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与“文气说”
〇“文气说”与文学风格论
〇“文气说”与文学批评论
〇曹丕的作家论与文体论
〇曹丕的文学价值观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自觉地对当时文人创作进行批评的一篇文论著作，它是魏晋文论的开山之作。“文气说”虽然仅见于曹丕《典论·论文》的短短几百字中，但思想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文学的本体、作品的风格，以及批评的方法诸范畴。
建安文学的慷慨仗气，就是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出于人文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气概。汉末动乱既使人感到生命无常，同时也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缘。作家仗气骋词，正是建安文人建功立业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它通过直抒胸臆，高扬个性而显现出来，这种主观之气由于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内容而精诚动人，慷慨高厉。
一、“文气说”与文学风格论
《典论·论文》是这样论述“文气”的：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认为文章当以“气”为主。这种“气”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又因人而异，好比吹奏音乐时，乐器构造虽同，由于吹奏人用气不齐，巧拙有分，所以音调也各不相同，这种先天素质就是父亲也不能移给儿子，哥哥也不能传给弟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大致是指一种组成宇宙万物和人身的物质性元素。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视为一体，因此，哲学家们认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也是由元气化合而成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郑子产的话：“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杜预注云：“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来源于自然界的“六气”。这是一种古老而直观的对人的感情和意志来源的说法。
但是，首先把元气与人的气质、个性及其才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却是在曹丕所处的汉末三国时代。当时的姚信在《士纬》中提出：“孔文举（融）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独立。”他认为孔融禀受的金气偏多，木气过少，以至性格刚直雄倬、桀骜不驯。刘劭《人物志》则认为人禀气有偏，性分各异。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气”，大致与魏晋时代的用法相同，主要指作家的个性气质，它体现在作品中形成不同的气调风格，因此，他所说的“气”兼有内外合一的特点。曹丕的“文气说”在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把作家的气质和作品风格分为“清”与“浊”两种类型。他所说的“清”为高爽朗畅的风格，“浊”指纡缓沉滞的风格。自曹丕以“清浊”划分文章风格的阳刚阴柔之后，魏晋文论多沿用这个概念。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对建安七子等人的主“气”情况作了分析评价：“应玚和而不壮”，这是说应玚作品气调柔和而不遒壮；“刘桢壮而不密”，这是指刘桢作品气貌高爽劲健但不够细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里对孔融作品的气调风貌大加称赞，说他超绝时人；“徐幹时有齐气”，这是说徐幹作品风格迂缓。徐幹长期生活在齐地，也不免沾染了这种习气，曹丕对此是很不赞赏的。尽管徐幹著《中论》二十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曹丕《与吴质书》），而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但曹丕在主“气”方面，仍将孔融置于徐幹之上，盛赞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可见，曹丕论文主要推崇作家风力气骨的遒劲刚健。这种审美理想，首先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使然。建安文人有感于当时的时代动荡，所以作品梗概多气，激昂慷慨。曹丕倡导阳刚之美，代表了建安文学的审美理想，它是当时动荡变迁的时代环境对建安文人的感召所造成的。
二、“文气说”与文学批评论
曹丕《典论·论文》首次对汉魏六朝的文体论做出了新的阐释。他提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曹丕提出“诗赋欲丽”，这不仅有关文体风格的问题，而且是对两汉时代文学观念的纠正。两汉的辞赋理论与诗学，提倡的是讽谏劝美，重视的是诗赋中的政教内容，形式的工巧反被称作雕虫小技。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两汉时代以《毛诗序》为代表的教化观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的文学观念的建立，正是源于对文体的具体辨析。曹丕并非反对文学的教化，但是他认为要分清不同文体承担的功用，它们各有所司与所重，不能一概而论。就发挥政教而言，奏议、书论与铭诔也许作用更大，诗赋则适合于情性所发，吟咏所至。
曹丕把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基本上划清了当时和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体裁和两汉所说的诸子、六艺类的界限。而且前两类（书论、奏议）为无韵之体，后两类（诗赋、铭诔）为有韵之体，已经隐含着区别散、韵之体的意思在内。曹丕之后，从“缘情说”角度来分别文体的，当推西晋的陆机，其《文赋》把文体分为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陆机本人是一个重视儒学教化的人，不过他毕竟看到了文学的特殊性，在文体论上，坚持通过分体文学来观察文学共性，此亦可见文体论的解放反过头来会带动整个文学观念的解放。
