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写东西，以前用文言。文言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文言就是古代口语的记录，有人说只是一种人为的笔语，是历代文人集体创造的产物。这两种说法可以说都对都不对。文言这个名称包括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式样的文章，实在含混得很。就时间说，从甲骨文字到现在有三千多年，就风格说，有非常典雅僻奥的，也有非常浅近通俗的，通统叫做文言。世界上没有，也决不会有完全没有口语做根底的笔语，文言不会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可是文言也不大像曾经是某一时代的口语的照样的记录，孔子当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不是就是这么九个音（语音古今异同且不管），就是这么个次序，都很难说。
在各式各样的文言里头，咱们可以提出一种来叫它做正统文言，那就是晚周两汉的哲学家、史学家笔下使用的，以及唐宋以来摹仿他们的所谓古文家的文章。这一路文言在当初大致跟口语相差不太远。可是口语不断地在变化，如果笔语大体上跟着口语走，也会变得很厉害。实际上可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不管口语怎么样变化，后一代人竭力摹仿前一代人的文章（为什么会走这一条路，这儿不说了）。这就变得很少了，虽然要绝对不变也是办不到的。这种正统文言一代代传下来，直到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凡是拿笔杆儿的都使用它。
就后代人说，文言跟口语的距离很大，几乎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语言。谁要写文言就得学会这种语言，学得到家，写得合式，就是通，否则就是不通。这种语言虽然叫它是语言，可不能拿到口头来说（只能摇头摆脑地哼），所以跟口没有多大关系。你要拿到口头来说当然也没人来禁止，但人家听了不能完全明白，甚至大部分不明白（即使是通文的人），所以跟耳也没有多大关系。原来这种语言是必须“目治”的，你得一个个字看下去才明白。
白话文运动起来之后，大家改写白话文，可仍旧承接着文言的传统。白话文也跟口耳没有多大关系，只在程度上比文言差了些。白话文也得“目治”，口说耳听都不很成。当时大家只想把文章写得明白通俗些，还只着眼在普及上。现代的事物跟现代人的心思要用现代的语言才能表达得精确而且入神，这个意思虽然有人提出，可是连提出的人也没有认真去实践。这一半由于习惯了文言的路子。
虽说要改，不知不觉中仍旧走了老路。一半呢，没有提明把依靠眼睛的改成依靠口耳，没有提明惟有依靠口耳写下来的才是地道的现代的语言，也是个重要原因。现在有些写文章的朋友，民国十一二年间上的小学，到中学时代读些文言，分量少，时间短，没有受到文言多大的影响，论理该能够依靠口耳写文章了，实际上可不然，因为他们有早期的白话文做底子，早期的白话文是管眼睛不管口耳的。三十年的时间不算长，白话文已经成了口语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你能说话，认得字，还不成，你得学会这种另外的语言才能写文章。这多麻烦，跟文言比起来，至多是五十步跟一百步的差别。再说，现在不是有人依据种种理由，主张改用拼音文字吗？拼音文字的利弊怎么样且不说它，在这儿要指出一点：假定用拼音文字写白话文模样的文章，无论你词儿连写也好，在字母上加上声调符号也好，总要叫读的人胡摸胡猜，到底不能够完全明白。必得依靠口耳才能使用拼音文字。反过来说，咱们用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才有不依靠口耳的文言跟白话文（说来话长。这儿不细说）。
就实际效果说，白话文当然不能一笔抹煞。试想这三十年来假若仍旧用文言，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的传布将成什么样的情形？那必然传布得非常之狭窄。白话文虽说承接着文言的传统，可是比文言进步，公平话是应该这么说的。不过它并不依靠口耳，所以还得改变。原因不在通俗不通俗的问题上，原因在前面说过的一句话上，就是：现代的事物跟现代人的心思要用现代的语言才能表达得精确而且入神——现代的语言是必须依靠口耳的。最近几年来，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认真实践的多起来了，有意地依靠口耳，把笔语跟口语归到一致。特别在文艺的部门里，咱们已经有了些出色的样品。文艺写人写社会，要紧的是时代性，而且文艺不只叫人知，还要叫人感，自然得依靠口耳才不至于打折扣。依靠了口耳不一定就是好文艺，可是不依靠口耳至少是文艺的一个后天的致命伤。咱们还可以推车撞壁地问一声：既然不依靠口耳，为什么不索性用了文言？在报章杂志文章以及教科书、各科着作方面，一般作者似乎还不大留意这回事，大多仍旧使用白话文。我个人以为这也可以改变，应该改变。白话文已经尽了它的桥梁的任务，咱们该一致努力，过渡到依靠口耳的一边去（这里有通用口语跟方言的问题，语言变化，后代人难以完全了解前代文章的问题，一时说不尽，待有机会再说）。
1949年7月1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