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生接到陶朱公的委托后，专门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对楚王说：“据我长期观察，某一个星宿移动到某个位置，对楚国会有危害。”楚王向来很相信庄生的话，便向庄生寻求解决的方法。庄生说只有做好事才能够将这个危害消除。楚王表示明白了，当即命令侍卫去将钱财物资的府库严密封起来。
接受陶朱公大儿子贿赂的那名权贵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地对他说：“楚王就要大赦天下了。”大儿子不明白，权贵解释说：“按照楚王的惯例，他每次在大赦天下前，都要先把府库封起来，因为怕人乘机在大赦前抢劫府库，而可惜的是昨晚楚王已命令封闭府库了。”大儿子想到楚国即将大赦天下，那么他的弟弟自然也会被放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千镒黄金岂不是白白给庄生了？想到这里心里便有些不乐意，于是立刻去见庄生，想要把那钱给要回来。
庄生见到大儿子后非常惊讶，忙问他怎么没听自己的劝告赶紧离开，谁知大儿子却十分不客气地说：“我当然不会离开了，当初我是为了弟弟的事情有求于你，才将千镒黄金送给你，但现在弟弟的罪马上就要自动赦免了，我看……”庄生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马上将千镒黄金还给了他。大儿子高兴异常，心想没有花钱就救回了弟弟，父亲怎么也得夸夸自己呀！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做法大大激怒了庄生，庄生一气之下又去见楚王说：“我上次所说的有关星宿的事情，楚王说要用行善的方法来消除危害，这最好不过了。可是前两天我在街市上看到很多人都在议论这样一件事，说定陶的一位名叫陶朱公的富人，他的儿子杀了人被关在楚国的大牢里，他的家人拿了许多钱财贿赂了王的大臣，所以都说王并不是为了体恤民情而进行大赦，而是因为陶朱公儿子的缘故。”
楚王听后勃然大怒，说：“胡说八道！我虽然不敢自称什么明君，但怎么会因为陶朱公儿子的缘故就特别施恩大赦天下呢？”于是命令左右马上将陶朱公的儿子杀掉，然后才下达大赦天下的旨意。陶朱公的大儿子最终只得带着自己弟弟的尸首回了家。
进了家门以后，家人个个都非常悲痛，唯独陶朱公一人没有什么异常。家人不解，陶朱公说：“我早已知道他这一去必定会将他弟弟杀死的！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他不爱他的弟弟，而是因为他舍不得花钱！想当年他小时候就同我一起经商，对谋生的艰难深有体会，所以不轻易花钱。而小儿子呢，在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家里已经很富裕了，他几乎没吃过什么苦，不懂得挣钱的艰辛，所以不会像他大哥一样吝惜钱财。我原来就打算让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而大儿子是绝对不舍得的，他去十有八九会带着他弟弟的尸首回来，这是合乎常理的，没什么好悲伤，我本就是日日夜夜在等着丧车的到来！”
救人也好，管人也罢，如果想要使一项任务得到圆满的执行，首先必须配置合适的人才去做，只有如此才能够使任务达成，否则只会眼睁睁地看着事情朝着相反的境况发展。
故事中的陶朱公深深明白在救人上自己的小儿子最合适不过，所以派小儿子去，但最终拗不过大儿子的苦苦相逼，才勉强答应大儿子去，结果大儿子领了一具尸首回来，实为可惜。若在开拓市场时派遣了错误的对象，那么，得到的恐怕也是失去市场的结局。因此对于管理者而言，使用最正确的人是高效管理的前提。不能做到这一步，任何目标都只能是空谈。
找到你所需要的贤人
懂得贤才的重要性是任用人才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一个“察贤”的过程，即正确地识别人才，这是重视和任用人才的前提条件。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吕不韦深谙“尚贤为政之本”的道理，作为一国之相，他深知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吕不韦以政治家的眼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得贤人与得天下直接联系起来，从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尚贤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中写道：“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要求国家的统治者把尚贤作为基本国策。吕不韦的这些观点和做法，都显示了他对人才的推崇。