曹丕的作家论又与文体论直接有关。在曹丕看来，虽然作家俱禀元气，但由于禀受有偏，所以人的才性也各不相同。同样，“文本同而末异”，文章就其本体来说，都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但它的体裁又各不相同，分为诗赋、铭诔、奏议、书论等四科八体，“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由于八体不同，人各有所擅，只有少数通才兼擅各体。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难免在从事文学批评时会产生偏差，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赏评别人。曹丕认为这是人性“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弱点所致，他强调批评要反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现象，提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既要审察自己的才能，更要全面了解别人，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这样才能避免文人相轻的通病。曹丕自己的批评实践，就贯穿了这一原则。他一方面盛赞建安文人“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状况，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长短：“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王粲）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与吴质书》）汉代以儒学定一尊，文学批评强调的是作家的道德标准而不是个性特点。曹丕则倡导根据作家的才性来评论作品，“审己以度人”，体现了建安时代曹魏集团知人善任的人物品评精神，是对儒学文学批评观念的修正。
曹丕《典论·论文》中还对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作了重大的突破，对文学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他提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在这里强调，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唯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延续，文学创作是延续个人生命的寄托。《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段记载说明，曹丕之所以要发愤著书，正是有感于人生凋零无期，希望在文章中使自己的生命意识留存下来，垂名后世。建安文学的自觉，与曹丕提出的这种创作观念直接有关。
本来，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说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曹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但其中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前人所说的立言，是指在立德、立功二者都不成的前提下，才退而立言，以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遭受刑辱之后，发愤著书，仿效孔子、左丘明等古人著书的事迹，以“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对曹丕来说，位居太子，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问题。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望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第二，古人所说的“立言”，是为了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固然郁积了许多个人幽愤，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作《史记》，是为了仿效孔子作《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而曹丕所说的“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乃是为了将自己的独立人格熔铸在文学作品中，他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强调文章可以传载人的生命精神，超越时间而流布后世，要求作者“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说明建安时代的文学批评开始摆脱汉代文学价值观念的束缚，走上了自觉为文的道路。
第二节 嵇康的人生哲学与文艺批评
〇《声无哀乐论》——融合儒道的音乐美学观
〇《养生论》——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天合
〇《琴赋》与《广陵散》——乐境与理想
嵇康（223-263），三国时谯郡铚（今宿县西南）人，字叔夜，魏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与阮籍等人被后世并称为“竹林七贤”。他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善鼓琴，工书画。在哲学上，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回到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烦琐礼教。为人刚肠嫉恶，后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所杀，临刑前，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文风清峻，犀利洒脱。著有《嵇中散集》。
嵇康的文艺批评在六朝与后世具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声无哀乐论》，与《广陵散》一样，可谓千古绝唱。嵇康的文艺批评立足于历史传统与现实人生的结合。他从人性论角度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文艺思想。嵇康在《释私论》中说：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
