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语文教员俞伦是本地人，是一位没有学历但却精于国学、佛学，能赋诗填词、风流倜傥的年轻教员。对他来说，当教员不是谋生，因为他根本不存在生计问题。上课时，坐黄包车来学校，在我们县大概他是唯一的人。
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名中医。在我们家乡一提起他，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能请得起他看病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他有专门的洋车夫，出诊费大概不会少。我当时很小，不关心此事，只知道他的大名。我们城里只有一位西医，开了一家诊所，看西医的人不多，大家仍然是相信中医。西药太贵，不用说盘尼西林，连磺胺都是宝贝。我记得有一年我父亲的脚趾长了个疮，发炎，请西医看，服的就是磺胺片，似乎这是救命药，很贵很贵。新中国成立前，西医在我家乡不可能有发展。两家樟树人在鄱阳开的中药铺，都是大商号。西药店，没有。
俞老师的父亲，这位名中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被枪决了，当时，我已上大学，不知道罪名是什么。听说是恶霸，是挑动两姓械斗的黑手。在旧社会农村，争水、争地或其他任何一件事都能引发两姓村民的械斗，而械斗必然出人命。他是名医、乡绅，这种事也可能沾上点什么，至于是不是罪该至死，很难说。如果念及他的医术，也可不死，不过械斗中死过人的一姓，大概不会放过他。
他的儿子，就是我这位语文教员教我时，是家势正旺之际，是《红楼梦》的前几十回，只要看看我这位老师到学校来是坐黄包车，就知这个架势。他是以教书为乐而不是为糊口的人。他的中文水平确实好，非现在一般语文教员可比，尽管他不是哪个大学中文系毕业，可家学渊源，再加上家里有钱，自己有闲有爱好，不必为生活操心，读点古书，吟诗作赋，很容易造就一位风流倜傥、恃才傲物的公子哥儿式的书生。
旧课本基本上是古文和诗词，他讲得明白易懂、生动有趣。初二时，有次他讲荀子的《劝学篇》，他还没开讲，我把“荀子”读为“苟子”，他说不是“狗子”是“猫子”，满堂哄笑。
俞老师走过一段华盖运。新中国成立后三天，正风中学的校长胡溥清因为自己是国大代表，又是地方士绅，还在省政府任过什么职务，害怕自己前景不妙，于是想逃走。当时南昌还没有解放，他是先坐一条小船到鄱阳湖一个地方，然后不知用什么办法逃到南昌，到南昌后去了广州，再到台湾，据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老死台湾，没有回来过。我这位语文教员是送他到鄱阳湖上船逃走的人。是出于义气，还是出于同事的情谊，我不清楚，总之他干了这件事，由此引来牢狱之灾。他被捕后，送到鄱阳珠湖农场劳改。这次劳改改变了他的命运。
劳改对我这位老师来说是个生死关。他原本是个养尊处优、不知穷困为何物的公子哥儿，终日劳动，肯定经不起几下折腾。幸运的是，有次在劳改农场劳动时，劈面看见个女子，仿佛是比我低一班的女学生，她是管理劳改的干部家属，自己也是干部，她望了他一眼，彼此没有说任何话。几天以后，他被调到农场医务院当医生，为劳改犯看病，这一下轻松多了。何况他有家传，父亲是名医，自己也粗通医学，虽然不及父亲，在农场当个医生蛮够格。经过几年，自己医道有了进步，期满释放回到镇上重操旧业，慢慢成为县里的名医，在一家很大的中药店当坐堂医生。他当过语文教员，通诗词，懂佛学，当过鄱阳诗词学会的会长并主编《鄱阳诗刊》。他多次来北京，我们在京的学生看望过他，畅谈终日，很多事都是他告诉我们的。我曾写过一首诗《呈俞师》向他请教，也是表达老学生的师生之情；
词章白石国手医，文苑杏林两相宜。
莫谓小城无俊秀，师传原不让昌黎。
这首诗曾登载在他主编的《鄱阳诗刊》上，老师很高兴，说我们师生是在相互吹捧。你自诩为“小城俊秀”，封我为“鄱阳韩愈”。他晚年活得很舒心，当了政协委员、诗刊主编，成了地方名人。前几年春节，我打电话向他拜年，他说自己近来身体不太好。不久就谢世了，年近九十，算是高寿。他一生经历坎坷，总算最终有个好结果。