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韩愈的古文理论
〇“文以载道”——韩愈古文理论的基点
〇韩愈与“古文运动”
〇韩愈论“气”与文学修养
〇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思想
〇韩愈的散文创作与人格追求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两句话道出了韩愈在中唐时代乃至于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唐时代特殊的气候与中国文化发展至此时的时代课题，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韩愈的古文理论以“文以载道”为基点，同时也对古文的写作特点作了阐述。总体上来说，他的古文理论对于如何运用古文来传道教化百姓，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表现出中唐文人对日渐衰颓的儒家之道在文学领域重振的愿望。
韩愈出生在中唐时期这一各种矛盾都十分尖锐与激烈的时代。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也就是安史之乱后的第5年。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可谓宦海沉浮，饱经沧桑。韩愈所处的年代，是唐代转向急剧衰变的年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尾大不掉，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困苦不堪。同时，皇帝信任宦官，腐朽势力控制着朝政。在这种情况之下，重新恢复儒学的权威，巩固皇权，确立正道，以振兴大唐帝国，就成为一批有志匡世的知识分子进身入世的忧患情结。韩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危机四伏的时代，动荡不安的局势，文化建设面临的课题，造就了韩愈这样的文化伟人。
作为一代文化伟人，韩愈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他领导了当时的古文运动，并且在散文创作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文学史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古文运动在中唐时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各种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章体采用了散句单行的形式。先秦诸子的文章用的就是这种文体，秦汉时代的著名散文家如贾谊、晁错、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文章沿用了这种文体，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自汉末以来，儒学衰微，中国古代的文章写作受当时文学自觉潮流的影响，主动追求骈俪对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骈体文。应该说，在骈文发展的初期，它具有抒情性与华美性的一面，也不影响内容的表达，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骈文作品（详见姜书阁《骈文史论》），《文心雕龙》这部提倡原道、征圣、宗经文学观念的文学理论名著本身就是用骈文写成的。但是到了六朝后期，随着士族审美趣味的华靡空虚，骈体文日益走向形式主义，出现了文胜于质的偏向。更重要的是，从帝王到文人沉迷于追逐文章形式的华靡，势必削弱了对儒家道统的信奉以及儒学作用的地位。因而在西魏以来，就有一些受儒学影响的文人重倡儒学，要求文体改革，以文体的复古带动儒学的复兴，进而重振朝纲。例如西魏苏绰曾仿《尚书》的文体作《大诰》，但是过于摹古，不合时流，宣告失败。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的华艳，甚至拿个别文表写作过于华艳的地方官问罪，文臣李谔也上书请革文风。但是这些做法，一则过于简单，二则这些倡导者并没有成功的古文创作范例，而是单纯寄希望于行政措施，故而收效甚微。初唐时期，从帝王到文臣，写作时仍然嗜爱骈文，文风华丽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天宝以来，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在文学领域大力倡举复古主义思潮，先后写出了成功的散文作品，成为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的先河。
韩愈的古文理论及其散文创作出现在中唐时代，又和“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刺激直接有关。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一蹶不振，藩镇割据的势力并未消除，佛道二教势力很大，它们靡耗国家大量财富，而且也与唐王朝的统治发生矛盾。但是贞元二十年间相对安宁的日子，毕竟给唐王朝带来了暂时的升平气象。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复兴思潮，正是适应了统治者重振朝纲，加强和巩固大一统专制帝国势力的需要应运而生。为此韩愈不遗余力地宣传与弘扬儒学，抗颜而为天下师，培养了一批弟子，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声势。韩愈大声疾呼的儒家之道，既有维护封建王权与专制制度的一面，同时也有维护国家统一，施行仁政的一面，也包含着尊崇封建纲常，宣传封建道德的成分在内。
针对当时儒道佛彼此混淆不清，儒家思想失去原始精义的状况，韩愈在《原道》中申明：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韩愈自觉地以孔孟传人自居，意欲在当时承担起传道、授业和解惑的责任，并将此与人格精神结合起来。他认为古文写作首先必须纲举目张，进行道德上的修养。为此他提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因此，文章写作归根结底是内在修养的显示，就像孟子说的“充实之谓美”。韩愈强调：“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在《答尉迟生书》中，他提出：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
这说明韩愈重视古文写作中最根本的人文蕴涵，将人格修养与道德涵养视为文章写作的本体。这显然是从儒家的文学批评观生发而来的。
韩愈也继承了荀子、扬雄、刘勰以来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认为文道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合一的。文以载道，文以明经，因此，学习古文，根本目的就是由道及文。他明确提出：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韩愈为此号召他的弟子为文首先要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这些古文不但指圣人的经书，而且还包括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古文。韩愈在古文理论上宣传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点。他以道为古文创作的最高范畴，学道则必然及于古文，因为圣人是用文来载道。这一观点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见解。西汉扬雄的《法言》与齐梁时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都已经说过，但韩愈与他们相比，更突出了古文写作的现实性与创新性。因此，韩愈所主张的学古不是指模仿，而是指有所继承与创新，即“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有一定的创新，“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尽管韩愈十分注重原道、征圣、宗经，但他与扬雄、刘勰相比，始终将作家的现实人生放在写作的第一位上。这是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及中唐时代的特殊背景有关的。韩愈是一位文学家，往往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去立言倡论的。