这一段话依据老庄的自然人性论，指出真正的君子神闲气定，心境平和，摆脱外界欲望的束缚，也超离于外界是与非的评判，以人格的自然申张为美。嵇康进而提出：“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感明于天子，而信笃乎万民。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斯非贤人君子高行之美异者乎？”嵇康认为即使要做到忠信，也要建立在自然的人格基础之上，以自然人格来统率社会人格。
嵇康认为，当时人心的浮荡，道德的崩溃，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虚靡，而司马氏的所谓“以孝治天下”更使社会处于人人作假的环境之中。嵇康无力去改造这样的社会，只好在自己的人生追求中求得心灵的和谐与愉快，为此他倡导“养生论”。“养生论”并不是从生理上的长寿去说的，而是指抗拒外界的物质诱惑，保持良好的心境，这种心境是人格独立的前提，“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它发挥了老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学，倡导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抗拒浊流。嵇康认为，当时的人之所以不能做到人格独立，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不能做到心态上的淡泊宁静与意志上的坚韧，而他自己则绝不随顺时俗。在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在严词拒绝山涛荐他代替自己任吏部员外郎一职时，自叙人生志向：“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在他的四言诗中，写下了不少“琴诗自乐，远游可珍”的诗，其中有一首著名的《赠秀才入军》，可以视为嵇康人格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天合：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诗中借写哥哥嵇喜赴军途中游历山水的情景，实际上是写嵇康想象在山水自然之中陶冶身心、琴诗自乐的情景，特别是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句诗，将诗人在弹琴观景时与物合一，在审美的自由境界中获得人生解脱与人格解放的情形写得至真至美。正像《晋书·嵇康传》所说：“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
嵇康依据自己的审美观与人生观，对音乐问题作了一番全面的考辨，这便是他的著名的《声无哀乐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引出一位恪守传统乐教的儒家之徒的观念：“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这是一种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对于音乐的理解。他们认为音乐中寓含着人们对于政治与世风的感受与评价，因而审音知政，从音声中可以认识到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而圣人实行乐教的前提是承认音乐中寓含着高雅庄严的礼义。很显然，如果不破除儒家的这种有声之乐，也就无法将乐之本体定位于自然之道，也就无法让道家的天籁胜过儒家的人籁，音乐中的人格不能独立，也就标志着现实中的人格无法独立。嵇康为此对儒家的传统有声之乐提出了诘问。他认为音乐是自然之声的体现。嵇康融合了道家的无声之乐的音乐美学观与两汉的元气一元论的宇宙观，首先对音乐的本体作了考辨：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
嵇康认为音乐与自然界的声音一样，都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陶铄的结果，它的本体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是天籁而非人籁组成了音乐的本体与最高的音乐境界。
嵇康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也就是说声音是天籁的反映，它没有任何规定性，也不包含什么情感内容，自然也就不可能传达哀乐，人们也不可能从中听到哀乐之情，从而形成悲哀或快乐的情感反应：
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
嵇康在这里赋予音乐以“无”的哲学本体意义，同时突出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对两汉儒家乐论做出了批评。
嵇康以和为美，他说：“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他所说的“和”，是一种最高的人格与艺术相融合的境界，也是个体自由的境界。儒家以和为美，但他们所说的中和之美是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指“思无邪”的审美规范。道家之和，从属于自然之道，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嵇康也继承了庄子的这一思想。在与向秀辩论养生问题时，他将儒家的中和与他所推崇的“大和”作了比较：“然或有行逾曾、闵，服膺仁义，动由中和，无甚大之累，便谓仁理已毕，以此自臧，而不荡喜怒，平神气，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闻也。”（《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嵇康指出儒家所推崇的曾参、闵子骞这样的仁孝之人，由于他们的行为“动由中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恪守礼度，实际上是非常不自由的。因此，他明确申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观。