吕不韦所处的时代是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人才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对此，吕不韦借助《吕氏春秋》提出了“察贤”的三个标准。
首先，《吕氏春秋》使用了许多概念，如圣、贤、士、能等，从这些概念看，吕不韦心中的“贤人”都是一些品德高尚的能人，也就是德才兼备之人。
其次，《吕氏春秋》指出：“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吕不韦将心志、做事、功劳三者作为举人之本，这个标准把德才兼备具体化了，延伸到了做事的能力和政绩等。
最后，《吕氏春秋》明确地提出了“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的内观和外观标准。所谓“八观六验”，就是“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具体意思是：
1.在他通达、过着很顺利的日子时，要注意看他礼遇的是些什么人。
2.在他显贵、发达时，要注意看他举荐些什么人。
3.在他富贵时，要注意看他供养、收养些什么人。
4.在他听取意见时，要注意他将采取些什么行动。
5.在他闲暇无事时，要注意看他有什么喜好和嗜癖。
6.在与他探讨问题时，要注意他说些什么话、怎样说话。
7.当他贫穷时，要看他不接受什么东西。
8.当他处在下贱阶层时，要看他绝对不做什么事情。
以上是“八观”的主要内容。
1.当他高兴时，要检验他什么地方没有过分的表现、所守的事情没有因此而开放。
2.当他快乐时，要看清他的癖好。
3.当他发怒时，要看清他的节制，能否保持理性。
4.当他恐惧时，要看清他是否保持着足够的自制力。
5.当他哀伤时，要看清他为何哀伤，透过这种哀伤能否看到他的仁慈之心。
6.当他处于苦难当中时，要看清他这时所秉持的始终不渝的志向。
以上是“六验”的主要内容。
除了“八观六验”，吕不韦还说：“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所谓“六戚四隐”的标准就是：鉴定一个人的品质，除了要有以上标准之外，还要听取他六类亲戚、四种接近他的人对他所作的评价。六类亲戚是：父、母、兄、弟、妻、子；四类接近他的人是：朋友、老相识或同事、乡亲和邻居。这些人代表了他不同时间、生活侧面和生活空间内对他最为熟悉的群体，所发表的看法和见解也必然是最为客观、全面而公正的。
综观以上三个识人标准，标准一是综合的理性标准，核心即德才兼备。标准二是理性标准的具体化，侧重于标准的具体操作。标准三是从内、外两个不同方面识别考察人才，侧重于方法论。应该说，这三个标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考察体系，吕不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按照这一标准体系识别考察人才，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古语说：知人善任。作为一名领导者，不了解一个人，就无法决定能否对他委以重任。只有了解了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人才的能力和作用，或者识破一个奸伪之徒的本来面目，避免影响整个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正是由于了解人才、选择人才是关乎一个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在人才管理上，现代企业管理者有必要借鉴吕不韦的“察贤论”，掌握科学的识人方法，凭此获得更多真正优秀的人才。
别让情绪影响判断力
古代帝王虽然身居高位，能力及素质都非平常人所及，但说到底他们也是人，也有着寻常人所有的喜怒哀乐，而这些喜怒哀乐的情绪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判断力。但真正优秀的帝王即使在盛怒之下也会适当地控制自己，绝对不会让一时的情绪左右自己正常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力。秦王嬴政就是这样的优秀帝王。
嬴政手下曾有一名方士名叫侯生，颇为嬴政信任。公元前215年，嬴政派他“求仙人不死之药”。侯生虽然知道嬴政非常信任自己，但他始终处于担惊受怕中，自己的那一套只不过是一些骗人的把戏，早晚一天会被嬴政识破。于是在接到嬴政寻药的命令后，侯生与另一位方士卢生两人商议决定逃走。逃走倒是并不打紧，但是两人临逃前还说了很多嬴政不爱听的话，诸如“贪于权势”（喜欢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肯授权给百官）、“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且传遍了整个咸阳城。
