有影响赫本对她的爱。有一次，赫本在访谈节目中谈起母女关系时说：“妈妈和我一点都不像，不过我们相处得很好。她是个可爱的女人。”
当赫本的演艺事业开始有起色时，她就竭尽所能使母亲过得舒适一些。只要不用开工，赫本就会接母亲过去同住，有时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后来，艾拉的身体日渐衰弱，赫本为了照顾她，把她接到“和平之邸”同住。艾拉于1984年8月26日去世。此前的十年间，赫本一直守在她身边精心照顾。
只要母亲在家里，赫本就尽可能减少外出活动。如果有些活动无法推辞，她也会快去快回。1982年9月，纽约时装学院举办纪梵希30年纪念展。作为纪梵希的好朋友，也是纪梵希风格的代言人，赫本理应出席。于是她决定暂别母亲几天，飞往纽约参加这次聚会。
没想到的是，就在回顾展开幕前三天，住在“和平之邸”的艾拉摔了一跤，摔伤了腿。虽然腿伤不严重，但赫本还是不放心，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直到活动开始的前一天，她才搭夜车从瑞士赶到巴黎，再坐协和飞机飞到纽约。临走之前，赫本叮嘱罗伯特一定要照顾好母亲，把注意事项说了一遍又一遍。
虽然人在活动现场，但赫本的心思全都留在了家里。整个晚上她不停地往家里打电话，一直在抽烟。她的崇拜者上前献花，她只能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热情。活动结束后，赫本立刻飞回巴黎，又转车回到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