嵇康向往老庄的自由无待的人生境界。他在《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说：“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很显然，他说的“天和”，也就是老庄所说的摆脱人间纷扰的“逍遥游”。这种天和与世俗的礼教与富贵格格不入，嵇康指出：“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嵇康认为这种大和之境在山水与音乐中可以得到实现，“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赠秀才入军》）。这样，人格的自由就与音乐艺术的高尚境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另一篇与音乐理论有关的文学作品《琴赋》中，嵇康指明音乐的功能就是抒发人内心的幽情单绪，而不是以教化为美。在《琴赋》中嵇康说：“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嵇康所批评的赋家就是指两汉王褒的《洞箫赋》与马融的《长笛赋》。他们的赋作推崇音乐的感动人与教化人的功能，而嵇康认为他们根本不懂音乐的功能，他通过自己的音乐实践与研究，在《琴赋》中谈到琴音对人的美感的作用时说：
论其体势，详其风声，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间辽故音痺，弦长故徽鸣。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憯懔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乐者闻之，则欨愉欢释，抃舞踊溢，留连澜漫，嗢噱终日。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其余触类而长，所致非一，同归殊途，或文或质。总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
这是说琴音意境深邃悠长，而欣赏者又各以其情自得，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如果说儒家的乐论《乐记》总是强调音乐美感心理的趋同，那么嵇康则指出审美过程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中又寄寓了人类共同的伦理价值。嵇康正是在琴声中融入自己的幽愤之心，他临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他“痛魏之将倾，其愤恨司马氏之心，无所于泄，故一寓于《广陵散》”（戴明扬《广陵散考》）。他在《赠秀才入军》中就慨叹“郢人逝矣，谁与尽言”，痛惜没有知音，临刑东市前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都是说《广陵散》意蕴深渺难识，在这种无声之乐中，蕴涵着极深的痛烈悲哀，正如庄子所说“真悲无声而哀”（《庄子·渔父》）。
嵇康与先秦时的老庄相比，在人格境界与审美境界方面的理论建树，由偏重论辩走向了实践。嵇康对于人生与境界的关系，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以人生去实践与体认的，这是老庄人格论与美学观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与光大。嵇康在当时的社会中，以文学艺术自我启悟的方式，给自己营造了一方精神净土，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当时的士人树立了榜样，被称作“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他在被司马氏杀害前，曾有三千太学生请愿，要求以他为师，可见他是老子所说“行不言之教”的典范。嵇康以坚守素志，绝不随波逐流的人格魅力，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正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评论嵇康时所说：“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
第三节 陆机《文赋》与文论
〇文学构思论
〇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〇“诗缘情而绮靡”的审美价值观
〇论文艺的“应、和、悲、雅、艳”
〇“应感之会”与灵感
陆机（261-303），是西晋年间的重要文人，也是西晋文论的代表人物。陆机本为吴国贵胄之后，父祖俱为吴国重臣，吴亡后入洛，后在西晋末年宗室兵乱中遇害。他的文学理论的代表作是著名的《文赋》。一般认为《文赋》是陆机入洛后所作。
一、文心与风教
《文赋》是探讨文学创作的构思问题的。陆机本人是一个重视儒学教化的人，《晋书》本传上说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比如陆机在论及绘画艺术时就十分强调绘画的教育功能：“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宜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引）
陆机生活的年代，以郭象的《庄子注》为代表的玄学进一步世俗化，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意识表现，其调和儒道的味道加重。自从建安以来形成的文学思想中的人文蕴涵走向全面的世俗化，士族阶层的情欲十分放达，文风绮丽而风力不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西晋太康年间是文士辈出、文学繁盛的年代，表现出不同于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的鲜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达。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也暴露出更多的矛盾与问题，这就为文学理论家总结文学创作中的利弊得失提供了机缘。陆机作为当时太康文学的代表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问题深有所契。在当时文风的感召下，陆机有鉴于文人创作时经历的种种甘苦，萌生了写作《文赋》、尝试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想法。在《文赋序》中，他自叙作《文赋》的缘由：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陆机这段话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说明他作《文赋》，是深感于文士创作过程中的情状与心得而为，建立在对于文学创作实践的观察与分析之上，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确立一个政教的模式去论文。这同曹丕的《典论·论文》一样具有文学自觉的蕴涵和意义。陆机将文论的重点放到探讨文心的问题上，他认为揭示文学创作的规律有助于实现文学的教化作用，“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这段话说明了陆机写作《文赋》的目的是想有助于风教。
