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帐内与他单独长谈，耶律楚材做记录。耶律楚材的记录，后被整理为《玄风庆会录》一书。在谈话的过程中，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丘处机答复说：“修仙须修阴德，必须去暴止杀。您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
成吉思汗又问治国之方，丘处机回答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应在蒙古汗国提倡孝道。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说：“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将之治理好，才能称为大国。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须爱民，让人民休养生息。”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所以，他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但丘处机坦率诚恳，循循善诱，对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触动是可以肯定的。丘处机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高兴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特别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对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装反抗，成吉思汗改镇压为招安。这些变化与成吉思汗接受丘处机的劝告应当有一定关系。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回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渊源被后世的人们很是推崇，特别是对丘处机的评价，赞许极高。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评价他说，“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而在史学界是这样对丘处机进行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
趣味链接：丘处机的“龙门派”
龙门派是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它承袭全真教法，处于道教衰落的明清时代。
该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为祖师，尊丘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与全真教在北方传播不同，龙门派流行于江、浙一带。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皆有龙门派的传播。
修身得道--张三丰三至崂山
张三丰，是在金庸所有武侠小说中武功最为高强的人之一，是武当派的创派祖师。金庸的小说遂为虚构，确也有很多人物、事件是有历史依据的，就好像“靖康之耻”，而张三丰也实实在在是有这个人的，而且号称活了两百多岁，是元明时期著名的道士。
1258年，宗教界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辩论。蒙古大汗蒙哥亲临主持，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和全真教高道张志敬分别率队参加舌战，结果道教遭到惨败。从此，道教日渐衰沉。但一个世纪后，张三丰在武当山创立一个新的道派--武当派，掀起了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波，并成为武当武功的创立者。
张三丰龟背鹤形，仪表神异。而他云游的去处也多是具有悠久仙道传统的名山大川。据其所著《云水集》中《东游》一诗所述：“此身长放水云间，齐鲁遨游兴自闲。欲访方壶圆侨客，神仙万古住三山。”在东游齐鲁仙境的过程中，素为海上仙山的崂山自然成为张三丰寻访的一个重要目标。1277年，张三丰第一次来到崂山。他在明霞洞后山的洞中修行了十多年，之后便开始西行和南游继续寻师。他浪迹天涯，历尽艰辛，为的就是能遇到真正的道门明师给他以指点。尤其在宋元以来道教内丹学兴盛的趋势下，得承内丹养生的秘诀大道更是当时张三丰所尤为冀望的。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1314年张三丰六十七岁时在全真道祖庭所在地--陕西终南山，得拜“希夷高弟子”火龙真人为师，蒙其授修真要道。终南学道四载后，三丰复奉师命出山隐世修行。在这期间，他精研勤修内丹养生之学及武学技击之法，并能将此两门绝学融会贯通，自成体系，从而使其道家内外双修功夫达到出神入化的高超境界。特别是他在武当山面壁九年，开创了丹武合一的崭新的道教派别，为中国道教史和武学史写下了光耀千古的篇章。
透着一身的仙风道骨，已经成为一代宗师的张三丰于1334年第二次来到崂山。他先后在太清宫前的驱虎庵、玄武峰下的明霞洞等处修行多年。在这段时间中，他的道学修为更加超俗，甚至可以达到“散则为气，聚则成形”的境界。而这时的张三丰也开始留心著述，今天我们看到的《张三丰先生全集》中不少论著都是在崂山的庵、洞中完成的。以《玄机直讲》、《道言浅近说》、《玄要篇》、《无根树词》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道学著作对后来的道教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永乐二年（1404年），张三丰第三次回到崂山。初时住在山民苏现家中，后入深山埋名隐居。这一时期张三丰通过移栽花木对崂山道教宫观的园林建筑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移植了“耐冬”山茶。据明代崇祯年间御史黄宗昌编撰的《崂山志》记载：“永乐年间张三丰者，尝自青州云门来于崂山下居之。邑中初无耐冬花，三丰自海岛携出一本，植于庭前，虽隆冬严雪，叶色愈翠。正月即花，蕃艳可爱，龄近二百年，柯干大小如初。”这株植于太清宫三官殿的耐冬山茶，至今犹存。它高近7米，合围近1.8米，专家估算树龄约600余年，与史志记载张三丰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所植，在时间上完全吻合。现在国内植物学界的学者对这株山茶树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即使在四季如春的山茶之乡云南，像这样的树龄和长势也是非常罕见的，更不要说在冬季冰封千里的北方了。可以想见，内丹养生功深的张三丰真人当年植下这傲寒长生的“耐冬”山茶，很大程度上正是象征了道教哲学及修炼中所主张的“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以及“道在养生”、“仙道贵生”的深刻思想。而此山茶怒放之时，又似落了一层厚厚的红色的雪，其美景又给文人墨客以灵感。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在崂山居住时即受此山茶花树之启发，写下了《聊斋志异》中的名篇《香玉》。文章中身着红衣，令人见而忘俗的花神“绛雪”，其实就是蒲老先生对张三丰手植的这株山茶花树所进行的艺术塑造。而随着《聊斋志异》成为世界文学名著，崂山山茶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今天，崂山及青岛各处都有“耐冬”山茶，实在是张三丰真人的一大功劳。而自张三丰以后，崂山各道教宫观也开始大兴栽植名贵花卉之风：太清宫除山茶外陆续从南方引栽了桂花、梅花、灯台花、银薇、小叶黄杨等；上清宫则引植牡丹、玉兰、紫薇、芍药等；其他玉清宫、华楼宫、明霞洞等亦均各有名花引植入院。所以，张三丰当年在崂山移栽树木花卉，为中国道教宫观园林增添了意韵深远的哲学底蕴和美学内涵，对明朝以后的道教建筑文化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当时全国各地较著名的道教宫观，都非常重视具有象征意义的花卉树木的栽培，而且不同派系的道观长期栽种象征本派特色的花卉。例如全真道华山派的道观中多栽植紫薇以象征门派，这是为了纪念五代时华山道教中杰出的养生和数术大师--陈抟老祖。据传他著有奇书《紫薇斗数》，乃是与奇门、六壬相比肩的数术绝学。这种以花卉象征道派传统的方式，其实也正符合了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思想。
当然，作为以养生武学扬名天下的道教宗师，张三丰三住崂山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他将所创的道法在崂山发扬光大。前面已经提到，张三丰出家入道的因缘乃是由于幼年的眼疾。其双眼得云庵道长的妙手治疗痊愈，而张三丰自此亦深得道教医学真传，精通医理。在他第三次返崂山后，便将道教医学和内丹养生结合起来研究，再加上他驰名天下的道家武学功夫，一并传授给崂山道士。这样，直接和间接地培养出了一批发展崂山道教、光大全真门派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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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起源众说纷纭：民间大致有唐朝许宣平、南宋或元末明初时期的张三丰、清朝陈王廷和王宗岳等说法。戚继光的长拳理论、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张三丰道家理论等都在太极拳中有体现。太武当太极拳极拳的定名、成型、传播靠的是杨露禅，可见太极拳并非一人、一时、一地所创，而是前人不断总结、整理、创新、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