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他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这一段话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与司马迁“发愤著书”，以及六朝时钟嵘、刘勰等人的“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这样就突破了他的道统之说。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人的善鸣，同时也肯定杨、墨、老、庄等人的善鸣，这样，所谓古文，就不仅仅是传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写现实的工具。从韩愈散文的创作成就来看，他最好的文章不是宣讲道义的作品，而是对自己与周围那些坎坷不幸人物命运的写照与对黑暗现实的抨击。他十分强调“唯古于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在自己的古文写作中，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古人语言，这也是和他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分不开的。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韩愈认为，历史上作家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遭受不幸之后发愤而作的，而那些志满意得的王公贵族往往无暇为之。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中，这一观点是最有价值的。韩愈与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其系统的理论，辉煌的文学成就，上继先秦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古文理论与儒学思想，下开中唐以后的古文复兴思潮，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 柳宗元的古文理论
〇柳宗元的人生遭际与写作立场
〇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
〇柳宗元论“道”的实践品格
〇柳宗元的“文用”观
〇柳宗元“古今互动”的文论思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韩愈曾经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他“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新唐书》本传中说他“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可见柳宗元在发愤著书、不平则鸣方面与韩愈有着相似之处。
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与韩愈有所不同。他的名声与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及韩愈，但是由于在生活遭际上有其独特的一面，因此其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有着韩愈所不及的地方。
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与韩愈一样，有着中唐时期特定的人文氛围。这就是强调由道及文，将道作为文章写作，特别是古文创作的宗旨所在。他赞同韩愈所说的古文以道为标准的古文理论。柳宗元在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指出：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柳宗元在这里现身说法，从自己从小学习文章重文辞到成年后明道的经历，告诫那些沉溺写作的青年人勿要重蹈自己所走的弯路。在下面紧接着说：“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与韩愈一致，要求由文明道，回归道的本体。他在另一篇《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更是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柳宗元这些思想，不仅是适应中唐时代复兴儒学，加强道统的需要，而且有着从荀子到刘勰文学思想的脉络。中国古代文论所以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历史传统的延续性是分不开的，它往往体现为所谓复古运动。
柳宗元有着坚定的人生信仰，他将孔孟仁学与人格修养相结合。他还从文章的实用角度提出：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杨评事文集后序》）
柳宗元强调，写作文章是为了扬善抑恶，然而如果没有文采则无法打动人心，影响后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不仅蹈袭儒家的文道论，而且传承了魏晋至初唐文论家文质并茂、情采合一的审美观。结合他自己的古文创作宗旨与成就，可知其言不虚。柳宗元对于《国语》这样的古书，批评其文采美则美矣，但是诬而不实，因其文采好而更易蛊惑人心，“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为此他专门写了六十余篇的《非国语》加以驳难。从这里可以看出柳宗元文学思想受儒家的影响很深。
柳宗元对道的理解与运用，相对于韩愈来说，要宽容一些。韩愈严格遵守卫道的界限，对于佛老思想大加批评，禁止儒家思想与这些思想互渗。柳宗元则笃好佛学，在他遭受人生磨难的时候，佛老成为他藉以排遣痛苦与郁闷的精神支柱，因此，他自然不同于韩愈排斥佛老的立场。在创作古文时，柳宗元主张充分吸取各家思想，使道趋于开放与灵动。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倡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柳宗元提出，学习古人，著文明道，应是一个旁推交通、不拘一格的学习与充实的过程。明道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自我开放，善于汲取的过程。这一思想也明显地与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时所持的广采博集、唯务折衷的态度相似，超越了韩愈的文道观中仄陋的一面。
柳宗元以严肃的人生信仰与独有的人生遭际，融合成自己古文写作的精神信条，坚守自己的写作原则。他批评骈文的立场与韩愈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更强调文必己出，慎惧自持。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自己作文：
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柳宗元吸取了宗教信念中的戒惧心理，突出了写作中的责任意识与守中节律。韩愈强调文章“气盛言宜”，追求“怪怪奇奇”的文章风格，使气为文时遂不免趋于乖偏，而柳宗元则要求对文气进行滋养与提炼，倡导对文心的内省。从风格来说，柳宗元喜好冷峻沉深之美，不追求外露，与韩愈的“气盛言宜”不同。柳宗元还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为文须把握脉理，转辗趋明，不宜一泻如注：“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文章写作毕竟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与气的驰骋。六朝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养气》、《定势》中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柳宗元虽然没有刘勰那样深厚的文学理论方面的功底，但是他有着刘勰所不及的古文写作的实际能力与体会，故而他在文心的把握方面，自有其独到的一面。
“关键概念”
道统 不平则鸣 气盛言宜 明道辅时 导扬讽谕
“思考题”
1.韩愈古文理论对于古文写作的启示有哪些？
2.如何看待韩愈“道统说”与“气盛言宜说”之间的关系？
3.柳宗元古文理论的具体主张有哪些？
“参考书目”
（唐）韩愈撰，马其昶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唐）柳宗元撰，王国安笺释，柳宗元集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