在论及作为文学自身特点的集中表现，即最难探索的构思问题时，陆机将它定位在“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两个难题上，前者是指文学构思如何描写对象的问题，后者则是谈如何将文学构思中形成的意象准确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总结与提出，显然与当时玄学“言意之辨”的命题有关。“言意之辨”在当时从哲学范围拓展到文学理论领域，陆机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传统的先秦两汉文论，关注的是诗文的美刺比兴问题。虽然《易传》与《庄子》中都有言意关系的论述，提示了言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但是论及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创作的言意关系时，两汉文论一般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合一，比如王充《论衡·超奇》中强调言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王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对应关系，犹如皮和毛的关系一样。这样，就使文学创作理论中的关键问题即构思问题中的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显得简单化，也因此限制了人们对于文学创作论内在奥秘的揭示。而陆机主动援引玄学的言意之辨用来拓展创作论中的思维空间，看到了创作构思过程中的言意不一致的地方，大大启发了人们思考文学创作论问题的思路。这不能不说明哲学思维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启悟作用。同时，陆机将创作论的中心环节定位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两个难题上，也暗示了西晋太康文学追求的美学原则是意物相符、言意一致。当时西晋太康文学表现出体物缘情的风格特点，故而在创作论上也以意物相称为最高境界，不同于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的风貌，也有别于齐梁时代的文学风格特点。
陆机围绕着文学构思中的“言意”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创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展开了细致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文赋》是用赋的文体写作而成的一篇创作论，不是用严谨的学术论文文体写成的，因此，模糊性与主观性很强，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特有的以诗论文和以赋论文的特点。
二、论文学构思之妙
《文赋》在论述如何解决言意物三者之间的矛盾，使创作中主客体互相和谐时，主要是借助于创作构思各个环节的连接得当，处置和谐而实现的。陆机在《文赋》的一开始写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首先，他认为作家在创作前要保持良好的虚静心态，学习先圣的经典。
陆机认为，惟其虚静，故而作家心灵进入创作的想象展开阶段时，会呈现出驰骋飞跃的局面。陆机《文赋》在论诗赋骈文的创作初始时，强调情物相感与学养人格的互动：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陆机指出创作一开始时表现出缘物起情的特点。他继而提出，当想象一旦展开时，即形成强大的扩张性，上天下地，无所不至。陆机对此情状描绘道：
其始也，皆收视返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中首次提出了想象有恢闳的气势与无限的精神张力。后来《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想象论在精神空间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提出“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这一观点初始于陆机的《文赋》，应当是没有异议的。陆机认为，在构思的第二阶段，作者借助于想象使形象和情感清晰化，“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而在想象展开的过程中，语言的定位与表现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它使情感受到定位，意象获得生成。
陆机的时代是一个讲究文学修辞的年代，西晋太康文学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风格特点，这一点同样表现在陆机对于创作论中修辞之美的讲究上。他倡导：
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在这段文字中，不仅可以看出想象进入意象构成时语言的规矩定位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出陆机所代表的太康文学对于语言修辞之美的倾心追求。总体上来说，陆机要求在遣词造句时要广泛地收罗经典与诸子之文，以充实文章的文化内涵，使文章显得典雅耐看。陆机力主在运用语言时要千方百计地广收博采，网罗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陆机强调在遣词造句以使构思时的意象臻于完美的过程中，要竭力加以创新，这就是他所说的“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即善于花样翻新。陆机《文赋》指出，在情物互进，形成意象的过程中，语言辞采的调动与运用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还要融汇各种经典以充实文章的内容，然后才是“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即谋篇布局与遣辞炼句的步骤。