这就要严办了！因为这是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不是神药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于是嬴政警觉起来，认为这个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散布诽谤朝政的言论的人），将他们全部坑杀。
侯生和卢生自知犯了死罪，为了缩小目标，便分头逃亡。卢生一去再无音信，不管外界有什么传说，反正嬴政最终都没有见过他。但侯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是过不惯逃亡的日子，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亲人，还是对四百六十人的死感到内疚？居然壮着胆子又回来了。
嬴政获知侯生回来的消息后，更加气愤，马上下令将侯生捉拿归案，准备痛骂一顿后将其处以车裂之罪。为此，嬴政还做了一番精心的准备，特意选择在四面临街的阿东台上怒斥侯生。因为在这里能够让许多人都看得见、听得着，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嬴政远远地望见侯生被押过来时，便怒不可遏地骂开了：“你这个老贼！居心不良，诽谤主子，如今竟还敢来见我！”周围的侍者都猜测侯生今天无论如何都活不成了。侯生被押到台前，高昂着头说：“臣听说，知死必勇。皇上能听我一些忠言吗？”嬴政：“有话快说！”
于是，侯生昂扬顿挫地说道：“为臣的曾听说，大禹曾经专门在门前树立一根‘诽谤木’，以此获知自己的错误。如今皇上您一味追求奢侈而丧失治国的根本，终日过着淫乱安逸的生活。宫室台阁连缀不绝，珠玉重宝堆积如山，妇女倡优数以万计，钟鼓之乐无休无止……所有自己享用的一切，都是华贵奢靡，数不胜数。然而普通老百姓呢，他们衣不蔽体，缺粮少食，民力枯竭，您这些都看不到吗？一旦别人指责您，您只管恼怒万分，以强权压制臣下，以致为臣的有口也难言，所以我们才逃走。臣等并不吝惜自己的性命，只是惋惜秦国就要灭亡。听说古代的圣明君主，食物只求吃饱，衣服只求保暖，宫室只求能住，车马只求能行，所以上没有看到他们被天所遗弃，下没有看到被百姓抛弃。如今皇上的淫逸程度，是丹朱的一万倍，是夏桀、商纣的一千倍。臣想皇上如果继续这样过下去，只怕秦国必亡无疑了！”
听了侯生的肺腑之言，嬴政感到无比震惊，他沉默了很久都没有说话，之后缓缓地说道：“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向我说呢？”侯生回答说：“皇上您的心思一直放在‘车马服饰旌旗之物’上面，并且自认有贤才，能够使秦王朝长期兴盛，可是秦国灭亡的征兆其实早就显现出来了。臣等害怕说出来您也不会听，反而自己送死，所以就逃走了。现在为臣肯定要死了，才敢向皇上说这些话。这番话虽然不能阻止秦国的灭亡，但也要让皇上明白秦国是为何灭亡。”嬴政落寞地问道：“秦国灭亡的趋势我还可以扭转过来吗？”侯生回答说：“已经成必然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若皇上想有所改变，您能保证自己做到像尧和禹那样吗？如果不能，改变也没有任何意义。皇上您现在的辅臣大部分都不是良臣，臣恐怕即使作出改变也不能扭转这一趋势了。”嬴政听后虽心里特别不舒服，也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下令将侯生放掉了。
侯生逃走的典故发生在嬴政统治末期，虽然嬴政当时不过四十几岁，尚属英年阶段，但他已经取得了骄人的功绩，目空一切，犹如侯生所说，不太能清醒地正视自己。即便如此，在对待侯生的态度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嬴政善于纳谏的勇气，说明他还不糊涂。尤其是在盛怒之下，在听了侯生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辞以后，嬴政居然能不杀他，还将他放走，从嬴政的性格上分析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从他一贯的用人之道来分析可以得知，嬴政一向能在盛怒之下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判断力，当然对方必须是言之有理，话说到点子上，否则必会带来杀身之祸。
由此可见，情绪的控制是一个优秀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领导者具备高情商的标准之一。他们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有良好的情绪。虽然他们也时常愤怒，但总会把一个底线摆在心里，当坏情绪一旦超越那个底线时，他们总是能够及时地将其控制住，不会让不良情绪肆无忌惮地蔓延，影响自己作出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