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治法十事
臣窃谓：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尝不随时因革，称事为制乎﹖然至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赖以生，则前圣后圣，未有不同条而共贯者。如生民之称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故后世尽其道则大治，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着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顾忘其实，此固末世陋儒之见，诚不足以进于治矣。然傥谓今世人情已异于古，先王之必不可复于今，趋便目前，不务高远，亦恐非大有为之论，而未足以济当今之极弊也。独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耳！古者自天子达于庶人，未有不须师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圣，亦皆有所从受学。今师傅之职不修，友臣之义不着，而尊德乐善之风未成，此非有古今之异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时之职，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万化也。唐存其略，而纪纲小正。今官秩淆乱，职业废弛，太平之治，郁而未兴，此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产以厚其生，经界必正，井地必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唐尚存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荡然。富者田连阡陌，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日流离，饿殍而莫之恤；幸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为之制。将生齿日繁，转死日促，制之之道，所当渐图，此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政教始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乡酇遂以联属，统治其民，故民安于亲睦，刑法鲜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则效，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庠序学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者也。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乡射亡而礼义不兴，贡举不本于乡里而行实不修，秀士不养于学校而人材多废，此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禄公上，而兵农未始判也。今骄兵耗国力，匮国财，极矣。禁卫之外，不渐归之于农，将大贻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天下，而目为公人，举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后﹖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国有三十年之通余，九年之食以制国用，无三年之食者，则国非其国。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众，地力不尽，人功不勤，虽富室强宗，鲜有余积，况其贫弱者乎！一遇年岁之凶，即盗贼纵横，饥羸满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灾，或连年之歉，当何以处之﹖宜渐从古制，均田务农，俾公私交务于储余，以豫为之备，未可以幸为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游手游食，不可赀度，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岁滋。宜酌古变今，均多恤寡，渐为之业以振救其患。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泽衡，各有常禁，夫是以万物阜丰而财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无节，取之不时，林木焚赭，斧斤残伤，而川泽渔猎之繁，暴残耗竭，而侵寻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职，使将养之，以成变通长久之利。古冠婚丧祭，车服器用，差等分别，莫敢逾僭，故财用易给而民有常心。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之类或踰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诈虔攘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此大乱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讲求而损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异者也。然是特其端绪，必可施行之验也云尔。如科条度数、施为注措之道，必稽之经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圣明博择其中！
百家谨案：先生所上神宗《陈治法十事》，观其文彩，似乎不足，案其时势，悉中肯綮，无一语非本此中至诚之流露也。此真明体达用之言。胡敬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运之掌，惜惑于王安石而不能用也。」
附录
先生数岁，即有成人之度，赋《酌贪泉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已见志操矣！
十五六岁与弟伊川受学于濂溪，即慨然有为圣贤之志。尝自言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意。
明道作县，常于坐右书「视民如伤」，云：「颢每日尝有愧于此。」观其用心，应是不到错决挞了人。
明道主簿上元时，谢师直为江东转运判官，师宰来省其兄，尝从明道假公仆掘桑白皮。明道问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为不使﹖」曰：「《本草》说，桑白皮出土，见日者杀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师宰之相信如此。
伊川云：谢师直尹洛时，尝谈经，与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说《春秋》，犹时见取；至言《易》，则皆曰非是。」颐谓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监司谈经而主簿乃曰非是，监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荐为御史，神宗召对，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神宗叹赏，以为得御史体。
一日，神宗纵言，及于辞命。先生曰：「人主之学，惟当务为急。辞命非所先也。」神宗为之动容。
先生为御史时，神宗尝使推择人才。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暨弟颐为首，天下咸称允当。
熙宁五年，太中公告老而归，先生求折资监当以便养，归洛。岁余，得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家数清窭，僦居洛城殆十余年，与弟从容亲庭，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游者盈门。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梓材谨案：原本有「明道见上称介甫之学」与「神宗问安石之学」二条，今移入《荆公新学略》。）
王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后来逐不附己者，而独不怒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先生尝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能知通变，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以去，笵尧夫辞同修起居注得罪，张天祺自监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谪。介甫性狠愎，众人皆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扶沟地卑，岁有水旱，先生经画沟洫之法以治之，未及兴工而去官，曰：「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地以开其端，后人知其利，必有继之者矣。夫为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故吾于扶沟，开设学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几成而废。夫百里之施，至狭也，而道之兴废系焉。是数事皆未及成，岂不有命与！然知而不为，徒责命之兴废，则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尽心也。」
在澶州日，修桥少一长梁，曾博求之民间。后因出入，见林木之佳者，必起计度之心。因语以戒学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张子厚学成德尊，识者谓与孔子为比。然犹秘其学，不多为人讲之。其意若曰：「虽复多闻，不务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与之言。先生谓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人善其所习，自谓至足。必欲如孔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则师资势隔，而先王之道或几乎息矣。趣今之时，且当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明暗，志有浅深，亦各有得焉，而尧、舜之道庶可驯致。」子厚用其言，故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推其所自，先生发之也。
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
先生谓学者曰：「贤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见理后须开放，不开放只是守。开又近放倒，故有礼以节之；守几于不自在，故有乐以乐之。乐即是放开也。」
（梓材谨案：前二语，洲原本所有。下移《上蔡语录》以足之。）
明道见谢子记问甚博，曰：「贤却记得许多！」谢子不觉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
谢子曰：「吾尝习忘以养生。」明道曰：「施之养生则可，于道有害。习忘可以养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学道则异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谓乎﹖且出入起居，宁无事者。正心以待之，则先事而迎。忘则渺乎去念，助则近于留情，故圣人之心如鉴。孟子所以异于释氏心也。」
《程氏遗书》曰：「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滥，亦自为害。」故先生尝教谢良佐曰：「贤读书，慎不要循行数墨。」
又曰：良佐昔录《五经》语作一册，伯淳见之，谓曰：「玩物丧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诗》，他又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予，只管看他言语。伯淳曰：「与贤说话，却是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只怕人执着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