在论文学创作的构思时，陆机深契于创作构思过程中的苦心孤诣，集中体现为所谓“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他认为创作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就其恒常所言，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其实际过程而言，又存在着诸多的变化因素。如何认识与把握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是从事创作，探讨创作规律的重要环节。陆机在《文赋》中着力讨论了这种造成变的主观与客观的因素。从客观因素来说，文章有着客观的载体即文体样态，一定的文章内容须有相应的文体来承载，这是客观的因素，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曹丕《典论·论文》在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同时，还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陆机继承了这一思想，强调文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强调人们要重视文体特点，善于驾驭文体特点来从事写作。他提出：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圆，期穷形而尽相。
陆机提出，文体形式多样，而外物变化多端，因此要做到意称物、文逮意是很难的，这就造成了创作中千变万化的事实。从主观因素来说，作者的写作要善于因势利导，遵循这一具体情状而发挥才干，遣词造句，善于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虽然离方遁圆，不合规矩，但是也要穷尽对象之美。后来《文心雕龙·定势》提出：“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唐代皎然《诗式》进一步借用佛学概念，提出诗为“众妙之华实”，与陆机思想是一致的。
三、论文体与和谐之美
《文赋》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它的文体论思想。《文赋》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陆机把文体分为十体，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与曹丕相比，陆机更强调文体的情感性和形式美。曹丕提出“诗赋欲丽”，陆机则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把形式的华丽和情感的表达融合起来；曹丕说“铭诔尚实”，陆机却主张“诔缠绵而凄怆”，认为诔的特点是情感的哀怨缠绵，突出了诔这种文体的抒情特征。
陆机在对文学家的构思过程进行描述与概括时，还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之美，在谈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时，他列举了当时文人创作时常见的五类文病，重点是那些缺少总体和谐的文病，即“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五种毛病。陆机《文赋》指出这五种文病的具体表现是：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合，务嘈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声高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陆机《文赋》认为，这些文病从总体来说，由于没有达到以和为美的审美标准，难以产生美感效应。有的属于谋篇布局上的问题，如“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这是说文章内容空洞，小题大做，犹如偏弦独张，弹起来虽有清音，但却无应和之音。还有的则是内容格调方面的毛病，如“或奔放以谐合，务嘈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声高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这是批评那些来自民间的艳曲民歌，媚俗悦耳，但是不符合典雅的审美标准。六朝时代的南方民歌，有许多是充满色情，格调不高的作品，一些宫廷文人喜欢民歌，也是喜欢其中的这类内容，后来的宫体诗就是文人依据南方民歌中的一些艳情的格调而翻制的。《世说新语·言语》中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因此，陆机对作品“悲而不雅”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种批评中，也可以看出陆机很重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点。
四、论“应感之会”
陆机《文赋》首次对于文学想象论中的灵感思想加以申论，从各方面论证了灵感的心理特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想象论中的灵感理论。《文赋》提出：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
陆机在这里对于灵感现象总结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在涌来时呈现为一种情感腾越、思路清晰的心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是对这种心理状态的描述。第二，这种灵感的开塞是没有规则可循的，表现为一种突发性的心理，“藏若景灭，行犹响起”。第三，也是最主要的，“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就是说，虽然灵感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但是本人却是无能为力的。作者对此不能强求。陆机也坦承对此无法认识，“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陆机认为这种灵感的产生与运行是天机的表现，“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关于“天机”一词，明显是从庄子书中得来的。《文选》注《文赋》中“天机”一词时引用了庄子书中的话语：“蚿曰：‘今予动吾天机。’司马彪曰：‘天机，自然也。’刘璋曰：‘言天机者，言万物转动，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可见陆机强调对于灵感心理的开塞应当顺其自然，不能强行为之。
陆机在论创作心理的各个环节与问题时，始终突出了情感的重要性。这是《文赋》的重要特点。首先，陆机认为创作动机缘于情感的驱动，“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情感是促使作者缘情体物的动力，没有情感的激活，作者也就无从进入创作的界面。其次，从文体论角度来说，陆机首次对先秦两汉传统的诗言志说提出了挑战，倡导“诗缘情而绮靡”，而诗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经学关注的重点，是文学的正宗，陆机将诗作为缘情绮靡的对象，无形之中就削弱了诗的教化功能，因此后世正统的儒者对此多有异议。《文赋》还把“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作为五种文病之一。从这些方面来看，《文赋》重情的特色是很明显的。魏晋六朝的重情论，在陆机的《文赋》中得到大力张扬。
