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在谈话过程中，温总理曾多次提到并引用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事实上，这已经是温总理第六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亚当？斯密了。
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国总理，为什么会在当前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大背景下，着力推荐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的著作呢？亚当？斯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Fife）的柯卡尔迪（Kirkcaldy），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母亲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一个大地主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幼年的亚当？斯密聪敏好学，14岁便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1740年，他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Snellexhibition），进入著名学府牛津大学学习，1746年毕业后回到故乡柯卡尔迪。1748年，亚当？斯密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主讲英国文学，几年后又开始讲授经济学课程。1751年，他回到母校格拉斯哥任教授，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期间，亚当？斯密公开发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1759年，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
《道德情操论》为亚当·斯密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他跻身英国一流学者之列。在这本书中，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在2月1日的谈话中，温总理指出：“这本书（《道德情操论》）很长一段时间不引人注意，我觉得它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其实与《国富论》相比，《道德情操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对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另外，《道德情操论》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对处于这场变革中的每个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人性和人的情感，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大概也正是温总理向国人推荐它的根本原因。
1968年，亚当·斯密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春，他携带已经完成的初稿前往伦敦，打算稍加润饰便交给出版商出版，但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便决定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1776年，这部写作历时六年、修改三年的经济学巨著终于完成。它的发表，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大力倡导市场经济，强调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解释了利己主义和竞争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并批判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此外，他还分析了促进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当前金融风暴的时代背景下，无疑对我们认识、理解，进而应对、利用金融危机，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除此之外，作为一部指引英国成为日不落大帝国的经典著作，对于处在迅速上升时期的中国，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关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一直未被正确理解，存在着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认为两部著作对比悬殊、相互矛盾，前者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后者则把“利己”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事实上，虽然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窄、细目的制定和着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对利己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把“同情”作为判断核心，但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不仅是亚当·斯密进行交替创作、修订再版的两部著作，而且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前者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后者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但按照当时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以及在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它们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论述为前提的。
时下，很多人期望通过阅读像《国富论》、《道德情操论》这样经典的著作，理顺自己的人生思路，进而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但是走进书店看到厚厚的鸿篇巨制，不禁皱起了眉头——读不懂啊。本书编译的目的就在于，将亚当·斯密的两部经典名著通俗化、简练化，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将其读懂、理解，进而应用，同时，还对这两部著作进行系统性优化，从而全面展示亚当·斯密的思想精华。
在本书编译过程中，郭大力、谢祖钧的《国富论》译本及韩巍、蒋自强的《道德情操论》译本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在此向四位前辈表示感谢。
另外，由于《道德情操论》原著的第七卷有太多冷僻的典故和烦琐的论证，编译者未敢妄加揣测，同时考虑到不会影响作者的整体思想，故将其略去，还望广大读者能够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