第四节 葛洪的文论
〇从重视人的主体价值角度重估文学价值
〇在文章表达情志的观念之上倡言文学进化
葛洪（约283-363），字稚川，晋代学者。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为司徒王导主簿，又被征为散骑常侍，但他没有就选。后赴广州，在罗浮山炼丹。《抱朴子》今存内篇二十篇，论述神仙、炼丹等事，自称“属道家”；外篇五十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自称“属儒家”。外篇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葛洪的人生信仰介于儒道之间，有着固执的精神信条。他对于当时的贵族子弟放达骄纵的风气持讽刺的态度，《抱朴子》外篇中有许多内容涉及此类批评。葛洪对魏晋以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抱着开通的态度，对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进化持赞成的观点。《抱朴子》外篇的内容不同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不是专门论文学的篇章，但其中有着许多精辟的观点，表现出魏晋以来文学观念的进化。
一、对文学价值的重估
葛洪文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便是对传统的文学观的修正，表现出汉魏以来文学自觉思潮的延续。在《尚博篇》中，葛洪一开始就用设论的方式，引出传统的观点，即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据《论语》记载，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文学居末。文学在当时实际上指以儒学为主的学术，而不是指文章创作。文章创作，在孔门中更居其次。这种文学观表现出孔门将文学事业置于政教之下的观念。而魏晋以来的文学理论的创新，则表现为曹丕“诗赋欲丽”和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念，即突出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葛洪对传统的轻视文章的观点进行了直率的批评。他从尊重文学的独立精神价值的角度出发，提出：
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尚博》）
葛洪的观点与前人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如果说曹丕与陆机强调文学的独立审美性是从文体论的角度去申说，那么葛洪的认识则更深了一步，是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更深层次去看待其独立价值的。葛洪强调文学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有着不同于其他精神活动的特点，即创造者复杂万端的心理运思。
葛洪基于对文学独特规律的认识，重新估价了文学与德行的不同功用，认为二者属于不同的门类，但如果从人的精神活动的丰富多样性来说，则文章要胜过德行。为什么呢？因为德行是外在的易见之物，而文章则是文心的精微创造。既然如此，“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文行》）。葛洪高扬文章的作用，显然是从重视人的主体价值角度去倡言的。
二、文学进化论
葛洪崇尚人的价值与重视文学价值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他主张人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一代自有一代之美。从文章的评价尺度来说，也就意味着今人的文章要胜于古人的文章。《抱朴子》中有一篇《钧世》就是专门集中谈文章古今尺度问题的。葛洪首先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华丽与简朴问题。他说：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軿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
葛洪认为历史的进化过程，由简入繁，由醇素走向华丽，乃是一种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着这一眼光来看待古人与今人的文章，葛洪认为：“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氵岁博富也。”（《钧世》）葛洪关于文学评判尺度的看法，显然有些简单化，因为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主要在于内在的审美精神与多方面的综合作用。例如，《诗经》形式虽简约但是其中蕴涵着极深的思想意境，呈现出古典艺术特有的一唱三叹、含蓄蕴藉之美，在艺术价值上胜过铺张扬厉的汉大赋。艺术价值的高低，并不在华丽与质朴之上，正如陶渊明的平淡胜过六朝的华靡一般。但是葛洪强调文学形式之美是进化的结果，是以表达人的越来越丰富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的，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
“关键概念”
文气 清浊 四科八体 诗赋欲丽 经国之大业 越名教而任自然 游心太玄 声无哀乐 琴诗自乐 叹逝玄览 心游万仞 诗缘情而绮靡 应感之会 时移世改 文章与德行
“思考题”
1.请简述《典论·论文》“文气说”与魏晋文学批评的自觉。
2.嵇康的人生论是如何渗透到文艺批评中去的？
3.陆机《文赋》是通过哪些环节来论构思问题的？
4.请简述葛洪文论的基本要义。
“参考书目”
（明）张溥辑，魏文帝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
（魏）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张少康撰，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陆机著，刘运好校注整理，陆士衡文集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晋）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新编诸子集成·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